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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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庚先生一心要把集美这个著名的学村建设成为美丽的适合于学习的文化区和风景区。解放前先后建立的电灯厂、自来水厂、科学馆、图书馆、医院等，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支持下，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还新建了福南大会堂和自来水池、自来水塔等。一九五○年，他在集美半岛南端一大片海滩上筑堤围垦，建成三个毗连的海水淡水鱼池，池边盖了各式各样的民族形式的凉亭。每年端午节，就在池中举行龙舟竞赛，平时则作为同学课余划船游览的场所。又在东南海滨开辟游泳池两个。东海滨原有鳌头小岛，建有“集美解放纪念碑”，嘉庚先生又把这里建成别具一格的“鳌园”，内有数百幅内容丰富多彩的精致的石刻浮雕。经过这些精心的规划建筑，集美学村出现了一幅如童话中仙境般美妙的图画。
陈嘉庚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所创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遍布在祖国各个角落，以至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新马等地。嘉庚先生的家乡集美镇，从古老荒僻的小渔村，变成了令人神往的教育胜地。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生，蜚声各界而有显著成就的，也已指不胜屈。就以水产航海学校来说，多少年来，中国的大江、大河上以及远洋各种船舶的高级技术人材和管理人材，几乎大半是在这里培育的。至于今天已成为全国重点大学之一的厦门大学，近六十年来更孕育出了无数高级学术人才。举世闻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就是厦大数学系解放后第一届毕业生。今天，耸立厦集海疆的一座座巍峨黉舍，在这里亲沾过教泽的一批批芬芳桃李，不仅是陈嘉庚先生办学精神结出的累累硕果，也是陈嘉庚先生办学业绩最好的历史见证。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途中，让陈嘉庚先生的办学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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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世英：暨南大学杂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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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学堂和国立暨南学校
清季末叶，全国人民厌恶腐朽的科举制度，开办新学之风甚炽。一九○五年两广总督端方赴欧洲考查教育并宣慰南洋侨胞归来，爰于一九○六年六月十五日创办（筹备）新式学堂，并以“声暨南教”之义，命名为暨南学堂，堂址设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一九○七年春，学堂筹备就绪正式开学，由温秉忠任总理，郑洪年任堂长——当时又叫做庶务长，学生仅印尼归侨林思温等三十人。学堂开办伊始，只设立中学部和小学部，其性质类似今天所设的华侨补习学校。一九○九年杨熙昌接任堂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停办。一九一七年由黄炎培筹备复办，一九一八年改称国立暨南学校，由赵正平任校长，设中学部和师范科（中专性质），从此该校已由补习学校性质过渡到正式培养归侨子弟的学校了。一九一九年中学部（旧部四年毕业）在三年级以上分为文科和理科。一九二○年柯承懋接任校长。一九二一年赵正平复任，是年夏增设商科大学——又称国立暨南商科大学，并迁至上海，与当年的国立东南大学合办上海商科大学，校址设在当时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租用）。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又增设女子中学部，原与东南大学合办的上海商科大学也于是年分立，自设商科大学于真茹，由潘序伦任商科大学主任，并仍附设高中部——普通科、商科、师范科和初中部。一九二三年秋，真茹新校舍落成。一九二四年江浙内战，商科大学三、四年级停办，南京部分一并迁至上海真茹。一九二五年春，商科大学复办，并由教育专家姜琦（伯韩）接任校长，当时仍称国立暨南学校。
暨南大学的成长
一九二六年（即民国十五年），由广州兴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平定了上海、南京之后，到一九二七年秋，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立时，当时在上海真茹的国立暨南学校便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把原有的商科大学改组为商学院，并加办文学院和理学院。一九二八年又继续加办教育学院和法学院，仍附设中学部，其中高中部设普通科、商科、师范科和农科，初中部则不分科，当时由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命郑洪年为校长，直至一九三四年（即民国二十三年）郑才辞职并赴南洋考察教育，遗缺由教育部原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代理校长职务。一九三五年夏才正式由何炳松接任校长。直至上海沦陷后，于一九四一年迁校至福建省建阳。抗日战争胜利复员后，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再迁回上海，迨六月间由李寿雍接任校长。解放后，暨南大学曾一度停办，把相应的院系并入复旦大学。一九五八年，复于广州市恢复办理暨南大学，一九六六年夏起，在十年浩劫中停办了多年。一九七八年秋季； 暨南大学才获得新生。
全盛时期的暨南大学
从一九二七年秋至上海沦陷前夕，可说是暨南大学的全盛时期。因为在这十多年中，不论在教学研究、校园建设、华侨教育事业、体育运动等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兹分述如下：
（1）增设院系和扩充校舍建筑设备
一九二七年秋国立暨南学校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以后，除了把原有商科大学改为商学院外，先后增设了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和法学院，从此，全校共设五个学院，各个学院所设学系和专业也很齐全。如商学院，计有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工商管理学系、铁道管理学系和普通商业学系，并在银行学系下设置“国立暨南大学学校银行”，以供银行学系学生实习之用（主要办理小额储蓄存款业务）；法学院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和社会学系。此外还设置了一些较特殊的专业，叫做外交领事专修科，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专业，实开当时各大学设置这种专业的先河。文学院有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以英语为主）、历史学系；理学院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理学系；教育学院有教育学系（并附设师资专修科）、心理学系等。
在校舍建筑设备方面，除原有办公大楼、教学大楼和四大座学生宿舍、学生膳堂、运动场所之外，逐年加建了科学馆大楼、大礼堂，取“任重志远”之义，命名为致远堂，学生宿舍（其中有一座女生宿舍）莲韬馆——总办公厅所在地等建筑物。同时扩充田径运动场（兼作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地，又修建游泳池和教职员家属宿舍——暨南新村，附属小学、幼儿园等校舍课室设备。
各个学院的教学设备、实验室等也粗具规模，如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标本室和生物实验室、地理图表仪器室等，都有成套设备，供学生实验研究之用。当时的国立暨南大学，被誉称为华侨最高学府。
（2）设立南洋（后改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国立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最高学府，除了招收归国华侨学生就学和重视海外华侨教育事业外，也注意到研究南洋、美洲华侨问题，因此在大学直属下设置了一所专门的研究机构，命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当时罗致了南洋华侨问题专家刘士木、李长傅、张相时、温雄飞等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并以刘士木为主任，研究内容为南洋、美洲华侨居留地的文化教育问题，并介绍各该侨居地的历史、地理——尤其是着重在商业经济方面和工商实业的实况。该部当时主编有《南洋研究》季刊，并编印《南洋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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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世英：暨南大学杂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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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开过南洋华侨教育会议
国立暨南大学于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间曾召开过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会议地点就在大学校园内，出席者除当年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和大学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英属马来亚、北婆罗洲，法属安南（今越南、老挝、柬埔寨）及菲律宾、暹罗（今泰国）等地的文化教育界华侨知名人士、中学校长、小学校长代表等；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也分别派员参加。会议中主要研究华侨中、小学教育制度，教材、教学方法等有关华侨教育的问题。
（4）出版《国立暨南大学学报》并鼓励学生组织学术研究团体进行学术研究
国立暨南大学曾出版过《国立暨南大学学报》年刊，作为全校性的师生学术研究刊物，同时并鼓励学生组织各种有关学术性的学会，进行学术研究，当年计有菲律宾华侨学生会主编的《菲律宾研究》刊物，《会计学报》则由会计学会出版，《经济汇报》则由经济研究会主版，这些刊物刊载在校学生作出的学术研究论文、调查报告分析和翻译外国有关学术资料，印刷费除招登工商企业广告挹注之外，不足之数均由学校补助。
（5）培养华侨学生体育锻炼的良好风气
国立暨南大学华侨学生对体育锻炼向很重视，校园内的田径运动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遍布各处，每周从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下午第七、八节课时间，以及星期日上、下午，都有华侨学生在知名的体育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紧张的体育锻炼，在技术方面茁壮成长，其中足球、篮球、田径等项运动，成绩尤为卓著，饮誉于国内外，并为中国国家代表队输送了不少体育健将（另详）。
（6）组织华侨学生参加“孙总理奉安典礼”
—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由北平碧云寺迁移至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安葬时，南京国民党政府特派郑洪年为“孙总理奉安特使”，郑氏当时便组织了国立暨南大学一部分华侨学生参加“孙总理奉安典礼”。
同学遍于海内外
暨南大学的学生毕业后都分赴海内外参加工作，在不同时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现在分述如次：
国立暨南大学同学在海外 暨南大学的学生大多数是归国华侨青年，毕业后回到各该侨居地就业者不在少数，他们大都是致力华侨工商企业、文化教育事业、新闻事业和华侨中、小学教育事业，对各该侨居地的工商企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有的已在侨居地加入了该国的国籍，参加该国各级政府，成为领导阶层人物或为工商业巨子，华侨中、小学校校长和大学教授等，如马来西亚的周国钧、林金沙，印度尼西亚的温敬松、黄镇邦等皆为各该地的知名侨领，有些同学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担任教授，其中傅文楷还兼任该大学的商学院院长，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张纪歆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在国立暨南大学毕业的，在美国的美籍华裔黄开禄教授，加拿大的加籍华裔黄逸尘总工程师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暨南大学毕业（或肄业）同学。他们在各该国家皆甚孚盛誉，黄开禄、黄逸尘两位同学还多次回来祖国观光和讲学。
国立暨南大学同学在祖国 暨南大学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归国华侨学生，但也招收部分国内学生——其中以归侨、侨眷的子弟为主，这些学生毕业后，除了大部分回到各自的原侨居地参加当地工作外，也有一部分居留祖国参加各项工作。全国解放后，这些同学有的担任侨务、文化教育、体育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