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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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颂
八个年头!那么艰苦,又那么香甜,
在南天,壮丽群山翠湖边,
双层破床,雨漏点灯读书;
师生情谊犹如一泓清泉。
在茶馆里谈心,红了耳朵争论,
追求民主真理,有个共同的信念。
狂炸中仍然弦歌不绝——
联大啊!早已开花结果,在海角天边。
我多么怀念在西南联大学习那三年珍贵的时间!我多么怀念那许多敬爱的老师们!我多么怀念那许多年轻有为、相亲共进的同学们!在南岳山中,在蒙自湖畔,在滇池边上,在昆明城中,翠湖的堤岸上……我们度过的日日夜夜是值得留恋,永远缅怀的!冯至先生在他的《昆明往事》这篇回忆散文里一开头就这么写着:
…
赵瑞蕻:纪念西南联大60周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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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冯至先生一九三八年底到了昆明,正是日寇凶焰越来越烧入内地,武汉失守,广州沦陷,长沙大火以后不久的时候,那时他三十三岁。他在联大边教德文,边研究歌德和杜甫,为他以后的专著作了最充分的准备。艰苦生活和轰炸没有打断他的追求精神,贡献他自己一份力量;他开始创作十四行诗,为现代新诗打开了一条哲理沉思的道路。冯先生指出西南联大“绝大多数教职员都是安贫守贱,辛辛苦苦地从事本位工作”。是啊,安贫守贱,再加上乐道——这个“道”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勇于探索,敢于批判,“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既有中华情结,又抱世界胸怀,或者正如吴宓先生所一再强调的“Plainlivingandhighthinking”(生活朴素,思想高超。原句是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的名言),这也都是西南联大的精神。
总之,“联大所以能培养出众多人才,与联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学风和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校史》第六十九页)。
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在昆明,因为昆明有西南联大。
团结,宽容,互相促进,坚持独立自主精神,追求真理,要求民主自由;愤怒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贪污腐败和法西斯暴行——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不是日寇炸弹所能摧毁的,也不是任何反动腐朽的势力所能消灭的。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所走过的道路及其后来的命运令人感慨不已,值得后人深入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写出一本专著大书,以启示未来热心的人们。
我相信卢梭的一句话——Letempspeutleverbiendesvoiles(时间会揭开重重帷幕,也可以说“发历史未发之覆”)。
最后,引王力先生《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首“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语)的协奏曲:
卢沟变后始南迁,
三校联肩共八年。
饮水曲肱成学业,
盖茅筑室作经筵。
熊熊火炬穷阴夜,
耿耿银河欲曙天。
此是光辉史一页,
应叫青史有专篇。
一九九八年春三月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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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北洋大学回忆片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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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洋大学读书的时间不长,但对它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回忆六十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北洋大学是正式的名称,天津市民习惯叫它“西沽大学堂”。西沽桃花堤,风景宜人,是天津八景之一。沿着曲折的北运河堤岸,春日的桃红柳绿,吸引了多少游人。校门巍峨的钟楼和那金光闪闪的几个大字,每次看到都使我停足注目不已。
走进校门,路两旁高耸成行的白杨树,哗哗作响,使人心情愉悦;悠扬的钟声引导着我们的学习和工作。这种优美、恬静的学习环境,我在国外也很少见过。在这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青年时期。
一个志愿 考进北洋
我是山东菏泽人。菏泽是曹州府首县,位于黄河南岸不远的地方。菏泽城外有护城堤,这是因黄河经常决口泛滥而筑的。老人们说,曹州是历来黄河经常泛流的地区,近年不还时常听到黄水涨发的警报吗?清朝咸丰年间改道的大灾难,是他们亲身经历的。我每每站在堤顶向远处瞭望,默想着,思考着,这条哺育中华民族的黄河,怎么又会带来这样大的灾难呢?能不能治理呢?这种原始的、模糊的念头不断在头脑中酝酿着。中学快毕业了,学什么呢?我决定走建设祖国,改造自然的道路。
家乡有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人,我向他们述说了我的想法,并问他应该考哪个系?他说:“土木。”我又问:“在全国大学中,哪个大学最好?”回答是迅速和准确的:“最好的是天津的北洋大学!”后来我又问了好几个人,大家竟一致推荐去北洋。我暗暗下了决心,好!我一定考北洋。就这样,在我中学毕业后,第一个志愿就是考北洋大学,根本没有第二志愿。那时北洋在天津招生,同时也在北京招生,为了达到一定要上北洋念书的目的,我不但在北京报了名,也在天津报了名。结果我幸运地考上了!当时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虽然我在中学时学过三四年英文,成绩不错,但进入北洋后,仍然感到困难。这个学校要求很严格,教员很多是外国人,英文、德文、物理、化学等课程全用外语讲授,听起课来很吃力。两门功课不及格就降班,制度掌握的非常严格,毫不通融,所以同学的脑子中,总是考虑着降班这件事。可以说“严格”是北洋的一个特点。
教师中有些“有名气”的人兼课。一般说,教学水平也不一定很高。北洋的毕业生所以能有点真才实学,恐怕和这种严格要求是有关系的。北洋的同学平时很少到校外去活动,顶多偶尔到东北城角大胡同等处转转,大部分同学也就是晚饭后到校旁的桃花堤上走走,一听到钟声(七点钟),便急急忙忙赶回去,不敢稍加停留。在北洋上学,头一年降班的相当多。正因为要求严格,所以基本学科的基础打得比较牢固,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北洋当时与别的学校不同,它接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由于教员很多是美国人,所以不是间接影响,而是直接影响,把美国大学教育的一套搬了过来。不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是美国教材,课外还介绍了不少欧美科技发展情况,使学生的思想开阔,扩展了知识面。
五四运动后全体学生被开除
我是一九一八年考入北洋的,听说根据蔡元培的意见,将北洋的法科转入北京大学,同时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一九一八年北大最后一批工科学生转入北洋。北大从那时起就没有工科了。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起来了。广大同学卷入了爱国的热潮中。天津学生受到北京的感染,基于爱国热情,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和当年在天津读书的周总理、邓大姐有密切关系。我个人觉得,天津掀起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不是偶然的。拿我来说,我本来是个只知死读书的人,一心只想学点本事,建设国家,算不上个革命青年。可是当运动一起来,我却被时代的浪潮卷了进去,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参加了游行和其他活动。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白天出去游行,晚上在化学教室——那是个梯级教室开会。我当时不是活跃分子,只是个一般的参加者,总是坐在后排。在开会时,我时常看到有两个男青年走进来,坐在最前排靠门口的座位上,没等开完会,就先走了。我曾问过那两个人是谁?同学告诉我“南开的”。这印
象非常深刻,我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北洋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
一九一九年的暑假后,运动还在继续。赵天麟校长辞职,由冯熙运继任。这时学校挂牌,将学生全体开除,如有愿意回校继续读书者,要递“悔过书”。我虽然很愿意读书,对北洋大学的感情又很深很浓,但五四运动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是正义的行动,而学校当局对之则采取这样的敌对态度,十分气忿,参加运动没有“过”,为什么要递“悔过书”?我毫不犹豫地吐出了一个字:“走!”下一个问题,便是转向何方。虽然想到五四策源地——北京去,但还有待联系。适在这时,北大的中学同学传来了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北大当局表示,“北洋来多少,北大收多少”。于是我就转到北大物理系。除了在马神庙理科活动以外,我还常到“红楼”文科旁听。那时旁听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有的教室站满了人。不过,我在北大只学习了一年多,得到山东省的留学生补助费,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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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含英:北洋大学回忆片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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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外地当了校长
一九四七年,我在南京,忽见报上登出教育部发表我为北洋大学校长的消息。事情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因事先我一点都不知道,既没有人向我通个信息,也没有人来征求过意见。那时只见报载,未见任命,不便有所表示,但看事情发展。谁想任命很快正式发表,我就到教育部去询问究竟。原来,一九四六年春,教育部令准北洋大学复校,聘王宠惠、王正廷、陈立夫、李石曾、凌鸿勋、茅以升等为北洋大学筹备委员,并于五月间任命茅以升为校长。八月,因茅以升不能就职遂命教务长金问洙兼代校长。不久,金问洙辞职,教育部聘训导长钟世铭为代理校长。一九四六年冬,南京教育部虽任命刘仙洲重任校长,但他坚辞不就。堂堂北洋大学的校长一职,竟形成长期代理,全体同学遂派出代表赴京请愿,要求迅速派出正式校长。当时教育部长是朱家骅,他对我说:“学校要人,没办法。”学生代表则向我诉说北洋大学在抗战期间辗转流离的景况,并愤慨地说偌大的国内知名学府,胜利后已快两年了,竟不派正式校长,形成无人治理现象。这时天津亦有电报催促。睹此情景,深觉虽无能力,但有责任,承担下来努力干,我便二话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