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对抗〔美〕诺尔曼布朗-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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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物种的动物堪与之匹敌。正因为如此，人的性生活便有着内在的冲突而其他动物则没有。在人身上，幼儿性欲始终受到压抑，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压抑（以及随之而来的神经症）
遂使人不同于其他动物。
由于人的奇特的幼儿期使人对幼儿性欲模式怀有终生的忠诚（即固置作用）
，其结果便使生殖器结合成为一种“专制独裁”。
这样，弗洛伊德的幼儿性欲理论便成了他的神经症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才把这一概念放在与压抑概念和无意识概念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并说，精神分析学能否站得住脚，就取决于“性功能”这一概念的广泛含义不同于“生殖器功能”这一概念的狭窄含义。
［１０］我们不拟在这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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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性欲这一概念在对那些其神经症已达到不能照常生活的人进行精神病治疗时所具有的价值，这里更重要的是：幼儿性欲这一概念，为理解人类普遍存在的神经症，为理解人的终极天性和终极命运，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弗洛伊德的幼儿性欲理论中，包含着对生殖器功能的批判和对以生殖器性交——“自由的爱”与性高潮——作为性欲问题之解决方案的含蓄拒斥。这不仅是对戴。赫。劳伦斯（ＤＨＬａｗ－ｒｅｎｃｅ）的含蓄批评，同时也是对弗洛伊德本A人的那些肤浅的追随者们的含蓄批评，甚至是对某些杰出的追随者如亚伯拉罕（Ａｂｒａ－ｈａｍ）
、赖希（Ｒｅｉｃｈ）
、芬尼切尔（Ｆｅｎｉｃｈｅｌ）——他们曾将“生殖器特性”理想化为摆脱人类神经症的出路所在——的含蓄批评。
芬尼切尔曾说：“经由生殖器的性高潮而获得充分满足的能力，使性欲的生理调节成为可能，并因而释放了蓄积起来的本能能量，结束了其对个人行为所产生的不幸影响。”
［１］这种在生殖器中寻找解决世界性问题之方案的做法，已经使精神分析学蒙受了太多的耻辱，人从历史和从个人经验中都拥有比这更好的知识。分布在精神分析道路两旁的陷阱是多么危险，可以从威廉。赖希的悲惨生涯中一目了然。作为一个对精神分析的社会学意义有敏锐洞见的人，他不慎在幼儿性欲理论上失足，最终把性高潮赞颂为解决所有社会疾患和肉体疾患的万用良方。
弗洛伊德在生殖器行为中看到了冲突——在他的早期理论中，这种冲突是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在他的后期理论中，这种冲突是爱欲与死亡本能的冲突。他在性行为中区分了前快感（ｆｏｒ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和后快感（ｅｎｄ－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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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快感是事前准备性的对身体所有部位的抚玩，它表明了幼儿性欲这种纯粹多形态的变态抚玩是多么持久永恒。后快感则存在于性高潮中，它纯粹是生殖器的和后青春期的（ｐｏｓｔ－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性行为中前快感之从属于后快感乃是一种妥协，在这种妥协中隐藏着我们心中永恒的童年欲望①与现实原则的冲突：我们心中永恒的童年欲望追求纯粹多形态的游戏，而现实原则则把生殖器结合强加给我们。教父的说法ｐｏｓｔｃｏｉｔｕｍｏｍｎｅａｎｉｍａｌｔｒｉｓｔｅ（拉丁语：一切动物结合后都是忧愁的。——译注）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对人这种动物来说却是正确的。甚至在性行为中，我们心中永恒的童年欲望也由于生殖器结合的独裁暴政而受到挫折，因此人们才试图在某些神秘主义实践中推翻生殖器结合的统治。
正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神秘主义能够“把握到自我和本我中较深的层面，而这些层面平时是难以抵达的”。
［１２］异端的基督教教派亚当派②便试图在这种生活中重新获得亚当堕落之前的无罪状态。他们实行ｃｏｉｔｕｓ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ｕｓ即没有高潮的性交，也即纯粹的前快感。
［１３］李约瑟（Ｎｅｄｈａｍ）如果懂得精神分析学，他就不会因为在道教神秘主义中“ｃｏｉｔｕｓｒｅｓｅｒｖａB①原文是ｔｈｅｉｍｏｒｔａｌｃｈｉｌｄｉｎｕｓ，这里姑且译为：我们心中永恒的童年欲望。 ——译 注②亚当派（Ａｄａｍｉｔｅｓ）
：早期基督教教派，２世纪出现于北非。主张恢复亚当犯罪前的无罪状态，举行礼拜时完全裸体；认为为了不使原罪遗传下去应取消婚姻。
１３世纪有奥地利、荷兰，１５世纪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出现的类似教派。有时也被称为亚当派。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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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ｓ竟被认为对心理健康具有如此高的价值“
［１４］而感到十分惊奇。
对弗洛伊德来说，不仅正常成人的性欲，而且我们全部受压抑的潜在的终极本质，其线索都隐藏在幼儿性欲之中。
但这一说法并不能被我们坦然接受。无知与恐惧作为压抑的必然结果，与那种认为我们全是灵魂而无肉体的高贵幻想相结合，便造成了每当我们认真考虑性欲这一话题的时候，我们便总是以这种或那种理智的方式予以逃避的局面。如果说我们毕竟还有某种不同的态度使我们能对这一话题保持开放的心胸，那么某些特殊的细节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于是我们便不能不以厌恶或取笑的态度来回避这一问题。当我们听别人说，幼儿性欲是一种多形态的性反常时，我们很可能根本就不愿意听。尽管弗洛伊德强调多形态的性反常是我们最深层的欲望模式，但我们却不可能认真考虑他的这一说法。
但如果我们要想摆脱由“反常”
这种说法所引起的偏见，如果我们试图客观地分析幼儿性欲究竟本质上是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就必须重新回到关于幼儿性欲的定义上来。幼儿性欲是对快感的追求，这种快感是经由人体任何器官的活动而获得的。在这样的定义下，我们的所有欲望，我们存在的终极本质，便不过是通过人体的活跃的生命活动所获得的愉快。
如果我们再审视一下幼儿性欲中种种“反常”成分的特殊性质，我们便能更清楚地看出这正是弗洛伊德的意思。这些“反常”成分包括来自触觉、视觉和肌肉活动的快感，甚至包括对痛苦的渴望［１５］。因此，当弗洛伊德在其后期著作中增加了“生命本能”这一术语作为同义词来指称他在其他场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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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性本能”
、“爱欲”
、“里比多”的那些东西时，他的观点是前后一贯、始终不变的。弗洛伊德对人的终极本质的看法，与威廉。布莱克（ＷｉｌｉａｍＢｌａｋｅ）的看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布莱克曾说：“能量便是唯一的生命，能量来自肉体……
能量是永恒的欢乐。“
［１６］就像在压抑理论和无意识理论上一样，在里比多理论上，弗洛伊德也并没有发明出什么新奇的东西，而更多地是以理性的科学的方式把握住了某些直觉，这些直觉在现代思想史和浪漫主义时代曾一直缠绕着诗人和哲学家的想象力。
弗洛伊德和布莱克是在断言：我们存在的终极本质在无意识中始终是秘密地忠实于快乐原则的。这种说法无异于对我们西方道德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心理假设提出质疑。两千年来，一种体系化制度化的努力一直在把人变成一种苦行禁欲的动物。
然而人却始终是寻求快乐的动物。
父母的管教约束、宗教对肉体快感的恫吓、哲学对理智生活的推崇，所有这一切仅仅在表面上使人变得驯顺；而在暗地里，在无意识中，人始终是不相信这一套的（正因为如此，人才变成了神经症动物）。
人始终不相信这一套是因为他在童年时代尝过生命之树上的果实，他知道它的美好滋味，他永远忘不了它的美好滋味。
弗洛伊德同时也是在断言：尽管两千年来的教育一直要人们相信人本质上是一颗灵魂，它追求囚禁在肉体中的神秘而偶然的理性，但实际上，人却始终无可救药地冥顽不灵，并且始终暗自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肉体。我们受到压抑的欲望并非空洞地追求欢乐，而是具体地追求我们的肉体生命在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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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实现时所产生的欢乐。在弗洛伊德认为至关重要的童年早期阶段，儿童还不能区分其灵魂与肉体。
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他们自己便是自己的理想。
［１７］儿童同样也不能区分自己身体的哪一部位具有更高级的功能或更低级的功能——而这种区分对于文化，对于现实原则，对于生活中的严肃事业却是基本的。儿童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获得羞耻感——而根据圣经故事，正是这种羞耻感把人类逐出了乐园，假若他要重新回到乐园，他便需要放弃这种羞耻感。
［１８］神经症症状，以及这些症状之固着于种种变态行为和下流行为，显示出我们存在的无意识本质拒绝接受肉体与精神的二元论哲学。
这样，弗洛伊德关于幼儿性欲的学说，如果给以正确的理解，便本质上是对儿童时代的天真无邪这一宗教主题和诗歌主题的一种科学改造和科学陈述。弗洛伊德当然既不主张回到这种天真无邪的状态，也不认为这种返回是做得到的事情。他不过是说，童年时代始终是人的不可摧毁的向往。他的悲观主义最终便建立在无法知道这种向往如何能与人的另一种同样深刻的追求——对文化和文化进步的追求——相调和之上。就此而言，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弗洛伊德是以绝对的严肃态度采纳了耶稣的这一说法：“除非你变成幼小的孩童，你便不可能有希望进入天国。”
作为一种宗教理想，儿童时代的天真无邪业已起而抵抗理性神学传统的同化。圣弗兰西斯（ＳｔＦｒａｎｃｉｓ）
和雅可布。波墨（Ｊａｃｏｂ
Ｂｏｅｈｍｅ）
这样的神秘A主义者和异端分子曾使基督的这一理想成为他们自己的理想。布莱克和里尔克这样的诗人曾确证过这一理想的世俗有效性。卢梭曾试图以哲学的理性的术语来把握这一理想。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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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德则把它表述为科学心理学的不可缺少的基本公理。
这一童年概念使弗洛伊德能够把握住人类活动的基本形式——这是具有世界范围的活动形式，它超越了听命于现实原则的经济活动和生存斗争。儿童一方面追求快乐，另一方面则十分活跃；他们的快乐即寓于人体的活跃的生命之中。
那么，这种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从人生严肃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现实原则中解放出来的活动模式究竟是什么呢？
答案是：童年时代的游戏。
［１９］
弗洛伊德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传统上习惯地被认为是儿童游戏的那些活动，他同时也对他坚持认为是性行为和性反常行为的那些儿童活动（吸大拇指是其原型）进行了结构上的分析。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在早期阶段，儿童不可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