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中文版)1-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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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西欧的制度及经历与欧亚其他地区如中国作一比较，就能得出这样一些结论：首先，古典时期，西欧并不象中国那么富饶。适应农作物生长的夏季几个月里，季风给东亚大部分地区带来了充足的雨水；而在欧洲，雨水多半集中在草木不生的冬季几个月里。由于这一原因，加上纬度较低的地区能获得较多的太阳热，因此，东亚具有较长较集中的耕作期，许多地方一年二熟。而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米，比起西方种植的小麦、黑麦和其他粮食作物，每英亩产量要高得多。据估计，单位面积里生产的稻米所含的热值，是小麦所含热值的五倍。结果，中国的生产率大大高于西方，中国的人口，自农业出现至今，也相应地比西方稠密。生产率及人口上的优势，转而又使能中国更好地维持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更有力地抗击蛮族侵略者，必要时，还能同化他们。
其次，西方缺乏可与中国相媲美的文字系统，也没有中国的科举制度。这种文字系统提供了文化上持久的同一性，而这一科举制度使中国的行政提高了效率，增强了稳定性。最后，罗马帝国边境上的敌人更难对付。由于地处入侵路线的最西端，欧洲几乎在各游牧民族的每次进攻中首当其冲。此外，罗马帝国邻近的日耳曼人，比中国西北边境上的游牧民族人数更多，而且，与帝国相邻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也比中国的蛮族近邻更为先进，军事威胁更大，更长久。因此，这些侵略在西方拖延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持续的时间。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北方曾一度面临畜牧业取代农业，阿尔泰话语言代替汉语的危险。隋朝重新统一中国，恢复了正常秩序，才使这一危险化为乌有。但在西方，侵略活动连绵不断，阿瓦尔人摧毁了查士丁尼和克洛维建立的功绩；穆斯林、马扎尔人和维金人推翻了查理曼帝国。因而，西方出现了独特的结局——帝国结构及其古典文明无可挽回地消亡了。
这一结果意义十分重大，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规模的消亡为早应发生的技术革命扫清了道路。一位历史学家最近对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了如下结论：“总而言之，侵略给盛极之后停滞不前，似乎注定消亡的文化以致命的打击。这使我们联想起当今世界残酷的轰炸，它摧毁了摇摇欲坠的古老建筑，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重新建起更为现代化的城市。”这里所说的“文化”，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并无差异。因为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只是它们能设法从这些侵略中幸存下来，得庆重生。但是，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却能获得新生，出现一个崭新的开端。
回顾历史，这一崭新开端的重要性便十分明显。古代时期，中东曾是创始力的中心，几千年中，许多主要发明由此传播出去。到了古典时期，大部分发明创造出自欧洲、印度和中国，中东却远远落在后面。其原因恰恰因为中东的古代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侵略中得以幸存下来，边缘地区的古代文明却被毁灭，从而为新的开端——新的古典文明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古典文明向中世纪文明的过渡也是如此。但这一次，所有地区的文明都幸存下来，唯有西方例外。因此，只有西方能毫无束缚地朝新的方向奋进，在中世纪发展起新的技术、新的制度、新的观念，简言之，新的文明。到了近代，这种新的文明，如早期农业文明必然战胜部落文化—样，远远胜过欧亚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停滞不前”的文明，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第四编 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500…1500年
同古典时期一样，中世纪时期也是以各种侵略——前者是以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及中国周朝人的侵略，后者是以日耳曼人、匈奴人和突厥人的侵略——拉开序幕的。然而，与古典时期不同，中古时期的各个世纪，都是以相似的、连绵不断的侵略宣告结束的；这些侵略实际上波及欧亚各地区。7世纪初，伊斯兰教武士的侵略，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发源地整个中东地区，而且最终占领了北非、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印度、东南亚以及中亚大部分地区。突厥人和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更为广阔，1000年至1500年的5O0年中，他们占领了自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欧亚大陆大半陆地。
这些巨大的征服，尽管来势凶猛，规模宏大，却并不象前多里安人、雅利安人和中国周朝人的侵略那样，毁灭了欧亚大部分地区的文明。到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地区的文明已根深蒂固，很难根除，因而各地的传统文明得以幸存。例如，在中国，汉族的明朝取代了蒙古族的元朝，整个国家又完全回到老路上来。在庞大的穆斯林世界里，土生土长的希腊…罗马人、伊朗人、闪米特人以及埃及人的各自传统，非但未被湮灭，反而溶汇成一种综合的伊斯兰教文明。同样，东罗马帝国又以拜占廷帝国的名称继续生存了整整1000年。因此，直至近代，其居民仍称自己为“罗马人”。
如前章所述，在这一般格局中，西方是个例外。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曾盛行一时的古典文明被连根拔起。因此，唯独西方为新文明的形成彻底扫清了道路；这一新文明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传统文明完全不同，沿着崭新的道路自由发展。
正是西方的这一独特性，使西方能发展经济力量，推动技术进步，产生向海外扩张、控制世界诸海路的社会动力。这一重大发展宣告了中世纪历史的结束。但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与古代时期和古典时期不同，不是以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陆上侵略为结束，而是以西方的海上冒险宣告终止的。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活动，标志着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标志着世界历史由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罗马时期和汉朝以后所出现的一切，使人感到西方和东亚之间的相互影响极为复杂。它包括了沿许多路线进行的多种项目的双向交流；其交流量随时期的不同而变化。……尽管交流十分困难，但至少东半球的人类已长期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要承认的更加统一的交流的王国之中。
小林恩·瓦特
第十二章 欧亚大陆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
正如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把古典时期和古代时期区分开来一样，如今，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又把中世纪和古典时期区分开来。过去，技术的改进，尤其是铁器的大规模生产及其对生活各方面的多种影响，促成了早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见第七章）。现在，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造船业和航海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成熟的欧亚大陆核心区的形成。但这几个世纪中，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不仅仅象古代时期那样，占据着某些大河流域，或象古典时期那样拥有整块的地区，而且还横亘数地区，地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大帝对恒河流域或中国一无所知；欧亚大陆两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彼此之间实际上也不存在着任何直接的联系。其原因是亚历山大帝国主要局限于中东，在印度，只有一个很不稳定的据点。而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实际上被限制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世纪最早形成的伊斯兰教帝国，到8世纪中叶，已将国土从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印度洋，从摩洛哥延伸到中国边境。以后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进一步扩张到中亚、东南亚乃至非洲内地。13世纪的蒙古帝国，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的版图包括朝鲜、中国，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大部分地区，它是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最大的帝国。
帝国的疆土如此空前辽阔，使欧亚各地区的直接联系和相互影响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过去地区间的孤立状态。本章将叙述由此产生的新的商业联络、技术联结、宗教联结和知识联结的性质。
一、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
古典时期，欧亚大陆商路两端的大罗马帝国和大汉帝国的继续存在，促进了贸业的全面发展。相反，这些帝国的崩溃，则破坏并削弱了这种贸易。不过，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又使这一贸易再度兴盛，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穆斯林的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而中东是所有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的枢纽；这里既有通往黑海和叙利亚各港口的陆路，又有穿过红海和波斯湾的水路。其中渡过阿拉伯海，同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的贸易尤为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多数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定居下来，用船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从西方运到东方，以换取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
穆斯林商人继续航行，从印度和锡兰到达马来亚沿海的卡拉巴尔（吉打），由此，一部分人南下，到达苏门答腊和爪哇，另一部分人则穿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北上，抵达中国南方的坎富（广州）。穆斯林商人的通常计划是：9、10月份离开波斯湾，乘东北季风航抵印度和马来亚，再及时赶到中国海域，乘南季风航达广州。在广州渡过夏季，然后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次年初夏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时需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来到广州后，很多人如在印度洋各港口一样，在此定居下来。地方当局允许他们自治，于是，他们选举出自己的首领，负责维持其居住区的秩序。有些穆斯林家族的后裔，象后来的马可·波罗一样，在中国行政机构中任职。到758年，穆斯林人数众多，足以进攻广州，结果，中国人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792年，港口重新开放，广州缎续成为穆斯林商人经商的中心，直到878年，他们被中国的造反民众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便在马来亚的卡拉巴尔通商。
到了宋朝（96O…1127年），中国的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1368年）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各港口。1291年，马可·波罗护送一位蒙古公主绕经东南亚去伊朗时，目睹并描写了中国航海业的盛况；50年以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乘中国帆船，取道印度，前往中国时，也目睹并描写了这一盛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进口商品除细纹棉织品外，还有中亚的皮革、马匹以及南亚的优质木材、玉石、香料和象牙等原材料。而出口商品，除矿石外，还有书、画，尤其是瓷器、丝绸等产品。
明朝（1368－1644年），中国的航海活动达到极盛，以15世纪初不平洋和印度洋上显著但却短暂的海上优势为顶峰。1405年到1433年间，一位名叫郑和的朝廷宦官率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可说明这一点。这七次远洋航行规模盛大，功绩卓著，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28000人，乘船62艘，一直航行到爪哇、锡兰及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