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中文版)1-第1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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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至1888年居留在波斯的一位英国学者在那里发现了早救世纪已在西方消失的一种类型的世界：
……气氛是中世纪的：政治和进步几乎无人提及，谈话多半是围绕神秘主义、玄学和宗教；最热烈争论的政治问题是那些与我们时代第七世纪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有关的问题；官方杂志的偶然出现仅仅唤起人们对外界事务的没精打来的兴趣…；在基尔曼，每星期一次的邮车维持着与外部世界的通讯。
然而，大约正是在19世纪后期的这一时候，波斯开始明显地受到无所不在的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根源和性质通常与在土耳其人中间的影响的根源和性质相似。最初是试图借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这转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权和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传统的穆斯林宗教学校（即madaris）显然不能提供可以充当新官僚机构的官员的毕业生，更不用说提供可以充当新军队的军官的毕业生了。因此，学生们给派到国外，而种种西方式的新学校在波斯得到建立。渐渐地，出现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物质进步印象很深，希望把西方的制度和习惯做法引进自己的祖国。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的不断加强的经济入侵和剥削，这一小批知识分子能在城市里唤起群众的相当的支持。早在1828年，俄国人就已获得与后来强加于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相似的治外法权。欧洲大部分强国迅速地仿效俄国交替自己的国民弄到特别权利。波斯国王为了增加供他们恣意挥霍的资金，愿意将垄断特许权授予外国人；这一点促进了上述过程。波斯卡扎尔王朝最能干的一位统治者是纳绥尔丁国王，1848至1896年在位。然而，甚至他也发现，要为他在国外的花费很大的旅行筹措资金，就必需允许外国人开设银行、发行钞票、敷设铁路和享有出售烟草及其他商品的专利权。1896年，这位波斯国王遭暗杀，表明人们对这些做法极为反感。这一暗杀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因为继任的统治者不大能干，同样地奢侈，并乐于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到1905年，波斯的形势就是如此；那时，先后传来了俄国在满洲遭到失败和俄国内部出现巨大的革命高潮的消息。由于相当数量的波斯学生在俄国的大学里上学、数量大得多的波斯工人受雇于外高加索的油田和工厂，这些富有戏剧性的发展对波斯产生重要的影响。1910年，驻圣彼得堡的波斯领事估计，每年有不少于20万的农业季节工人转入俄国。这些劳工不可避免地受到震撼当代俄国工人阶级的那些革命运动的影响。因而，1905年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不仅在国西方侵犯而惊恐的波斯宗教领袖中间引起了反应，而且在波斯的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反应。
一阵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波斯，直到波斯国王于1906年7月同意免去他的不得人心的首相的职务、召集一次国民议会即波斯议会为止。第一届波斯议会于1906年10月在德黑兰召开，制订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法，波斯国王在两个月后即他临死前签署了这一宪法。新的统治者、反动的穆罕默德·阿里国王决定废止这一宪法，但是，他有已觉醒的大众要由他照管。近代以来，波斯第一次正在为一个有真正的群众追随者的改革运动所震撼。由于在外国人手下蒙受的耻辱和遭受的剥削，这一运动是强烈地民族主义的、反西方的。一个消息灵通的英国观察者对波斯改革者的动机因素和目的作了如下描述：
正是在他们认识到他们的国家被国外人看不起、他们的利益以微不足道的价钱被出卖、他们的宗教和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立存在均遭到毁灭的威胁时，他们开始要求参与国家的政府。欧洲的许多记者和其他作家嘲笑一个波斯议会的思想，几乎在每一页上象这么多的鹦鹅一样重复着“喜歌剧”这个词。……然而，波斯人已自觉地在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存在而战斗，在这意义上，这个民众的式符合宪法的政党可以被非常恰当地称作“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正是这个爱国的政党代表着进步、自由、宽容，尤其是代表着民族独立和“波斯人的波斯”。
因而，改革者们采取西方的政治策略和口号，不顾一切地努力反抗西方的侵略。但是，他们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这一时期中，维持现状的势力太强大了。沙皇时代的俄国国明显的原因而坚决地反对改革者，并坚定地支持波斯国王反对波斯议会。英国有矛盾心理：对温和的改革者有好感，可是，不赞成革命的或反王朝的活动。如果这两个强国互相牵制，改革者原可能有一个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但是，当俄国和英国缔结1907年的协议时，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消失了。协议条款之一指定波斯的北部和中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波斯的东南部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为中立的缓冲地带（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不用说，关于这些安排，俄、英两国没有同波斯人协商过。在1907年10月2日一期《笨拙报》上发表的一幅漫画恰当地表现了波斯人的反应。画上描绘英国狮子和俄国熊正在粗暴地对待它们之间的一头不幸的波斯猫，狮子在说：“你能玩弄它的脑袋，我能玩弄它的尾巴，我们两个都能抚摩它的腰背部，”而可怜的猫呻吟着说：“我不记得你们和我商量过这件事。”
猫的确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是完全无用。当时，波斯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由俄国人训练和指挥的哥萨克旅。1908年6月，这支军队按照波斯国王的命令，解散波斯议会，击溃它在德黑兰的支持者。但是，第二年，巴赫蒂亚里部落民向德黑兰进军，占领首都，废黜波斯国王，让他的12岁的儿子继位。这时，波斯的真正统治者——波斯议会邀请美国财政顾问W·摩根·舒斯特前来帮助补救经济创伤。舒斯特组织了一支国库宪兵队去收集赋税，并部署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但是，他激起了有影响的波斯人和俄国人的对抗。后者要求驱逐舒斯特，经过一次力量的显示之后，于1911年11月迫使波斯议会解除舒斯特的职务。第二月，波斯议会突然被解散，从那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波斯几乎一直为俄国所支配。
第十五章 印度
印度是一个巨大的非西方社会，不仅受到西方武器的进攻和打击，而且为西方武器所蹂躏和彻底地征服，不仅为西方武器所征服，而且在那以后为西方行政官员所统治。……因而，印度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比中国或土耳其与西方相处的经历更痛苦、更耻辱，比俄国或日本与西方相处的经历要痛苦、耻辱得多；然而，正因为这一原因，印度与西方的关系也密切得多。……我们西方的铁很可能更深地进入印度的灵魂。
阿诺德·J．汤因比
在英国人到来以前，印度已一次又一次地为雅利安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所侵略。这些侵入者都给这块巨大的次大陆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传统社会的发展。英国人的历史作用是分裂并改造了这一传统社会。其他侵入者主要造成社会顶层的变化，但英国人的影响下至村庄一级都能感觉到。英国人与前者之间的这一差别的原因可以在英国社会的能动的、扩张的性质中找到，这种性质逐渐破坏了比较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印度社会。要了解侵入和改造的这一过程，首先必需研究传统的印度社会的性质。然后，我们将考察英国的影响的性质和印度对这种影响的反应。
一、印度的传统社会
在工业前时代，传统的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其余大部分地区一样，是村庄。在村庄内部，关系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这种组织的集体形式不仅是社会稳定的根源，也是民族衰弱的根源。对家庭、种牲和村庄的忠诚是主要原因，这种忠诚阻止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按古老的风俗，土地被认为是君主的财产；君主有权利领取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这部分的等价物。这构成田赋，田赋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也是耕种者的主要负担。交纳给国家的产品份额因时期而不同：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或一半。通常，以村庄为单位的集体负责以产品或货币来交纳田赋。在印度的某些地区，由于根据每个家庭的劳动者人数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维持了一种大致上的平等。除了这种习惯做法外，农民只要交纳他的一份赋税，就拥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利。
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是原始的，因此，村庄往往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变得自给自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及永远存在的占星术家。陶工用陶轮生产农民所需要的简单器皿；木匠建造、修理建筑物和犁；铁匠制造斧子和其他必需的工具；书记员处理法律文件，写出不同村庄的人们之间互通的信件；村镇收入白天放牛，晚上把牛还给各所有人；祭司和教师常常由同一人兼任；占星术家为播种、收割、婚姻和其他重要的事情指明吉祥的时间。这些工匠和专门家以近似物物交换的方式为他们的村庄服务。他们提供服务的报酬是从耕作家庭得到谷物或从村里得到供他们自己使用的免税土地。这些职业和职责的世袭的、传统的划分由种姓等级制度打上了义务性的标记。
村庄的政治结构由一个每年经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构成，今日称作乡村自治委员会（即panchayat；“Pancha”的意思是“五”）。乡村自治委员会通常由种姓首领和村里长者组成；他们定期开会，来执行地方审判、收集赋税、让村里的井、道路和灌溉系统得到修理、设法使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得到供养、殷勤地招待穿过村庄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除了交纳田赋和满足对强迫劳动的不定期的需求外，村庄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使得每个村庄除少数必需品如盐和铁之外，基本上不依赖印度的其余地区。因而，印度原有的城市就性质而言是非工业的。相反，它们是宗教中心如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是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尔和德里，或者是商业中心如位于从印度中部到孟加拉的商人路线上的米尔扎布尔。
印度作家往往使这一传统的社会浪漫化，描绘出乡村生活的一幅田园诗的情景，说这种生活以缓慢而令人满意的节奏平静地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诚然，集体组织如联合家庭、种姓和乡村自治会的存在为农民提供了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安全感。每个个人都认识到在其当地村庄中的责任、权利和地位。如果中央政府强大到足以维持秩序、足以将田赋限制到通常收成的六分之一，那么，农民群众确过着安宁的、满意的生活。但是，中央政府常常衰弱得不能保持秩序，因此，村民们受到贪婪的税史和强盛团伙的冷酷无情的敲诈勒索。17世纪莫卧儿帝国结构崩溃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葡萄牙传教士塞巴斯蒂昂·曼里克神父曾在1629年和1640至1641年居留印度，注意到孟加拉的田赋不仅被再三地增加，而且预先4至6个月就被征收。他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官员经常调换，官员们总是任职很短时期后就被免职或调离。“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