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3-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中国社会的精神健全者固然理性上更认同外国英雄，但感性上却更喜欢外国坏蛋，其根本理由是：在极“左”年代，全体公民都处于非自由状态，那些外国坏蛋所享有的消极自由，是从英雄到坏蛋、从大人物到小人物、从国家主席到普通人的全体中国人都尚未享有的；然而外国坏蛋享有的消极自由决非那里个别人的特权，而是人皆有之的基本人权和天赋自由。因此让每个中国人先享有消极自由，理应成为中国社会最切近的目标。外国英雄所追求的积极自由和崇高境界，中国人固然应该向往，但按照循序渐进原则，暂时还是不急之务。
只有先从非自由状态抵达初级自由阶段，才能从初级自由阶段向高级自由阶段努力；只有先从非自由状态抵达消极自由阶段，才能从消极自由阶段向积极自由阶段努力。只有既得陇，才可能复望蜀，不可能未得陇，先望蜀。要求中国人在未获得一己的消极自由之前，就以积极自由去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乃是与夏虫语冰，毋乃太早计乎？
既然已经享有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对外国观众当然已失去吸引力，他们当然向往英雄的积极自由，因为英雄的积极自由捍卫了他们的消极自由。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作为一种大众神话，表达的正是外国公众的这一集体精神向往。由于尚未享有消极自由，中国观众当然向往坏蛋的消极自由。一旦已经享有坏蛋的消极自由，中国观众必然也会向往英雄的积极自由。
热爱外国坏蛋而冷淡外国英雄，固然是普通中国观众的价值混乱和善恶颠倒，纯属“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把坏蛋视为“小人物”，把英雄视为“大人物”，正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转译所产生的经典误读，正如中国人不知道“宁为真小人，不做伪君子”的中国古训其实不足为训。
君子与小人是不平等文化的伦理预设，在这一预设下，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坏蛋、大人物与小人物在人格上是完全不平等的。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预设中，君子与小人、英雄与坏蛋、大人物与小人物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大多数中国观众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这种人人平等的伦理预设，于是他们用中国逻辑转译了西方逻辑：英雄都是大人物，坏蛋都是小人物——然后主动与被视为小人物的坏蛋产生身份认同、角色认同乃至价值观认同。然而大部分中国观众不知道，这一中国逻辑并不包含在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在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英雄未必是大人物，坏蛋也未必是小人物。如果一定要借用中国话语，只能很不确切地说，外国英雄常常是“小人物”，比如卓别林演的大部分角色；外国坏蛋却常常是“大人物”，比如路易·德·菲耐斯演的大部分角色。但是用自由话语来对外国英雄和外国坏蛋下定义无疑更为确切：所谓英雄，就是以积极自由捍卫他人的消极自由；所谓坏蛋，就是以积极自由侵犯他人的消极自由。
中国观众认同和喜欢外国坏蛋，决不是渴望像外国坏蛋那样犯罪，而恰恰是渴望外国坏蛋除犯罪以外的一切消极自由。因此陈丹青只讴歌颓废但决不讴歌犯罪，严锋只称许优雅但决不称许犯罪。
从美学角度来看，外国坏蛋身上的颓废和优雅，正是消极自由的美学特征，外国英雄身上的崇高和壮美，正是积极自由的美学特征。由于极“左”年代中国观众尚未享有消极自由，所以他们向往颓废和优雅，一旦中国观众已经享有消极自由，已经能够优雅和颓废，他们就会向往积极自由，也向往崇高和壮美。
由于独一无二的职业掩护，邱岳峰的坏蛋特权和消极自由在中国属于独一份，邱岳峰的优雅和颓废在中国也属于独一份，邱岳峰的发烧友只有虚幻的消极自由、虚幻的坏蛋特权、虚幻的优雅和虚幻的颓废。“邱岳峰配音我们听”的另一面是，邱岳峰不配没得听。这充分证明邱岳峰的发烧友是没有消极自由的、既不优雅也不颓废的假坏蛋。但假坏蛋们的虚幻消极自由吹响了自由的号角，最终扩大了中国的消极自由。
五、“邱岳峰神话”的祛魅和解构
1980年，当中国已经开始了被称为“拨乱反正”的艰难转型时，邱岳峰却因为“搞腐化”而被迫自杀。作为这个通俗悲喜剧的头号反派，毫不意外地，邱岳峰自己恰恰是一个假坏蛋：“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内控对象”，至死未获平反。虽然邱岳峰本人早已成了偶像，但他这个中国社会的真生活中的假坏蛋，只能在为外国电影的假生活中的真坏蛋配音时过过消极自由的嘴瘾，一旦把外国生活和外国电影中人皆有之的消极自由在中国社会里付诸实际行动，等待他的只能是身败名裂的厄运。历史的快速变迁和历史的快速遗忘，可能使新一代已经不知道何为“搞腐化”，连新一代邱迷也未必了然。“搞腐化”是那个乌托邦时代对男女情爱的道德主义命名。
作为精神后遗症之一，陈丹青的评论不得不非常含蓄：“沪上市井传说过他赴死的原因，是原因，也不是原因。我猜，我愿断定，他死于高贵的颓废。……你要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凡尔杜先生’对那位他本想谋杀的女子惨然说道。邱岳峰有情，他谋杀了自己。”意思是说，搞腐化也是人的消极自由，搞腐化更是颓废的一种方式，而且非常高贵。
严锋的评论则直言不讳且极富勇气：“我从小在一个清教徒的思想环境中长大，有着绝对道德化的倾向，对那样的事长期以来可以说是深恶而痛绝之。可是，我记得当时自己对自己说，邱岳峰那样的人，即使是真的搞了腐化，我也会原谅他。其实连原谅都说不上，让他搞腐化好了，人民不会在乎，他有资格搞腐化，搞多少都无所谓。”
我对两位的观点都很赞成，但应该补充的是，不仅邱岳峰有资格颓废，每个人都有资格颓废，不仅邱岳峰有资格搞腐化，每个人都有资格搞腐化。颓废乃至搞腐化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和消极自由。不能认为某人搞腐化就是高贵，某人搞腐化就是低贱。只要不触犯法律，每个人都有权任意地腐化。腐化的惟一禁区是利用权力搞腐化，但利用权力搞腐化属于腐败。
证明“邱岳峰神话”不足以成为神话的也是邱岳峰本人。邱迷们误以为，只有外国语言才能如此漂亮，似乎他们听到的并非中国话，而是外国话〔10〕——其实他们听到的每个字、每个音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话：中国语言原本可以如此漂亮！中国生活原本也可以如此精彩！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的美学创造力，原本不亚于任何民族。所以问题仅仅在于，极“左”年代的电影剧本严酷规定了每一个角色和每一句台词，不允许任何中国人把话说得如此漂亮，不允许任何中国人把生活过得如此精彩。因此当邱岳峰从幕后走到台前，以真身出演中国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时，他无意中完成了对“邱岳峰神话”的自我解构，这一自我解构无比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生活的存在悲哀：“一个极其拙劣的角色，配得也很粗糙。”〔11〕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没有大舞台的精彩人生，怎么可能有小舞台的精彩电影？
可以断言，在全民性的人格分裂中，邱岳峰是人格分裂最为严重的中国人。因为独一无二的职业掩护使他享有了独一无二的消极自由，因此对于在实际生活中不能享有消极自由，他的压抑和痛苦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的高度压抑和极端痛苦，蚌病成珠地转化成了独一无二的职业才华。如果邱岳峰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像外国坏蛋一样享有消极自由，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好一位夸张的天才”（陈丹青语）。
邱迷们认为，邱岳峰达到的艺术高度是那些外国坏蛋的杰出主演者也难以企及的，这无疑是一种重大误解〔12〕。对于那里的主演者来说，消极自由是人皆有之的日常用品，消受稀松平常的消极自由用不着如此激动，更不必如此夸张，他们即使不想有平常心，已必有平常心。真正的颓废是不激动的，真正的优雅也决不夸张，只有崇高才令人激动，只有壮美才不无夸张。但对于邱岳峰来说，消极自由决不稀松平常，消极自由是中国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稀世珍宝，他即使想有平常心，也不可能有平常心——当我们告诫自己或别人要有平常心时，我们面对的一定是不平常的东西。正因为没有平常心，邱岳峰的配音才会如此激动如此夸张。
邱岳峰成于“夸张”，也败于“夸张”。由于“夸张”，邱岳峰的声音既达到了“人类声音魅力的极限”（严锋语），也达到了矫揉造作的极限；由于“夸张”，邱岳峰的配音有失二度创作的应有分寸，远离了“信达雅”的职业标准，因而其“天才”也颇为可疑。任何人都能听出邱岳峰的声音极其夸张，夸张到了“随便说什么都充满戏剧性”（陈丹青语）的地步，夸张到了每个字、每个音都充满舞台腔的地步，可以说已经竭尽了夸张之能事。然而最为吊诡的是，邱岳峰却没有一丝一毫夸张的主观意图，他吐出的每个字、每个音，都是情真意切的心声。而邱岳峰的个人心声，正是中国观众的集体心声。邱岳峰的激动万分毫无夸张之意，他确实激动得情难自已；中国观众的颠倒痴狂也毫无夸张之处，他们确实感到激动人心。
如果不是在现实生活中高度压抑且极端痛苦，邱岳峰固有的艺术才华不可能被激发到如此令人崇拜的高度。如果中国观众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也高度压抑且极端痛苦，那么超级坏蛋邱岳峰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反常的狂热崇拜，不可能成为偶像人物乃至神话人物。
如果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高度压抑且极端痛苦，邱岳峰的天才同事们的艺术才华也不可能被激发到如此令人吃惊的高度——除了惟一的例外，他们每一个人都像邱岳峰一样没有平常心，也像邱岳峰一样没有夸张的主观意图却无一不“夸张”，也像邱岳峰一样无限激动地忘情投入，正是集体性的远离原版的二度创作，使邱岳峰与他的同事们共同创造了译制片不可能再有的青藏高度。
全体天才配音演员中只有一个人例外地具有平常心，那就是专配外国英雄的毕克。毕克的配音严格遵循“信达雅”的职业标准，既不激动也不夸张，松弛散淡，收放自如，分寸感极强，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但毕克的杰出也不能完全归功于他自身固有的艺术才华，正如其他配音演员的激动夸张和缺乏平常心是时代的特殊原因所致，毕克的不激动不夸张且独具平常心也同样是时代的特殊原因所致。他像许多中国观众一样，对英雄有着或多或少的审美冷感，这种原本不可取的审美冷感，歪打正着地成了他的职业所需的可贵素质。毕克对英雄不可能狂热，对英雄集体冷感的中国观众对毕克也不可能狂热。我喜欢外国英雄，也感谢和尊敬毕克的艺术才华，但我不想为毕克编一个神话。毕克身上没有神话。
严锋说：“什么时候译制片开始离我们远去？什么时候老牌配音演员一个个地凋零？毫无疑问中国的配音事业正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