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3-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消费观和价值观，不是吗？现在许多大学生毕业后的预期收入已经到了月工资五千元以上的豪迈水平——在他们看来这不是豪迈而是谦虚，跟盖茨比，还差得远呐！当中国真的出现几百个盖茨时，现在所有的风景名胜，包括长江边上的在内，都会像庐山一样，成了美人迟暮的全老徐娘，被富人们彻底抛弃。大家最新的消遣度假地，应该是非洲草原、南美雨林或者干脆就是北极南极探险了。当然也可以考虑坐航天飞机过一把太空旅行的瘾。
让我们回到长江。日本人的拍摄，到三峡为止。他们自豪地表现日本在长江下游的征服业绩，虔诚地记录长江中游传统中国文化的遗迹，而到了三峡，日本人在镜头中流露的就是惊叹和紧张了。最后几幅照片所取的视角，所摄取的景色，都在说明这一点，虽然他们的手并没有发抖——焦距是很准确的。日本人有类似于中国的建筑文化，但他们没有中国这样的山水，当然更没有浩淼的长江。那个大名鼎鼎的的富士山在我看来，不过是个体积比较巨大的土丘罢了。它的平庸无奇和对日本人的魅力，恰像如今无所不在的广告中的女性乳房，而且只有一个。所以三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他们很可能从一开始，在心理上对三峡就有恐惧感，所以才没有入川继续拍摄上游长江？后来的抗战，日本人无法侵入四川，与其说是地理上的困难无法克服，不如说是心理上已经畏惧，看惯了富士馒头温柔情调的日本人，他们畏惧这样的山水。
说到上游，我们现在可以简单把长江划分为四段来观察。
从重庆往上，长江分散为众多河流，大渡河、嘉陵江、金沙江等等。这些江河，是长江的原始部落时期，虽然人们分出了干流和支流的区别，但诸多河流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主次之分、大小之别，大家基本是平等的。彼此如何汇合，完全取决于地理演变的偶然，就像原始部落的合并消亡并无什么规律可寻。这里的长江是散漫的轻松的也是清澈的，就像康定情歌凉山舞蹈和泸沽湖爱情一样，自然得可爱，可爱得自然。
进入三峡段，长江就变成了另一幅模样，类似人类社会进入专制统治阶段，众多兄弟被兼并消灭，只剩下一个力图万世一系的暴君，施行集权统治，他性格暴虐，行事固执，专门选择石质坚硬的地方开辟前进道路，为的是防止种种暗伏的潜流另辟蹊径，搞独立分裂的把戏。对于浮在江面上的小人儿们，只许服服帖帖，顺我者昌，逆我者叫你船翻人亡。现在三峡大坝一修，这一段暴虐的长江，脾气大概也得改改了。
长江出了三峡，就到了中游阶段，跟人类历史上的暴君一样，它到了温柔富贵乡里照样英雄气短。它马上被一群美女一样的湖泊——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太湖——拥入怀中，这位君王自然就像刘备爱上了孙权妹子，杨广赖在扬州不回洛阳，或者类似康熙、乾隆一趟趟往江南跑一样，再不想那三峡上的霸气和天府之国里天真烂漫活泼热情招人喜欢的辣妹子了。它喜欢上了吴侬软语、缓歌曼舞和平畴暖风，它被驯化，被融合。它自己竟至于退居配角的地位，而把主角让给了江南的竹子、梅花、丝绸、茶叶，淡淡的月光和轻轻的秋霜。它假如在这里发脾气，闹洪水，那完全是因为众多美女争宠不休，它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爱情分配方案所致。
在这里留恋徘徊、裹足不前之际，不知觉间，长江已经老去。英雄迟暮，好汉不提当年勇，到了入海口时，长江基本就被人遗忘了。人们按世俗常例的势利方式，合情合理地把它抛弃在了一边。这是长江的最后一个阶段。上海人现在只为黄浦江自豪了，浦西是优雅娴静矜持的中年绅士贵妇，浦东是帅呆酷毙炫死了的靓仔玉妹，至于黄浦江有没有个老爸，它究竟从何而来，现在何处，阿拉勿要关心——耶！
不妨想像一下，五十年后，也就是唐德刚说的中国实现现代化、进入世界强国行列时，我们的长江，会是个什么模样？按发展主义者的设想，长江沿线，从上海一直到重庆，要建成一个长江工业带或工业走廊，千里长江两岸，除了工厂就是码头，除了码头就是高楼，当然高楼间还点缀着越修越阔气、越雄伟的名胜古迹。至于江上，则不是油轮就是游轮，不是拖船就是驳船，到处都是船，到处都是生意，排队等待过三峡船闸的航船，下面可能排到了武汉，上面或许就一直拥挤到了重庆。长江成了真正的黄金水道。到那时，假如能起当年拍这些照片的日本人于地下，不知他们会有何感慨。
至于我，我不以为这样的黄金水道就是长江之福、中国之福。依我看来，中国现代化最迫切的任务，乃是减少人口。假如中国人口从目前的数量减少一半，长江上游根本不再住人，人都搬到武汉以下的大城市居住，那时的长江，自然会清风明月，碧波爽气，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大江，而这样的江水，在苏东坡的时代确实存在过。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现在所说的那些时髦话，比如生态啦，可持续发展啦，真正的现代化啦，说到底，其实是要追求自然环境的复古。要不现在人们怎么都爱往丽江跑，往九寨沟跑呢。同样道理，人口的增长和欲望的膨胀若不遏制，就算长江黄金水道创造财富无数，一切进步成果、积累的财富最终都会被这无限欲望吞没，而使多数人沦于贫困。自然，那样的长江，无论如何繁华，也没有意义了。
个人话语和时代烽烟的交织
——读《杨尚昆日记》（上下）
？ 张志忠
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物中，出版日记的第一人要算杨尚昆了。仅此一点，就有引人一读之处（《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日记者，顾名思义，不是正式文件，也不是公开发表的讲话稿和文章，而是写给自己看的，随兴而作，信手而写，心灵的律动点点滴滴地渗透其间，未必没有宏言高论，更多的则是琐碎、家常、豆腐账，但是，这些却拉近了领导者和平民百姓的距离：大人物喜欢什么，有什么爱好，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从延安时期起，杨尚昆就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要职，中共八大之后又担任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直接参加最高层决策，宏观全局。日记中，他的笔下不时地涌起时代波澜，掠过风风雨雨。同时，杨尚昆当时记下的一些会议记录、工作汇报和谈话，也被有心的编者插入日记中。这部长达110万字的日记，从1949年1月中共中央在胜利歌声中准备进入北平前的西柏坡时期起，到“四清”运动高潮与“文化大革命”酝酿期的1965年12月止，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期之一。个人话语和时代风云两者的交织，恰如白居易的两句诗：“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于是，在记述“聂（荣臻）报告，北平部队（指傅作义部队）决于30日撤退完毕”等北平和平解放进程的文字中，也不妨插入深切的感叹：“今日阴历年节，独坐斗室，无限寂寞。伯钊（李伯钊，杨尚昆的妻子）还在平郊，小二、小妞均在夹峪，多年来未有如此！夜读《明史》，辗转不能成寐，一切均涌上心头！”思念妻子和儿女的强烈思绪，溢于言表。
根据《杨尚昆日记》，我们可以得知，他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喜好游泳，而且技术不错，在北戴河，可以一天下两次海，海上起大浪的时候仍然能够在海水中畅游；他喜欢看电影，而且经常连着看两部，然后继续办公到深夜；他非常看重亲情，妻子离别，子女生病，都令他挂念和担忧；他也喜欢逛书店，喜欢游山玩水，不但和家人同行，还经常约上两三家人一道出游；曾经留学苏联的他，还可以直接阅读俄文书籍，而且饶有兴致。他的这些爱好，又都具有积极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的意义，他是一个会工作又会休息的人，尽管他日记中记载经常是工作到夜里两三点，甚至疲倦到连澡都不洗就入睡，却很少看到他打牌、下棋什么耗时劳神的记载。不知这是否和他后来的高龄长寿有内在关联？
同时，作为风雷迅猛的历史巨变的参与者，时代的动荡起伏，也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掠影，听到回声，还为我们补充了许多生动的鲜为人知的细节——杨尚昆参加过六十年代初期中苏两党的莫斯科论战，在那些紧张激烈的两党会谈和多党会议中，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邓小平每天一口气发言数小时的滔滔论辩，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之间的连横合纵，会上会下的对峙和交流，据理力争和妥协忍让，默契配合和策略呼应，都历历记录在逐日的日记中，让我们感受到当年那会议桌上的浓烈火药味，和中共代表团游刃有余的国际斗争风采。
记述最详细、也最富有史料价值的，或许是日记中所记载的关于亲身下乡经历的“四清”运动（1964年10月—1965年5月）这样一个大的段落。说它的可贵，一是因为这场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曲的政治运动以及其中的是是非非相当复杂，一直没有看到什么相关话题的深入研究；二是因为最终定调子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次运动，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文革”所淹没，后浪冲淡了前浪的痕迹，它本身的后果似乎不那么清晰了（其实，理清这一段，对于理解后来的“文革”恩怨，很有益处。比如说，据笔者了解，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几位作者，其缘起就是因为在“后十条”指导下的“四清”运动中，与北大党委陆平等人产生分歧和冲突，并且涉及到了个人的命运走向的）。
杨尚昆曾经带领一支工作队到陕西的长安县牛角村搞“四清”运动，学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隐姓埋名地生活于乡村数月之久，坐老乡的炕头，吃乡亲的茶饭，在那里搞扎根串连和干部“洗澡”。虽然有人从相关情况中看出些特殊的征兆，怀疑其身份和来头，但是，当年的影像传媒远没有今天发达，几乎要天天从新闻联播中看到高层领导的出国访问和国内视察、会见外宾和参加会议；直到一部新闻纪录影片在村子里上映，乡亲们才从一段较长的画面上认出了在这里指导工作的这位老者是何许人也，并且自发地热烈鼓掌。在乡村，杨尚昆经历了运动从两个“十条”到“二十三条”的转折。在“双十条”精神指导下，进村伊始，扎根串连，宣讲文件，确认和发展“根子”即最基本的依靠对象，组织贫下中农协会，将大多数生产队干部都看做是问题严重，需要夺权，赶到“楼上”，只是一直压着火候，觉得条件不成熟，不要急于揭开盖子，不要急于召开大规模动员的“万人大会”和“三干会”，很有“不到火候不揭锅”的味道。这种高压氛围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上楼”容易“下楼”难。
1964－1965年之交，中共中央讨论和制定“二十三条”，杨尚昆从陕西赶回北京参加会议。各大区书记汇报“四清”运动的进展，态度非常严峻，对形势的分析，恐怕比当年战争时期还要危险得多：“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1/3打不住！”“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