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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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传》等书。
〔5〕
当然，这并不是说，出身贵族者赞成民主都是出于公心，或都有很高的德性，而毋宁说动机常常是混合的。如克利斯梯尼制定民主宪法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家族的利益，伯里克利支持民主也有和当时站在贵族立场的政敌抗衡以使自己在政治上崛起的考虑。但贵族总还是更多地受到传统道德和荣誉感的制约，如出身贵族的阿里斯梯德与出身穷困的地米斯托克利的政争，前者就表现得更有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城邦危急时能主动捐弃前嫌，而后者虽然富有才华和极佳的直觉判断力，却不那么讲究手段。
〔6〕 基托：《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7〕
如果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有溢美之嫌，那么，作为其敌人的科林斯人对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比较当更能说明问题。其中赞扬了雅典人的勇敢、革新和进取精神，说雅典是远为近代化的国家。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0～5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8〕 基托：《希腊人》，第144页。
〔9〕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页写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城邦之间，“在领土的扩充中，没有陆地上的战争，只有边疆上的小冲突，没有派遣陆地上的远征军离开本国去征服别的国家。没有小国在强国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同盟，也没有小国自己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共同行动的联盟。战争只是邻国间的地方事件而已”。帝国和同盟的形成看来在点燃和扩大战火上起了很大作用。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0〕〔11〕〔12〕〔14〕〔16〕〔1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8、19、456、439～442、150、518页。
〔13〕参见基托《希腊人》第7～8章的叙述。当然，斯巴达虽以“解放希腊”为号召，事实上主要也还是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15〕日后柏拉图想寻求哲学王的统治也是往这个国家。
〔17〕尼西阿斯认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雅典的选民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影响的，所以，虽然现在它的士兵的大多数人在叫嚷，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地位，但一旦回到雅典，许多人就会改变口气，说是将军们受了贿赂，把他们出卖了而回来的。因此，他想与其死在一个丢脸的罪名之下，不如死在敌人手里。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32页。其他如处死打了胜仗但在救援和处理尸体上不力的将军们；支持胜利时的亚西比德，而他一旦失败一次则即将其抛弃；对伯里克利罚款以解怨气等等。
〔19〕据说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伊的妇女》，实际上是描写弥罗斯陷落的悲惨情况。
〔20〕我们可以想想春秋时候的吴、越两国的强弱易位。而《论语》中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则显示出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且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亦曾实行。
〔2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3页。
〔22〕可以参见加缪的小说《鼠疫》，不过在这本小说里，作者更多的是展示个别人的一种英雄主义。
〔23〕在交代自己的写作志趣的时候，修昔底德也谈到类似的观点，他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书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
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
？ 陈 虹
近来不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知识青年关于上山下乡写了很多，讨论异常热烈，可是‘五七战士’对‘五七干校’却默不作声。”〔1〕又曰：“知青文学影响那么大，干校文学却尚未形成大的气候。”
〔2〕
的确，目前所能看到的“干校文学”只有杨绛的《干校六记》、韦君宜的《洗礼》、陈白尘的《云梦断忆》、《牛棚日记》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等等；而且其中除了中篇小说《洗礼》之外，其余的几乎都是些回忆文章或者日记。针对这一现象；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一书中，有人即将“文革”期间作家们的心态归纳为这样三种：1。矢志不渝的虔诚；2。难以排遣的哀怨；3。宁折不弯的抗争〔3〕。而《耻辱者手记》的作者则认为“文革”期间的知识分子已变成了“从势者”，从心态上分，有“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三种〔4〕。然而，此类说法均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文革”作为一段特殊的历史，前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中，作家们抑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心态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尤其是出现于1968年的那个“新生事物”——五七干校，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其心态史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驿站”。忽略了对这一时期的心理分析，是无法正确回答出上面所提出来的那个问题的。
本文将以位于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为一“个案”。它的特殊不仅在于集中了6000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甚至包括了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张天翼、萧乾、孟超、陈白尘、王冶秋、冯牧、李季、郭小川、严文井、王子野、陈翰伯、司徒慧敏、李琦、金冲及、王世襄、陈羽纶等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而且更因为它是文化部的干校——既然“文化大革命”大革的是文化的命与文化人的命，那么这6000余人便最终不分彼此地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一、进入干校之前
“五七干校”的正式提出是在1968年的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标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应该说此时每一位天真的知识分子，在没有亲口尝到这个“梨子”的滋味之前，无一不是抱着欢悦的甚至是迫不及待的心情在眺望着它。
（一）战天斗地型。
卢永福是一个典型。这年他才四十出头，出身好，又没有什么“黑线”问题，是个响当当的“革命群众”。出发的前一天他写了一首诗：“千百人的洪亮的声音，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震响。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战士激动的眼泪涌上眼眶。”来到干校之后，面对着荒湖野滩他又抒起情来：“‘五七’路，‘向阳’路，像红色彩带／把山冈和村湾衔接在一起。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向阳湖，和天空的骄阳竞放光辉。五七战士来到这美好的所在，五七战士对这里无限向往。这哪里是想像中的荒野，这分明是真善美的故乡。”〔5〕
于是他准备战天斗地了，要将已经插遍“上层建筑”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插遍在这“经济基础”之中。尽管三十多年之后卢永福对此进行了反思：“这或许也是一种‘愚昧’，一切都和革命联系了起来。”但是在当时它确实代表了一批年青的造反派的思想。
（二）脱胎换骨型。
陈白尘是一个例子。他在《牛棚日记》里曾记载了1969年的秋冬为自己这个“黑线人物”能否被批准去干校而焦躁不安的心理——刚开始时被批准了，于是“唱名时有如考生听发榜，怦然心动”。但不多久又被除了名，于是“兜头一瓢冷水，木然者久”，“极为苦恼”。等到第三次终于又被通过了，于是“一时惊喜交集，不知所措”。
持有陈白尘这一心态的，亦大有人在。比如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中也留下了相似的记载：“我们是怀着真诚的愿望，到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的。”“我决心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不叫苦，不叫累，不叫病。”“今后就是要长期和泥水打交道，要过泥水关，要培养对泥水的感情。”
“劳动”一词在当年的干校中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变成了“惩罚”和“改造”的代名词。但是为什么这些堪称是“时代的预言者”的老作家们却要用如此的心态去对待它？这便不能割断他们本人的历史：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一批虔诚的“殉道者”，以往的革命经历使他们最怕被排斥于自己的队伍之外，宁愿“脱胎换骨”，也要紧紧跟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他们正应了摩罗所批判的：“不敢对生命和世道这样严肃的问题进行审视，甚至对与具体人物连接的具体权势也不敢稍有怀疑。”
（三）政治避难型。
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是萧乾。1995年萧乾在应“中国向阳湖文化村”的邀请而为之题词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这“避难”二字看似荒唐，但却真正表达出了他们这类人——少的是革命的资本，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污点”——的特殊心态。在这类人的心中满是恐惧与惶惑，以及“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的绝望。在干校期间，萧乾家的一只小猫突然失踪了，等到找回来两条后腿全都被人打断。萧乾叹了一口气：“与其看着它活活受罪，不如给它一个‘安乐死’。”于是他碾碎了几粒安眠药，和在了牛奶里……〔6〕
这就是萧乾当年的心态——他宁愿让猫“安乐”地去死，也不愿看着它继续活在世上受罪。因此当批斗与劳改同时摆在他的面前让他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去干校接受体力上的惩罚与改造。明明是流放地却偏偏要称之为“避难所”，这便是这一类屡经政治风暴袭击的人的真实心理。
——就这样，在进入干校之前，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反对过它、批判过它；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或以此为荣，或以此为罪，又或以此为避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段历史在整个“文革”期间应该算是最大的悲剧，甚至比初起之时的打砸抢更有悲剧性——那时毕竟还有着一部分人敢于以死相抗争，而如今则倒退到了异口同声的拥护与向往！
二、进入干校之后
“五七干校”最初的这段历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耻辱的。摩罗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说：“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这段话从总体来说是对的，但它却缺少了历史发展的眼光。
干校的岁月的确不堪回首，阎纲曾经这样总结道：“不管是新区来的、老区来的，还是内定为接班人的，不管是老教授、老权威、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红卫兵小娃娃，不管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也不管原来是亲密无间的、后来步步紧跟的，还是无限忠于的，无一幸免。到‘文革’后期，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斗批走’的再度横扫，‘洪洞县里没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