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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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害怕遥远的西西里人会侵害他们。雅典人又说：“我们不得不干涉各方面的事务，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各方面防范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干涉政策和我们的国格令誉全都合于你们的利益。”这种为追求一种自身绝对安全的干涉理由也是很难让人信服的〔21〕。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几乎到处都只是听见功利的声音，正义的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喑哑的。偶尔听到谈论，谈论它的也只是弱者，强者甚至不屑于掩盖自己，认为完全可以免谈，这样他自然就完全不受正义的约束，哪怕仅仅是在名义上。弱者的这种谈论对强者来说也不起作用，雅典人甚至要弥罗斯人完全不要谈正义，而只是计算他们放弃自由独立和不放弃自由独立的利弊。而人类如果真的要趋近一种持久的和平，结束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是有必要超越这样一种纯粹功利和强权的逻辑的。
战争的后果
确实有使参与者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战争，人们在这样一种战争中仿佛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浴，道德的基本标准未遭到破坏，精神反得以提升。例如，希波战争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却不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它对希腊人不仅是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深深地损害到他们的精神与道德。
对精神和基本道德的冲击首先来自战时的自然祸患。当战争初期斯巴达人进逼到雅典城外大肆抢掠、破坏雅典农民在阿提卡的家园时，伯里克利欲避其锋而不许出战，人们都躲避到雅典城里而十分拥挤，这时瘟疫突然发生了。它来势凶猛，染病者就像羊群一样死亡着，强者和弱者一样染病死亡，那些能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的人也是一样，人们完全猝不及防，也无法防范，实际上医生死得最多。任何医疗技术都毫无办法，求神问卜也无济于事。人们根本不知什么时候会得这种病，也不知道谁能挨过去，以及怎样挨过去。在这种完全无力和莫名恐惧的情况下，由于人们不知道原因结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许多人对宗教和法律的规则也就不关心了。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公开地放纵，决定迅速地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神灵的光环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他们不再害怕神，因为他们看见敬神的人和不敬神的人、好人和坏人一样死亡。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许多家庭即因无人照顾而全部死亡，常常连尸体也无人掩埋。当然其中也还是有英雄主义的事迹，但更浓重地弥漫的是绝望和放纵的情绪〔22〕。当生存遇到莫大也是莫名其妙的危险，几乎任何人都可能在一时间动摇自己的道德信念。
应该说自然造成的祸患还是暂时的，我们其实也很快就看到雅典人在精神和斗志上恢复过来。他们在瘟疫、在历次失败后的自我恢复能力甚至使人吃惊。但是，对精神和道德更致命和持久的伤害还是来自人自身的行为，来自人所发动的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战争的性质是否正义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战争本身的规则也被破坏了。而且这还不仅是一场外战，也是一场内战。在许多城邦的内部，贵族党和民主党之间也都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流血。那些原来比邻而居的人们厮杀起来比对外敌还更凶狠、更残忍。修昔底德描述了发生在希腊许多城邦、尤其是科西拉的内乱和革命，并在第三卷第五章中发表了也许是全书最长的一段笔调冷静而又不无忧伤的评论。他写道：科西拉民主党人继续屠杀公民中他们所认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是因为个人的私仇而被杀害的，或者因为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他也写到了麦加拉的贵族党人如何背信弃义地杀害民主党人及与他们有私仇的人（第四卷第六章）。
修昔底德评论科西拉的内乱说：这次革命是如此的残酷；因为这是第一批革命中间的一个，所以显得更加残酷些。当然，后来事实上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
而我们还看到，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超级大邦也是积极干预各国的内政，而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对自己国家实行的政体的道德信念，不如说主要是出自于赤裸裸的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即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所支持的城邦人们的利益和愿望而这样做，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这样做。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为了加强自身及联盟的力量。
这些内乱还不仅是戕害生命，它还是对底线伦理或者说基本道德的侵犯（修昔底德称之为“人类的普遍法则”）。正是这种侵犯会使对生命的戕害持续不断。如果规则尚未破坏，仅仅是出于自卫（哪怕是先发制人的自卫）而杀人，那么，一次杀戮可能就只是一次杀戮，或者，杀戮迟早会受到评判和追究，但如果规则被破坏了，甚至正邪观念完全被倒置过来了，那么杀戮就将持续不断，甚至成为一种光荣。在修昔底德的笔下，我们看到，在科西拉等城邦的革命引起了连锁反应，而在暴力手段上则是变本加厉。在那些革命发生较迟的地方，因为知道了别处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引起许多热忱的新暴行，表现于夺取政权方法上的处心积虑和前所未闻的残酷报复上。为了适合事物的改变，常用辞句的意义也改变了。过去被看做是
“侵略”的行为，现在被看做是党派对于它的成员所要求的“勇敢”；明智的“远见”被看做是“懦夫”的别名；“中庸”则只是“软弱”的外衣；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阴谋也成了智慧的表现。总之，先发制人，无论是制恶还是制善，都同样地受到鼓励。家族关系不如党派关系强固，因为党人更愿意为着任何理由趋于极端而不辞。这些党派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现行法律的利益，而是推翻现行制度以夺取政权；这些党派的成员彼此信任，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宗教团体的教友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是犯罪和流血的伙伴。至于抱着温和观点的公民受到两个极端党派的摧残，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斗争，就是因为嫉妒他们可能逃脱灾难而生存下去。
修昔底德指出，结果，这些内乱和革命使整个希腊世界的品性普遍地堕落了。互相敌对的情绪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态度对待对方。没有哪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哪个誓言是人们不敢破坏的；人人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别人不能信任，只尽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别人的伤害。而通常那些最没有智慧的人，这时却表现得最有生存的力量，因为他们害怕在辩论中失败，或者在阴谋诡计中为机警的敌人所战胜，他们大胆地直接开始行动；而他们的敌人过于相信自己能够预料事务的发生，认为没有必要来以暴力夺取那些他们能够利用政策获得的东西，因而更易于被杀害。破坏法律和秩序最早的例子发生于科西拉。在那里，有过去被傲慢地压迫而不是被贤慧地统治的人，一旦胜利了的时候，就实行报复；有那些特别为灾难所迫，希望避免他们惯常的贫困而贪求邻人财产的人所采取的邪恶决议；有野蛮而残酷无情的行动，人们参加这种行动不是为着图利，而是因为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驱使他们参加互相残杀的斗争。
修昔底德分析了产生这些罪恶的原因。他认为，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虽然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着他们自己谋得利益。而一旦党派斗争爆发的时候，激烈的疯狂情绪发生作用，这也是原因之一。最深的原因植根于人性。在修昔底德看来，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也总是易于犯法的。但是，在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较容易遵守比较道德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他们不愿意去做的事。而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日常的需要，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人性傲慢地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这种嫉妒使人们重视复仇而轻视宗教，重视利益而轻视正义。在对他人复仇的时候，人们开始预先取消那些人类的普遍法则——而这些法则本来是使所有受痛苦的人有得救的希望的。因此之故，修昔底德对未来也不是太乐观，他倾向于认为，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种灾祸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尽管残酷的程度有所不同〔23〕。
总之，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了。虽然后来还有一些英勇的试图复兴的努力，但雅典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渐凝结为历史，而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希腊人所无比珍视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甚至还可以说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一次滑入波谷，是人性旋律的一次趋于低沉。当然，在这些衰败的景象之下，还是保留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种子，还是会有新的东西生长。人类有把握说，它还能达到新的辉煌。事实上我们后来也见到了这一点，但那已经是另一种辉煌。
注释：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91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不难注意到，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前期最突出的是如梭伦、克利斯梯尼、伯里克利等政治家，而后期最突出的是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哲学的猫头鹰确实往往在黄昏才起飞，哲人的角色往往是解释、反省、沉思，有时也包括哀悼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3〕这有些类似于美国立国后一二百年间所经历的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如戈登·伍德所言，美国在其立国之初，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还在相当程度上是推崇贵族和身份等级制的，但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社会却转向了一种平等的大众民主。见《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例如梭伦改革的在当时穷人要求平分土地和富人想不损害自己利益两者间寻求中道：他废除所有债务、解放债务奴隶并禁止以后再有类似的出卖人身的契约，但并不平分土地；在政治上他给予所有自由公民以选举权，但却只有那些财富达到一定标准的人有被选举权。他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我卫护两方，进退维谷”，“在他们的武装对垒群中，立起了一根分隔两方的柱子”，“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等等。而这种“中道”相对于错误的极端来说，又是一种“直道”或“正道”：“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详见《雅典政制》、《古希腊罗马名人传》等书。
〔5〕
当然，这并不是说，出身贵族者赞成民主都是出于公心，或都有很高的德性，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