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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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当然是和陌生人对比的。从口气上看，好像是说：幸福你们尽管拿走吧，我只要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却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内涵远远比陌生人的幸福丰富。既然如此，又何必假惺惺地说“我只愿”呢？干脆说“我却要”、“我更要”岂不真诚？如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暗示作者将来要在海滨自杀，那也可以和对陌生人的祝福形成一种不矛盾的对比，也无可无不可，只是亵渎了幸福和爱等等词汇。作者不是死刑犯，不是非死不可，为什么不好好活着以继续为自己也为他人创造爱和幸福呢？自杀的人们，不是为了逃避就是为了反抗，不是为了反抗就是表示轻蔑，他们的祝福能让人感到幸福吗？
根据上面的分析，“海子的诗逻辑混乱、语言拉杂、病句百出”的观点可以成立了吧！
然而，病句百出又能怎么样呢？不是照样很流行吗？不是依然有很多崇拜者吗？这就叫病句走大运，不服不行！
看看这些年走红的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著作吧，究竟有几本不是靠病句支撑的呢？病句走大运，不服不行！
病句走大运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一个世界潮流，是一个历史时代。
请看那《尤利西斯》，有一句话这样说：I am alwaysgetting enough for 3 forgerring。这不是明摆着的狗屁不通的病句吗？然而，人们却将它当作神谕对待，虔诚研究，恭敬翻译，白首不疲。日本的翻译家们多次将它翻译成“买上三先令的，就足够了，可我总是忘记”，从来未对英文原文说半个不字。中国的文洁若女士一本正经地对日本学者们说：你们翻译错了，应当翻译为“我总是买上足够三个人吃的净忘记”〔1〕。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越理越乱，越乱越理，《尤利西斯》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你想动摇《尤利西斯》的地位吗？那是蚍蜉撼大树，根本不可能。处在一个病句走大运的时代，又有什么办法呢？
再看看科斯吧。
科斯，出身于英国，成年后定居美国，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年青的时候写过一篇叫做《企业的性质》的文章，很有思想，文笔也很不错。可是，该文发表后几十年无人问津。大概过了三十年，科斯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社会成本问题》，拉里拉杂地写了十万字（英文的字），思想混乱，语言生硬，病句很多〔2〕。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就流行起来了，并且被编入了经济学教科书。以后，人们从中搞出了一个科斯定理。再以后，科斯获得了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定理是什么呢？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多年来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而科斯本人却拒绝对谁是谁非的问题表个态〔3〕。科斯仅仅说：I did not originate the phrase；the“Coase Theorem；”nor its preciseformulation；both of which we owe to Stigler。〔4〕这段话可以译成这样的中文：“我没有创造过‘科斯定理’这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先生。
其实，真正懂得科斯定理的恐怕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科斯本人，但他拒绝解释。
第二是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教授。他说：将一些简单的常识说成是伟大的定理，“似乎显得当代人的思维也太贫乏了”〔5〕。
第三个人是井蛙四郎。他说：“《社会成本问题》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住了法律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6〕无论出自本人的真诚拒绝，还是来自他人的理性批评，那都无济于事，全世界的经济学、法学著作都在大谈科斯定理，甚至文学家们也用上了科斯定理。这就是时代，病句走大运的时代。
在古代，在中世纪，以及在近代的大革命前后，有几个作家、学者是靠病句取胜的呢？那时候的诗文也可能出现病句，但没有人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是，时代不同了，据说现在已经到了后现代，后现代当然要有后现代的风采，要酷，要抛弃一切规则，所以，病句走大运也就理所当然了。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落伍，就会被时代抛弃，就会自绝于世界历史潮流，就怨不得人。
弄懂了时代，才能跟上时代，才会有正确的抉择：要想成名，要想走大运，要想自已的诗文发表得容易些，不妨多来点病句。只有病句多了，人们才不容易读懂；人们读不懂，才会觉得你的诗文深奥、有水平，你的诗文也才能流行起来。如果你写了很多病句，想拒绝成名、拒绝赞美那也不可能，科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你写了很多病句，即便自己羞愧得想自杀，甚至真的自杀了，那也无济于事，也挡不住你的诗文的流行，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注释：〔1〕《书屋》2000年第7期第63～64页。
〔2〕参见井蛙四郎：《产权学家治学态度质疑》，见《理论文萃》1997年第4期。
〔3〕参见吴易风：《西方产权理论和我国产权问题》，载《高校理论战线》1994年第4期。
〔4〕见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第157页，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见《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兼论中国企业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9页。
〔6〕《西方产权学说质疑》，见《法学研究交流》1998年第2期第29页。
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笔谈《沧浪之水》
？ 雷 达
等
雷 达（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读阎真的长篇《沧浪之水》，有种天机被泄露的感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察觉却又朦胧莫辨的某些东西给挑明了。作者写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迷失，努力追问迷失者之所以迷失的文化根因，这超出了一般官场小说的格局。我以为，当下某些同类小说放到《沧浪之水》面前会显得轻飘。
贺绍俊（《文艺报》常务副主编）：《沧浪之水》是一部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或者说得更严格些，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自省的小说。小说以官场为主要舞台，展现的是身陷官场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为官是为了“替天行道”，“道”是他们制约王权的武器，也是他们的精神十字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在“道统”和“势统”之间苦苦挣扎。在今天，“势”是如此强霸，挤得“道”无立锥之地。小说主人公对“那些不言而喻的由父亲贯注到自己血液中的东西”表示质疑，这其实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通心态，因为传统的“道”与现实已经脱节。抛弃旧“道”建立新“道”是一个当务之急的话题，这个问题至今仍困惑着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
陈晓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这部小说的突出之处，在于毫无保留地把知识分子推到权力面前，经受人格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作者目光犀利敏锐，于细微处见精神，使小说始终洋溢着勃勃生机；反讽、幽默与不断的自我反省，使小说既有阅读的快感，也有思想的力度。
梁振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小说主人公池大为一方面出于对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的信仰和身份敬畏，不愿“太扭曲了自己”，“要走自己认定的道路”，一方面又察觉在这个速朽的时代，权和钱是世界的主宰，是“绕不过去的硬道理”，这是小说揭示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悖论，于是产生了普遍的人格分裂。这一揭示提出了当代知识分子现在和未来的价值选择，也即自我身份选择和形象选择的重大话题。
齐成民（复旦大学博士生）：如何评价池大为以人格坚守始以放弃坚守终的价值选择，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我认为如果说陶潜式的精神领袖有一定的意义的话，那也是历史上的事情。今天还有人抱着它不放，那是食古不化，与坚守没有什么关系。知识分子应该参与，听从“政治之召唤”。像早期池大为一样自命清高，进入虚假自恋怪圈，于己于社会都是一种浪费，也违背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原初内涵。进入政治是知识价值的最大化，为了这个目标，知识分子有权察颜观色，要有一种把自己当作泥土，让人把自己踩成一条路的精神。马克思说，人们是在既定条件下而不是理想条件下创造历史的，理想主义不能面对现实，屈原陶潜式的高洁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我理解池大为的转变。
孟繁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小说可以从许多角度进行解读，如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特权阶层对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支配性影响、商品社会中人的欲望与价值的关系等，这足以证实小说的丰富性和它具有的极大价值。但在我看来，小说最值得谈论的，是人与人在对话中被左右与被强迫认同，并因此反映当下社会承认的政治与尊严危机。池大为放弃独善其身的坚守，困难不仅来自他自己，更来自他与周围的“他者”对话过程。他在与马厅长、妻子董柳等人的对话过程中，感觉不到“承认”，不被承认就没有尊严可言。这是一种深刻的伤害，也是他变化的动因。他不做人生转向就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劣者和卑贱的形象，不可能获得尊严，不可能从“贱民”阶层分离出来。于是“承认的政治”就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弥漫开来，这是小说表现的强迫性认同。
李敬泽（《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这是一部令人惊骇的书，它直接冷峻地展示了人的沉沦。“宿命”的力量运行于日常生活之中，生活以无可抗拒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真实性逼迫着每一个人，人们在把自己交给生活的同时也在退却、放弃。人有选择的机会吗？或者说，人们在反抗生活的暴政时是否有一处坚实的立足之地？这是本书向知识分子提出的问题。
白 烨（著名文学评论家）：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进入到知识分子与权力秩序复杂关系的深入探究。作者深谙官场个中滋味，也深得文学个中真谛。他以娓娓而谈的文笔和行云流水般的故事，使读者不知不觉之中被引入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如何保持自我这一重大问题。小说不求丰而自丰，不求深而自深，实为当下现实题材之难得力作，而作者亦为直面现实写作之高手。
杨经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小说写的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被损毁、被扭曲的过程，夸张一点说，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这一伟大命题的现代性翻版。小说的深度在于对当代知识分子所处的复杂历史情境进行了相当透彻的解析，这种情境以悖论的方式展开在人们面前，一方面是现实生存的重要，另一方面是生命原则的坚守。是与非、合理和不合理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