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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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集团的自由对别人的自由的影响,也就“不能讨论和测量这个人或这个集团的自由”;第三,“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总是与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三条“被应用于观念中或行动中时,它们意味着说自由总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因为任何人所实际享有的自由依赖于现存的权力或自由的分配情况,而这种分配情况就是实际上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社会安排——而且当前特别重要的是在经济上的安排”〔13〕。
在讨论自由的历史与现实形态时,杜威提出了自由与平等之关系问题,他承认这是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一派人的观点是:自由与平等之不相容是使自由主义势必沉没的礁石。另一派人的观点是:自由是惟一优先的原则,只要不平等是自由行使自然权力的结果,这种不平等就是社会所必须接受的。杜威坚持“把平等和自由统一起来的民主理想”,他指出:“民主可悲的崩溃就由于这一事实:把自由和在经济领域内,在资本主义财政制度之下最高程度的无限制的个人主义活动等同起来了,这一点注定了不仅使得平等不能实现,而且也使得一切人们的自由不能实现。它对于大多数人的自由是具有破坏性的,显然这是因为它对于真正的机会是具有破坏性的。”〔14〕
在这里,杜威把对平等的破坏与对自由的破坏等同起来,这就意味着,当平等成为社会的重大问题时,强调平等问题的解决不仅不是对自由的否定,而且是对自由的最大程度的强调,因为它面对更大范围的人群——一般是社会劳动大众。在这个意义上,杜威把当时在美国主张用政府的力量去限制资产阶级对工人血汗的榨取、增加公共事业的投入、提高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的思潮也称之为“自由主义”,与之对立的是“放任政策的自由主义”或“政治的自由主义”(即通常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事实上直到现在,在这个国家内,政治的自由主义并未试图改变经济制度的基本情况或是做了比改良大众生活情况更多的事情。因此,现在的自由主义受过激主义者的攻击比受保守主义者的攻击更厉害。在过激主义者的语言中,自由主义是叱骂和谴责的名词”〔15〕。
这样,通过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形态的比较,通过对不同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比较,杜威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路:一方面,“更多地给予个人以自由,把个人的潜力解放出来,这个观念和这个理想是自由精神永远存在的核心;它是和过去一样正确的”〔16〕。另一方面,“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要求激烈地改变经济制度以及依赖于它们的那些政治上的安排。这些改变是必要的,因为对在社会上所创造出来的力量与精力进行社会控制可以促进一切个人的解放,而这些个人是在参与建立一个表达与增进人类自由的人生的伟大事业中联合在一起的”〔17〕。
显然,杜威的自由主义理论肯定了这样的观点:其一,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是历史所形成的,指认这一点并不是要把自由这么一个好东西让给资产阶级,而是承认事实和经验的存在;其二,自由是一个有充分理由存在的好东西,但自由永远是相对存在的,永远与制约不可分离,如果因为不是绝对自由就不承认是自由,那就永远也得不到自由;其三,由于自由实质上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存在的,因此在评价自由的实现程度时,就不能不以大多数人是否得到自由为准则。这样,必须否定少数人以不平等来维持自己的自由的行为,要用平等来保证多数人的自由,“对于进步的和自由的民主所提出的要求可以用类似的战斗口号来加以说明:制度和法律应该使一切人们获得平等和维护平等”〔18〕。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们,尽管他们以胡适为宗师,以美国民主思想为源头,却与杜威的自由主义理论相去甚远。例如李慎之先生在肯定自由和平等是人的应当平衡而不可偏废的价值时,就又自己打破平衡说:“任何时候,自由是第一的,平等是第二的,永远不可颠倒。”〔19〕这就远远没有杜威的看法那么辩证。
看来,美国人盖格尔(George。R。Geiger)所说,“在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东西杜威不仅赞成,而且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下他实际上曾有助于发挥其作用。那就是,经济史观曾被杜威本人用来说明哲学史的许多段落”〔20〕,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根本的社会制度选择上,杜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有限运用(在《自由与文化》中,他提出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自由问题,反对把任何个别因素孤立起来),毕竟使他说出了一些清醒理智的话。
注释:
〔1〕〔2〕《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书屋》2001年第5期。
〔3〕〔12〕《自由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24页。
〔4〕〔5〕〔6〕〔7〕〔10〕〔11〕〔13〕〔14〕〔15〕〔16〕〔17〕〔18〕《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3、108、104、105、91、93、89~91、93、105、100、101、93页。
〔8〕〔9〕《资本主义史》,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9、41页。
〔19〕《自由主义与中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冬季号。
〔20〕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292页。
顾准是想像出来的吗?
? 靳树鹏
顾准是想像出来的。这是李勇先生大作《文化英雄、文学想像和身份焦虑》(《书屋》2001年第9期)的命意之一。他认为顾准“不同程度地被化妆,被抹涂,被传奇化了”,是“炒作”和“神化”出来的,“这样的文化英雄绝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已经从现实生活中,从历史的真实中被抽取出来,经过了净化处理,身上带上了美丽的光环”。
在缺少英雄的时代,能想像出几个英雄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出几个英雄,都是非常值得赞许的。想像也要有现实生活的滋润,不可能凭空产生。此文不讨论这个问题,要讨论的是:顾准究竟是真实的人物还是想像出来的人物。我的看法与李勇先生相反,我认为顾准绝对是个真实人物。
李勇先生也认为《顾准文集》是一部学术著作。他还认为“这部以学术文集面目出现的著作到了公众手中,已经变成了一部叙述顾准文化英雄形象的文学性作品了”。此论令我困惑不解。学术著作怎么变成了文学作品呢?他认为是经过了加工。他写道:“《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则是顾准与其弟陈敏之通信的节选,其思想深邃,但文字却很生动活泼,我把它看成是经过加工的顾准的思想自传。”把任何人的手稿变成印刷品,都多少要做些技术处理,如统一体例,何处用汉字数字何处用阿拉伯数字等。就《顾准文集》中顾准对自己思想的表达而言,陈敏之先生不会作任何加工或节选,他也不可能做这方而的加工。顾准思想的博大缜密,思想表达的精确生动,不仅是不能加工的,也是不能模仿的。顾准的学识、胆识和才情是想像不出来的。顾准是想像出来的在根本上不能成立,是因为许多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想像力。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还被我们奉为圭臬的时候,顾准论证了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规律仍然有效,向其提出了挑战。早在三十年前,顾准就论定了苏联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浪费和窒息的制度,关键是中央集权,便利了犯法分子和投机家,败坏腐烂了社会机体,成为苏联经济之癌。请问有几个中国人有这样的想像力呢?就顾准的理论思考而言,王元化先生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李锐先生说:“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李慎之先生认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往往着墨无多,即已一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中国一流的学者均如是说,李勇先生认为能够想像出一个顾准,谈何容易。
李勇先生还有一个假设:“从开始全国只订八册,到第二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猛增到3。45万册,这中间的戏剧性变化真的是因为有那么多人忽然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了吗?说白了,那些拥有一本《顾准文集》的人是否真的读了顾准的文章?”此论太过武断。谁也不能说拥有《顾准文集》者都读过此书,但读过此书者确实有许许多多人充分认识到顾准的学术价值,被顾准的理论思维所震撼。关于顾准,早就有“炒作”一说,也有“以其遭遇其书亦风靡”一说,我以为都不值一驳。且引录一些人读《顾准文集》的印象吧。王元化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邵燕祥说:“在当代中国确还有先知先觉在,顾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陈乐民说:“如今这本文集,看着看着,竟不禁为之击节者再,有感于先得我心者再;读至痛切处甚至禁不住扼腕而叹。”沙叶新写道:“我真是惊异,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可怖日子里,作者顾准竟然不顾待罪之身,不畏斧钺鼎镬,放胆无忌,道世人所喋言,风标特立,闯思想之禁区,写出了一篇篇锋芒毕露、勇猛果敢的论著。”林贤治认为:“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实所言全在中国……作为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使命。”似不必再引录了。总之,人们激赏的主要不是顾准的经历和遭遇,他毕竟死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床上,有许多人的经历和遭遇比他更凄凉更惨烈,是他的理论探索震撼着许多人的思想。至于顾准的亲属、朋友、故旧、熟人及与顾准毫无瓜葛的人在文章中也赞赏其人格,笔端充满感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没有感情的文章能是好文章吗?这与商业上的炒作风马牛不相及。
李勇先生有一点说对了,即人们渴望着顾准这样的思想家(他用的词是“文化英雄”)。可是当这样一位思想家出现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想像出来的,不是真实存在的。还有一点李勇先生说得也多少有些根据,即顾准的学术成就“被有意无意忽略了”。探讨评价顾准者主要都是阐述他的学术成就。我说李勇此说多少有些根据,因为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比如顾准研究了人类政治制度的演进史;他精辟分析了民主集中制;他还对恩格斯的名著《反杜林论》提出质疑和批判等等,对这些方面却很少有探讨和评说。丁东说得对:“顾准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而又值得深入研究的思想家。”是思想文化界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感兴趣或是没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的重要吗?当然不是,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平台和园地。我这话不是想像出来的。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