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读不尽的人生-欧美小说史话(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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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的突出特点是宠大的结构和严诺的布局，有众多性格迥异又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托尔斯泰写这部小说，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寻求俄国社会的出路和贵族阶级的前途，其中与必然表现了他的思想矛盾。他在描写历史上贵族先进人物的时候，竟错误地把俄国前途寄托在一部分优秀贵族身上。此外，他一方面肯定了战争胜负取决于人民情绪，而不取决于帝王将相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说人民的行动只是顺从了天意。在小说里，作者的宿佶论思想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家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形象身上。这个农民只会逆来顺受，一切听天由命。他说：“人不是自己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他的“不抗恶”也被作者看作是“美德”，反映了托尔斯泰的思想缺陷。
《安娜·卡列尼娜》这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由两条平行而紧密联系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安娜聪慧、漂亮，嫁与卡列宁为妻，但卡列宁是个自私、虚伪的官僚，俩人根本没有真诚的感情，女主人公遂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产生恋情。渥伦斯基又把金钱、地位看得比爱情更重要，致使安娜不但遭到舆论的指责，还被剥夺对儿子的感情，安娜精神近于崩溃，终于卧轨自杀。通过这一线索，作家极为深刻地揭露了以政府部长卡列宁为首的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腐败和冷酷，造成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安娜的最后悲剧。
另一条线索是列文——吉提的爱情和生活道路，这里看得出作者自己的精神探索和复杂的、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列文和吉提以爱情为基础结为恩爱夫妻，但婚后的生活并不万事顺心。列文是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势力袭击下的俄国现实面前，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他一边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边积极从事经营改革，企图找到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的改革的失败使他悲观失望，甚至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皈依家教，在一个古老家法制农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活着。”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剧变，贵族庄园的没落引起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安娜追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的行动代表了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安娜不愿过互相欺骗、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她为了自己的幸福离家出走，但是为上流社会的虚伪道道观所不容。忠于封建操守和追求个人幸福这两种思想，在她心中形成激烈的冲突。结果她在“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在“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中死去。作者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同情安娜的不幸，揭露逼死安娜的贵族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安娜是为“情欲”所支配，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也毁灭了她自己。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家庭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夫妻相爱，长幼相亲，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
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理想，是一个死抱住宗法制不放的贵族地主，他赞扬自给自足的农村，憎恨都市文明。但他又不能不看到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成长的事实。为了挽救贵族地主的没落，他实行农事改革，但改革失败了。他感到绝望，只好在“博爱”和“善”之类的“上帝的法则”中寻求精神平静，终于皈依农教，鼓吹无为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这只是作者设计的一种超脱的办法。
《复活》这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它的主题思想就是“要讲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骗”，“也要讲专制制度的可怕”。
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原是个纯洁美丽的农家姑娘，三岁丧母后成了地主的“半养女、半家奴”，十六岁那年被老女主人的侄儿，年轻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奸污、遗弃，走投无路，沦为娼妓，最后遭谋财害命的旅店仆役所诬陷，被法官们错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恰巧这时，当了贵族代表的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了她，终于“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大扫荡”，他决心为营救她而奔走，而且要正式娶她。但玛丝洛娃不愿接受他的恩惠，在流放中同政治犯西蒙松结合，精神上得到“复活”。聂赫贸朵夫也通过同法庭、监狱、流放所的黑暗现实的接触，加深忏悔，开始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决裂：把土地分给农民，财产送给姐姐，斩断自己同上流社会的关系，虔诚地皈依宗教，同样得到了“复活”。
小说揭露了法庭、监狱和政权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主人公上诉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高官显贵：国务大臣是个吸血鬼，枢密官是蹂躏波兰人的罪魁，要塞司令双手沾满起义农民的鲜血，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小说又撕下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神甫们貌似正经，实际上是为了多捞得“一笔收入”。作者还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荒凉，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地主霸占了他们的生存基础——土地。
作者还露骨地宣传他的人性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爱的宗教”等一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他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忏侮”，玛丝珞娃的“宽恕”，从而说明两个人在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复活”。
《复活》以单线的情节线索而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丝上诉、奔走求情，最终去西伯利亚，广泛而深入地描写了俄国社会，描写了俄国的制度和习俗风尚，是一部成功的社会全景小说。在描绘艺术画面和人物形象时，大量使用了对比手法。无论景物对比、人物对比、贫富之间的生活遭遇对比等等，都能鲜明地暴露社会的矛盾对立，突出表现人民群众的苦难，从而加强作品的批评力量。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划细致入微。它深入各种人物的内心，抓住瞬间的思想感情变化。对于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则更加熟练地表现了他们的“心灵辩证法”，主要是表现他们内心思想感情的矛盾和斗争，展现其辩证的发展过程。使读者对于聂赫贸朵夫和玛丝洛娃的转变感到真实可信。“小人物”众生相——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末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是世界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大师。在他的四百多篇短篇小说中，他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主题发挥到最高境界，在这些小说中，对“小人物”的命运给予深切的同情，也对“小人物”的奴性心理进行细致的刻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变色龙》小说描写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广场上处理一个人被狗咬伤手指头的案件。当他听到申告时，立即摆出架势，扬言一定要给狗的主人一点毅色看看。有人说这是将军家的狗，他吓坏了，急得浑身发热，立即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恶狠狠地责备被狗咬的人：“把手放下来！……怪你自己不好。”这时又有人说这不是将军家的狗，他又改变面孔。反复几次后，将军家的厨师过来，肯定说将军家没有这样的狗，警官的态度明朗化了，断然宣布：“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弄死它算了。”哪知道厨师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接着说，狗不是将军家的，却是将军哥哥的。于是，他马上又换了一副脸孔，对那条狗赞不绝口，夸它机灵，能一口就咬破人的手指头。他还训斥那被咬的人道：“我早晚要收拾你！”契诃夫通过奥楚蔑洛夫态度的几次反复，勾画出一个欺压百姓、阿谀权贵的奴才嘴脸。他虽然也生活在下层，却趋炎附势作贵族们的帮凶。小说以讽刺的笔调细细道来，读罢令人发笑。
《套中人》小说鲜明地塑造了一个旧制度的卫道者、新事物的反对者的典型形象。中学古希腊文教员别里科夫，他在晴天也穿着雨鞋，带着雨伞出门，习惯于把一切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而且他把“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别里科夫“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为了轭杀一切新事物，他甚至用盯梢、造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他长期危害这个小城人们的自由，小城的生活因而变得死气沉沉。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他也想结婚，但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久久不敢向女方求婚，后来看见她竟骑自行车上街，认为太不体面，因此和她哥哥争吵、被从楼梯上推下来，不久即死去。
契诃夫成功地塑造了别里科夫这个“小人物”的双重性格，他一方面害怕与躲避现实生活，是官方的顺民，另一方面又仇视新生事物，是沙皇专制的卫道士。他身上既有“奴隶性”又有“吃人性”。他一生都在怕，怕别人把他吃了，怕新生事物，怕改革，但他一生也在吃人，所以全城人也怕他。他是个知识分子，但他的典型性绝不限于知识分子，契诃夫指出这是一个“小人物”，同时又指出这类人物在俄国具有普遍性。
《姚尼奇》描写一个年轻的医生姚尼奇到外省某城行医，和当地的知识分子屠尔金一家结交，这一家要算是城里“顶有修养、顶有才气的”人家了，丈夫、妻子、女儿各有各的“艺术天才”，常常有客人来他们家欣赏表演，似乎一切都很美满，主人也自我陶醉。实际上主客都在故作风雅，掩饰不住他们的空虚无聊，整个省城的生活也同屠尔金家一样俗不可耐。姚尼奇在这种环境中，“经验渐渐教会他；每逢他跟一个城里人打牌或者吃饭……只要话题不是吃食，比方转到政治或科学方面来，那人一定会茫然不懂，或者讲出一套愚蠢恶毒的大道理来，弄得他只好摆一摆手，走掉了事。”四年之后，姚尼奇从一个有朝气的平民知识分子堕落为毫无理想、对平庸生活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奴仆。契诃夫认为，小市民空虚庸俗的生活也是社会前进的障碍，因为琐屑的生活同样是一种“套子”，窒息着人们的创造精神。所以他对庸俗习气可以说是疾恶如仇。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选材方面，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人和事取材，通过一些平凡的小事说明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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