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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4章

晚清文选-第1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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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十五) 
   抒情之诗,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诗家之数之所不可更仆数,而叙事文学家殆不能及百分之一也。 
   (十六) 
   《三国演义》无纯文学之资格,然其叙关壮缪之释曹操,则非大文学家不办。《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苏昆生,彼其所为固毫无意义,然以其不顾一己之利害,故犹使吾人生无限之兴味,发无限之尊敬。况于观壮缪之矫矫之者乎!若此者,岂真如汗德所云,实践理性为宇宙人生之根本欤?抑与现在利己之世界相比较,而益使吾人兴无涯之感也?则选择戏曲小说之题目者,亦可以知所去取矣。 
   (十七)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 

   ○屈子文学之精神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居之隐君子(如庄周所称之成子之类),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义之终不能行于世,而遁焉者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后,与孔子问礼之老冉,系二人,说见汪容甫《述学老子考异》。)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义常相反对而不能相调和,观孔子与接舆、长沮、桀溺、荷筱丈人之关系可知之矣。战国后之诸学派,无不直接出于此二派,或出于混合此二派,故虽谓吾国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国之文学,亦不外发表二种之思想。然南方学派则仅有散文的文学,如老子、庄、列是已。至诗歌的文学,则为北方学派之所专有。《诗》之百篇,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虽其中如《考》《衡门》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学者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者,亦岂有异于是哉!故此等谓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则可,不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质也。然则诗歌的文学所以独出于北方之学派中者,又何故乎? 
   诗歌者,描写人生者也。(用德国大诗人希尔列尔之定义。)此定义未免太狭。今更广之曰描写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类之兴味,实先人生而后自然,故纯粹之模山范水、留连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未之见。而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始得于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之眼观之。故古代之诗所描写者,特人生之主观的方面,而对人生之客观的方面及纯处于客观界之自然,断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对古代之诗,前之定义,苦其广而不苦其隘也。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而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作,皆当日之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恃其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之社会争,而社会之仇视之也,亦与其仇视南方学者无异,或有甚焉。故彼之视社会也,一时以为寇,一时以为亲,如此循环,而遂生欧穆亚(Hamour)之人生观。《小雅》之杰作,皆此种竞争之产物也。且北方之人,不为离世绝俗之举,而日周旋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此等在在畀以诗歌之题目,与以作诗之动机。此诗歌的文学所以独产于北方学派中,而无与于南方学派者也。 
   然南方文学中,又非无诗歌的原质也。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桩、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像,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像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像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像,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像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像,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像亦散漫而无所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像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南方学派之思想,本与当时封建贵族之制度不能相容,故虽南方之贵族,亦当奉北方之思想焉。观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称之圣王,则有若高辛、尧、舜、禹、汤、少康、武丁、文、武,贤人则有若皋陶、挚说、彭、咸(谓彭祖、巫咸,商之贤臣也,与“巫咸时夕降兮”之巫咸,自是二人。列子所谓郑有神巫,名季咸者也、)比干、伯夷、吕望、宁戚、百里、介推、子胥,暴君则有若夏□、羿、浞、桀、纣,皆北方学者之所常称道,而于南方学者所称黄帝、广成等,不一及焉。虽《远游》一篇,似专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实屈子愤激之词,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志也。《离骚》之卒章,其旨亦与《远游》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九章》中之《怀沙》,乃其绝笔,然犹称重华、汤、禹。足知屈子固彻头彻尾抱北方之思想,虽欲为南方之学者,而终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女Ч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有一日之知遇,被疏者一,被放者再,而终不能易其志,于是其性格与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种之欧穆亚。《离骚》以下诸作,实此欧穆亚所发表者也。使南方之学者处此,则贾谊(《吊屈原文》)、扬雄(《反离骚》)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学所负于北方学派者。 
   然就屈子文学之形式言之,则所负于南方学派者抑又不少。彼之丰富之想像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女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变《三百篇》之体而为长句,变短什而为长篇,于是感情之发表更为宛转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开之,然所以驱使想像而成此大文学者,实由其北方之肫挚的性格。此庄周等之所以仅为哲学家,而周秦间之大诗人不能不独数屈子也。 
   要之,诗歌者,感情的产物也。虽其中之想像的原质(即知力的原质)亦须有肫挚之感情为之素地,而后此原质乃显,故诗歌者,实北方文学之产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观后世之诗人若渊明、若子美,无非受北方学派之影响者,岂独一屈子然哉,岂独一屈子然哉! 

   ○自序一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犬马之齿,已过三十。志学以来,十有余年,体素羸弱,而不能锐进于学。进无师友之助,退有生事之累,故十年所造,遂如今日而已。然此十年间,进步之迹,有可言焉。夫怀旧之感,恒笃于暮年;进取之方,不容于反顾。余年甫壮,而学未成,冀一篑以为山,行百里而未半。然举前十年之进步,以为后此十年、二十年进步之券,非敢自喜,抑亦自策励之一道也。 
   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岁朝钱万,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未几而有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之,亦不能专力于是矣。二十二岁,正月始至上海,主《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之役。二月,而上虞罗君等私主之东文学社成,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学焉,汪君许之。然馆事颇剧,无自习之暇,故半年中之进步,不如同学诸子远甚。夏六月,又以病足归里,数月而念念而复至沪,则《时务报》馆已闭。罗君乃使治社之庶务,而免其学资。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人、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半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次年,社中兼授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其时担任数学者即藤田君。君以文学者而授数学,亦未尝不自笑也。顾君勤于教授。其时所用藤泽博士之算术、代数两教科书,问题殆以万计。同学三四人者,无一问题不解,君亦无一不校阅也。又一年而值庚子之变,学社解散。盖余之学于东文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时方毕第三读本,乃购第四、第五读本,归里自习之。日尽一二课,必以能解为度,不解者且置之。而北乱稍定,罗君乃助以资,使游学于日本。亦以从藤田君之劝,拟专修理学,故抵日本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 
   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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