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是什么:如何在一个混沌的世界驾驭他人 作者: 美 玛格丽特·魏特利-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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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组织网络在全世界范围内交流重要信息的过程，我渐渐相信天主教式的“说教合唱”是很有效的。对于那些已经分享了某种信念和梦想的人们，如果能帮助他们明确目的，增强自信，就一定会带动整个组织蓬勃向上。当然，我无法接触到每一个人，但可以支持那些先觉醒的人们，鼓励他们传播自己的思想，渐渐地，处于组织不同位置的人们就都听到了这种思想，最终，所有人都了解到了。我们不但从中获得了勇气，也获得了力量。
牛顿力学没有教给我们生命网络的行为规律。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改变是个体行为，随时都可能发生。因此，不仅要计划周密，还要考虑发生改变的物体的大小。通过不断的努力我们保持了物体的重量”。但现在，我们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与我们一起工作的是整个网络，而不是分散的个体。没必要推动系统去改变，而要让大家明白：哪些东西重要。然后，再推广这种思想，看它是否可行。
在与网络工作的过程中，不必考虑物体的大小。无论大小，任何一个生命系统中都进行着同样的动态过程——即自参考和寻找意义，这两个过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因而随时都可能有改变发生。当然，处于组织不同方位和级别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动态过程中，这并不影响改变的发生。所以说，“我们必须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都体会到他们对于组织的意义。参与的程度并不重要”。
与我们共事的是能量
思考网络的改变机理有助于我们了解：与自己共事的是能量，而不是死的事物。
能量充满了接个宇宙，跑得可能比光还快：它能穿越无形的介质和连接。意义具有能量的属性，它没有形状，但却组成了我们的自参考过程。因为它无形，所以不遵守物质应遵循的法则，也就是说，牛顿力学也无法对其做出解释。
意义的能量特性排斥了建立在牛顿力学和离散控制论基础上的改变策略。因此，我们不必考虑质量，也不必分解整个组织，训练每个个体。如果我们得不到组织的支持，不必觉得有人在和我们作对。相反，可以通过个体的工作，找出激发组织中某个区域创造性能量的思想和过程。如果成功了，我们就会观察到网络在怎样处理我们的工作，比如说，“有谁注意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思想传播到哪里了？”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就知道谁可能会继续做这项工作。我的搭档——米仑·科尔纳·罗杰斯，这样描述组织改变的过程：“我从任意一个区域着手，就可以遍历整个组织”。
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过程的世界
本章中，我阐述了自认为有利于组织改变的主要过程。如果想要充分利用这些过程和生命异乎寻常的求变能力，就要再做一个思路转换。尽管变化是有形的，但引起它的过程却是无形的。所以，我们应该探索的是那些引起变化的过程。长久以来，生命一直被视为变化的过程（普里高津，1998，10页）。当科学家们透过这些物理性的描述，或是穿过空间和细胞中的窄隙，就会看到一度被忽略的东西——赋予形状的过程。在组织中，我们也要去做同样的工作，即找出赋予组织生命的过程。
要实现这个转换需要进行许多新的实践，其中一些已有介绍。但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并非是选用何种方案实践，而是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过程的世界。这是一种全新的思维。当事物渴望变化、尊重神秘、等待结果时，生命需要我们参与其中。
这很难接受，因为我们都受过很好的创造事物（如计划、事件、措施、步骤）的训练。
我们花了半生的精力去改造这个世界，使之更符合意愿。如令，要放弃造物者的身份的确很难。
但是你和我要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被要求参与到运动中去，被要求学会与不稳定、混沌、变化和惊奇共处。我们既可以继续保持原地不动，也可以开始按要求去做；既可以为流产的计划悲哀，也可以选择发现新的事物。
学会与生命和谐相处
莫里海·伊斯巴——艾基多工夫的创始人，是个身材矮小的人。他曾利用微妙的运动击败了很多无论是体重还是身高都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在比赛中，他看起来就好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的优势并非在于超人的平衡能力，而在于优秀的自我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总能迅速察觉到自己的状态，并做出迅速调整”。
他的阐述表明，要学会与生命和谐相处，而不是抵制。首先，我们要有很好的自我意识，即必须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目标；同时，还必须熟悉自己的立场和处境，以及处于其中的感觉。但是，我们不要希望在哪个平衡点上永远保持不变，应明白生命的混沌会导致我们出错或失衡。虽然要改变，但不要偏离得太远，必须能够很快复位。
重在参与
伊斯巴·森萨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必须时刻参与运动。生命求变的本性反对我们固守计划或措施，提醒我们更多地关注面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随时关注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尽管当前的事情包含，关于环境和我们本身的信息，但我们常常视而不见，因为脑中只有自我。
参与运动并不意昧着我们的行动盲无目的，缺乏任何计划和方向。相反，如果我们能更好地参与，就会制定出更好的计划和目标。我们不要把这些计划、标准和图表看成是自己构建的一样东西，而要把它们看作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让人们明确了目标，增强了联系，产生了新的信息。我们不必过分珍视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而应珍视创造它们的过程。健康的过程创建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身在其中，我们更明确了自己的归属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最后，我们也会变得更健康，不但更明确了自己的目的，而且还共同编织了蛛网一样致密而有弹性的组织。
生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当学会了如何在这个过程世界中工作和生活时，我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很多好的转变。我相信我们会更容易相处，并保持更多的好奇心。不但更尊重彼此，也更包容生命的种种不同。同时，也不再那么容易大喜大悲，多的只是更多的理解和接纳。
相信我们一定会实现这样的改变，因为大家都愿意前进。尽管这想法看似疯狂，难以理解并无法把握，但确实行之有效。生命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它的需要总有一定道理。
第九章新型、科学的管理
我们要致力于创建新型领导关系，即尊重和激发工人的贡献精神。以一种新型的领导关系来重构组织生活。这种关系依赖于员工、股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来维系。
领导者被号召作为助手，他们的权威需要受到我们的支持。
科学发现具有同步性
在人类思维的历史长河中，常常会在不同的地域和学科同时产生相似的、新的理解方式，这种同步既神秘，又让人无法理解，而且还到处存在。比如、在达尔文推出进化论的同时，另一位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物理学家戴维·皮特发现，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艺术领域和科学领域对光的理解几乎是齐头并进的，这个结论一直到今天也有效。16世纪，荷兰的美术学校绘制了光在内部空间中的效果图，展现了光穿过缝隙、门底的情景，也展现了光通过彩色玻璃后所发生的变形。这时，牛顿也正在研究棱镜和光通过小孔时的行为。几百年后，英国风景画家J·M·w·特纳的画中，光以旋转、变化的能量形式呈现出来。几乎同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提出了波理论，尤其提出了光源于电场和磁场的旋转运动。当印象派画家开始探索怎样描绘光的各种形式（甚至把它画成分散的点）时，物理学家们正在推理光是由叫做量子的微小能量单位组成的（皮特。1987。3l一32页；斯科莱恩，1991）。
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
同样，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也经常有相同的概念存在。这些概念是我们的“津塔吉斯特”一一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思考方式。“津塔吉斯特”是一种全新的意识，即我们参与的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我们学会了考察整个系统，而不是孤立的部分或个体。站在系统和整个生态圈的高度，你发现许多值得思考的事情。我们看到相互关联的网络共同织就了绚丽多彩的世界，越发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各种相互连接的关系中；同时，也学会了用复杂的过程来解释生命系统的现象和变化。许多学科都从不同角度讲述着网络的行为模式、关系的重要性、环境的重要性，也教会了我们以新的方式去协调组织生活。
科学界和商界通行的理论尤其突出。我们赖以反映量子物理学映像的电子网络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从宏观上描绘了这种关联特性。学术界和商界在描述新世界时，更是使用了相似的语言。列维·拖特劳斯公司的CEO罗伯特这样描述今天的商界：“处于致密的相互负责与合作的网络中，我们相互承认并发生联系，成为了密切的合作伙伴”。科学界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存在（引自霍华德，1990。136页）。
科学界和商界通行的另一个理论是对生命系统的理解。一些组织理论学者或领导人正在关注生态学、生物学和进化论中反映出的新问题。我们也满怀希望地期待自然会教给我们生物系统所特有的技能——学习、适应和改变。由于我们需要不停地壮大和变革组织，因而，改变已经成为一种持续的需要。我们开始谈论有机组织、自组织以及突变特性，同时，其他人也开始研究混沌和复杂的理论，希望有助于他们处理关于个人或组织的混乱和复杂的状况。
牛顿科学无法应对 21世纪的事情
商界和科学界的密切联系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企业家们就急于利用牛顿的成果发起工业革命（引自多布斯和吉科布，1995）。现在，300年后，牛顿思想仍激励着我们去设计和构造组织，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去寻找改变这些组织的理论。在本世纪初，科学被引入到萌芽中的管理理念中。科学与领导艺术的结合壮大了这个新兴的领域（即使在今天，这种结合仍很密切，我相信它们的动机相同。）
弗雷德里克·泰勒、弗兰克·吉尔布勒斯及其继承者们的工作开辟了科学化管理的新纪元。从这时起，管理工作和工人就一直被看成是一门学问。大量的注意力被放在时间动作研究上，工作被分解成一项项任务，并交付给基本未经圳练的工人来完成。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可怕，想想看，设计者们把那么多的精力浪费在制作有效的解决方案上，而全然不考虑人的因素。不光是他们忽略了这个因素，就连许多当代的管理者们也往往犯同样的错误。他们鄙视工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是设计与考虑那些愚蠢的工人的作用。
尽管管理中，我们可能多少带点这种想法，但最终我们还是相信科学。计划、测量、动机理论、组织设计和改变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科学的影响。偶尔我们在听组织理论学者做报告时，会清楚地体会到这一点。我们都参加过基于17世纪科学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