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论语 感悟-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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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多取弱小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曾经说要以诚信治理天下,而今您即位不久,但已经失信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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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一听,非常惊讶,问:“我哪里有失信的事情?”魏徵倒也不慌,侃侃而谈,一下列举了当时好几件失信于民的事情,比如说今天出台一个政策说蠲免赋税了,明天又下一道敕文征收如故。
魏徵又说:“陛下曾经下敕文说:‘已经出力役者、已经交纳赋税者,今年就不征了,从明年开始。’但是后来还是加征赋税了,而今您又征兵,哪里就是明年再征呢?何况,与您共治天下的地方官时常检阅赋税人丁簿册,征税征兵都以此为准。征税时没问题,可这次征兵您却怀疑他们欺诈,难道这就是陛下所说的以诚信治天下吗?”
李世民听了魏徵的一席话,恍然大悟,非常高兴地说:“以前我以为你固执,不懂得政务,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真是非常精要。如果国家的号令不讲信用,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天下怎么可能安定!我的错误真大啊。”
结果,李世民不仅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不再征发中男当兵,同时还赐给魏徵一个金。
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可以说,从一人一事,直到一个国家的治理,信誉为先,这是中国流传已久的一种道德理念。
谈到信誉,我们还得知道大信和小信的区别。
难道诚信还有什么内在的区别吗?我们怎样来区分呢?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什么叫做“贞”?“贞”就是内有所守的大信誉,符合道义。而“谅”呢?“谅”就是内无所守,求信于人,拘于小节,难合大道。也就是说,君子要坚持正义而守大信,观大势,顾大局,但不一定要局限于小节上。
孔子为什么要分大信、小信呢?这跟他的另一个思想有关。在《论语》中,孔子有很多地方是主张变通的,主张君子要善于通权达变。做一件具体事情之前,允许你在技巧上、在策略上有变通,更好地做好这件事,而不是提倡大家都去做腐儒,固执己见。所以,当子贡有一次问孔子怎么样才叫做士的时候,孔子回答说:第一等的“士”是有羞耻之心、不辱君命的人;其次是孝敬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再次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至于现在的当政者,都是一些器量狭小的人,根本算不得“士”。我们今天说“言必信,行必果”,含有肯定的褒义,但在孔子那里,这还只是小信。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论语·子路》)意思是说,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但实际上却不问是非,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孔子心目中的“士”,就是懂得羞耻之心、孝敬之道的人,懂得大信的人。
不管从我们个人的人生道路来说,还是从整个社会文明的进展来说,只有守住诚信,才有未来。我想,对于诚信,每一个时代可能有每一个时代的解读。
让我们保有内心的诚意,从当下的生活出发,接受现实,朴素面对,并且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守住信誉,通往未来的道路一定会向我们敞开。这样一种观念,大概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积极价值吧。
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想,应该从《论语》出发,结合今天的现实,以《论语》中的诚信来引导今天的生活,走好我们人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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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过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当我们建立了自己良好的道德体系,当我们的整个道德水准提升之后,不仅是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而且会有很多人都在帮助我们,会有志同道合的人跟我们在一起。
有道德的人一定不会孤单。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真诚出发,建立和守住信誉,就一定会建设起一个诚信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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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观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光临《百家讲坛》。今天我们将对话于丹。欢迎于丹教授。
于丹:你好,张越。
张越:你好。去年春节你就在这儿开讲《〈庄子〉心得》?
于丹:对。
张越:事隔一年,今年春节再开讲《〈论语〉感悟》。和去年比,你觉得你自己在心情上有什么变化吗?
于丹:变化太大了。其实,这次还不只是和去年春节讲《〈庄子〉心得》相比。这次还是在讲《论语》的解读嘛,那跟2006年10月播出的《〈论语〉心得》相比,心情真的有很大变化了。这次再讲《论语》,当我走进国宏宾馆旋转门的时候,心头百感交集。
第一次讲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说,大概在二百多年前,有一个数学系的大学生,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他很聪明,学习也很用功,老师就给他吃偏饭,每天给他多留三道题,让他回去自己做。这孩子就天天习以为常地做题。
有一天,他把三道题做完以后发现书里头还夹着一张小条,也是一道题,只许用直尺和圆规做出一个正十七边形来。他想,这大概是老师多给他留了一道题。他就开始做题。
这道题挺难的,他整整熬了一夜,直到天亮才做出来。他就拿着作业,晃荡晃荡回学校交卷。他把作业往老师那儿一放,老师一看就开始哆嗦,问他,这题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吗?
他说,是啊,这题挺难做的,我花了一宿。老师说,这道题是一道两千多年前的题啊,阿基米德没做出来,牛顿也没做出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这辈子把它做出来,所以我走到哪儿都在书里夹着这张纸条,但我到现在也没做出来。我不小心把它掉到你那儿了,你居然就把它做出来了。
老师一说完,这个学生就快被吓哭了。学生说,要是老师告诉我这是一道两千多年来都没做出来的题,那我肯定也做不出来。
这个学生就是后来被称为数学王子的高斯,高斯也是因为这道题而一举成名。
我当然没有高斯那个才华,但是我觉得,当时万卫老师扔给我这张纸条,让我讲《论语》,我确实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道题,不然我肯定不敢拿。我想我第一次开讲,有一半因素是被万卫老师蒙来的。我跟他熟,跟《百家讲坛》也熟,他就跟我说,现在有不少备选的主讲人要来《百家讲坛》讲《论语》,你不是教传媒的吗?以前也老来这儿跟我们聊天,对我们的节目有很多建设性意见,对很多主讲人的讲法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你也来录一下,录完后我给有关主讲人看看,我们大家一起商量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讲能更有点意思。
我记得当时我从学校就来了,穿着现在到处都能看得见的绿条西服那一身。那是我上班时的衣服,里面穿着一个白背心。我上讲台的时候,导播对我说,你背心上有银色的花,反光。
我说,那怎么办?我没带别的衣服。你看我现在上《百家讲坛》拎的那个包,一般都装着好几身衣服。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没衣服可换,最后大家给我出主意说,你那背心能翻过来穿吗?当时我想,不就是录一个样片吗?《百家讲坛》都是这么录的,先录样片。我也没多想,就把背心反穿了。最后正式播出的《〈论语〉心得》里,我那背心是翻着穿的,把背面穿前面了,因为前面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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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上来开口就说,哗啦啦讲完了一节内容。大家非常鼓励我,我说完之后大家都鼓掌,问,于老师,你下次还来吗?
这时,我就清楚地听见万老师在导播台上说,来,于老师接下来就讲《论语》了。我直到那个时候才算是正式接到通知,让我讲《论语》。
张越:今天现场的叔叔阿姨,有前年“十一”期间在这儿听她讲《〈论语〉心得》的吗?哦,有。阿姨,于丹她现在的样子跟上次比差别大吗?
观众:我觉得还可以。
观众:我觉得于丹老师在这儿讲课肯定跟在大学里讲课不一样。对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来说,于丹老师讲的东西我们听着挺新鲜。现在于老师比原来讲得更成熟、更老练了。
张越:跟您第一次听她讲《论语》比,您觉得她有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观众:没看出来。
张越: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就没看出来啊?一年半以前她脸上没疙瘩,今天脸上可是起疙瘩了。
于丹:对。
张越: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说明中央电视台的化妆品不好,而是说明于丹老师精神压力很大,休息不够,是不是?
于丹:对,有这个原因。
张越:是不是这次再讲《论语》比上次的压力大得多了?
于丹:这一次,用《论语》里的一句话说,叫“临事而惧”。
张越:害怕了。
于丹:真是懂得害怕了。因为第一次讲《论语》的时候,没想过要讲第二次,我就随手把好讲的内容差不多都讲完了,这一回再来七讲,发现剩下的都不大好讲,压力很大。应该说,这一次我准备得比第一次更认真,更细致,内在的逻辑性更强,材料更丰富。
张越:你怕到什么程度?你唠叨吗?怕的时候。
于丹:不唠叨,我从小就不唠叨。
张越:你不跟周围人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于丹:没有。我是独生女,我也没上过幼儿园,没人可唠叨,养成了不唠叨的习惯。但是,我写日记,自己跟日记本唠叨。
其实,刚才这位阿姨说得挺对的,就是我周围的人,我的同事、朋友,也不大能看出来我有怎么样的变化。我不是有事就要找人唠叨的人,我觉得我长这么大,太多的事情都是发乎心,止乎心,很多东西只有我自己清楚。
好在我一直写日记,有日记在见证我自己是怎么变化的。讲《〈论语〉感悟》,我自己也很矛盾。从我自己的状态上来讲,我觉得压力很大,不太想再讲,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第一次讲得很不系统,《论语》中有太多重要的东西还没有讲到。比如说,这次讲了孝敬之道,第一次完全没有讲过这个;又讲了忠恕之道,这是儒家一个很核心的思想理念;还有讲仁爱之道和诚信之道,我想,这些都属于我们今天社会里面的一些核心价值,应该从经典中把它们梳理出来。所以,最后我就决定接着讲《论语》了。
张越:你说你“临事而惧”,惧什么啊?
于丹:这种“惧”,我觉得有很多方面。第一个方面,再讲《论语》是一种责任。第二个方面,这次开讲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也惧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在讲《〈论语〉心得》之前,我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大学老师。张越你认识我的时候,我都是在中央电视台讲电视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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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对,在开策划会的时候。
于丹:我已经讲了十多年的电视传媒,这是我的专业。但是,现在各个地方请我的人都是让我去讲国学,讲孔子,讲庄子。这些内容都是我喜欢的,但是如果让我不停地讲这个,我内心也有惧怕,因为人的时间、精力就是那么多,我一直讲这些,那我的专业又该怎么办呢?毕竟我还要给学生上课,我自己还要再进修,那么时间上就会越来越冲突。在我内心,所有这些都是惧的理由。
张越:听到你惧,我倒挺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