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论语 感悟-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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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应该按照“忠信”、“仁义”的原则去办事,就会活得很明白,而如果感情用事的话,就会陷于无穷的迷惑之中。
一个人如果不能保持恒常之心,失去自己内心的判断标准,就会出现很多的迷惑。我们现在总说世象纷纭,希望哪个神灵借我一双慧眼,让我好看清复杂的世象。真正的慧眼何在呢?它不仅关乎智慧,还关乎一个人的自我判断和内心恒常的力量。要想对世界守信,对他人守信,先要看看能否对自己的生命忠诚守信。这是你辨惑的前提。所以孔子把崇德、辨惑连在一起分析,在他看来,提高道德是分辨迷惑的一种方式。
我们看到,孔子对于忠信的论述很多。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我们看,孔子提到忠信,不是孤立地提一个标准,而是把很多标准放在一起,包括了仪态的庄重威严、热爱学习、忠诚守信、慎重交友、过而能改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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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一个真君子,如果他的内心不厚重,不庄重,那么他就没有威严。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怎么显得那么没有分量,那么轻薄,见风就倒,听到点什么风声就容易改变判断,其实那是因为他内心本身就不厚重啊。
但是,内心的厚重是怎么来的呢?这不是先天得来的,而是要靠不断的学习。一个人如果不断地提升修养,不断地去学习思考,他就不会浅陋,就不会固守在他的局限上。
怎样做到君子,还有两条很重要的原则。“主忠信”,就是他内心要有一种立命之本,以忠、信这两种道德为主。“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不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也就是说,如果你结交的人在道德上、在能力上都比你强,你就会有压力,你要见贤思齐,这样你就会得到提升。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不跟不同道的人交往。道不同不相为谋,只跟同道中人来往,以便保持人生方向的单纯性。不论哪一种解释,都是说交友要慎重。
一个人如果按照以上原则做了以后,这个人会不会就不犯错了?不是的,没有谁会永远不犯错。不过,犯错也没关系,一旦错了,不要固执己见,要赶快改正过来,这还是君子。
以上这些就是孔子对于君子道德的描述。这里提出的“主忠信”,它不是孤立的,一定是跟其他的原则相辅相成的。
经常有些朋友问我,《论语》里面我记住哪一句话就够了?或者是问,对我现在的生活哪一句话能有直接的引导?我觉得,经典的东西需要融会贯通,它不会只靠某一句话或者一个理念,就让一个人安身立命。虽然孔子也说“恕”这一个字可以终身行之,但是我们想想,在这种宽恕的背后,那需要多少信念来支撑啊?需要多少融会贯通才能达到?孔子提出来的东西都是微言大义,说出来看似简单,但是都有广博的文化积淀,都有一些内在的理念在支撑。
关于信,还有很多表现在孔子学生的言论里。“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有子是孔子的弟子,他说了三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语言环境里,人际交往都离不开说话,我们都在承诺,但是你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够兑现吗?你答应别人的事,就一定能做得到吗?你说的话能不能兑现,那要看你的诺言离道义有多远。如果你的诺言符合道义,兑现的可能性就会高一点,这就是“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恭近于礼,远耻辱也”,一个人如果能够恭谨有礼,对别人毕恭毕敬但又符合礼义,那么他就远离耻辱了。“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意思是说,如果他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依靠的都是可亲可信之人,那么为人行事也就很可靠了。
我们看,这里又是一组关系。在这里,“信”也没有被单独拿出来作为一个核心,而是说讲信用一定要符合道义。社会中不断出现种种挑战,一个人光有单一的内心道德还是不够的,一定要有一个完善的道德体系。
我们知道,关于历史,有一个词语叫做“信史”,就是其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这个词内涵很重,因为历史上有很多史官,要用他们的生命来维护历史的真实,让历史的真相得以流传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可贵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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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北魏的司徒崔浩和中书侍郎高允两个人奉命撰写北魏的国史,叫做《国书》。《国书》写好以后,就被镌刻在首都平城南郊十字路口的石碑上。崔浩和高允两人依据实录作史的精神,对北魏早期的历史多秉笔直书,有些史实在后人看来是很不堪的。很多鲜卑贵族看了国史之后,非常不满,就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进谗言,说史官真不好,为什么把这些事都写出来了?
拓跋焘盛怒之下就下令逮捕了司徒崔浩,接下来就要逮捕中书侍郎高允。偏偏太武帝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拓跋晃,曾经跟高允念过书,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想保护自己的老师,就把高允请到东宫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拓跋晃和高允一起进宫朝见。
二人来到宫门前,太子对高允说:“我们进去见皇上,我自会引导你怎么做。一旦皇上问什么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说。”高允问:“殿下,这是为什么啊?”太子只是说:“我们进去就知道了。”
先是太子进去跟他父亲说:“高允做事一向小心谨慎,而且地位卑贱,《国书》中的一切都是崔浩写的,与高允无关,我请求您赦免高允的死罪。”拓跋焘就召见高允,问:“《国书》果真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这个时候,高允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是这样回答的:“《太祖纪》由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纪》和《今纪》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撰写的。不过,崔浩兼职很多,他只不过领衔总裁而已,至于具体的著述工作,我写得要比崔浩多得多。”
拓跋焘一听,大怒,说:“敢情你写的比崔浩还多,你的罪行比崔浩还大,怎么可能让你活!”太子慌了,非常害怕,赶紧对他的父亲说:“您的盛怒把高允吓坏了,他只是一介小臣,现在说话都语无伦次了。我以前问过他这件事,都说是崔浩一人写的,真的与他无关。”
拓跋焘又问高允:“真的像太子说的那样吗?”高允不慌不忙,回答说:“我的罪过确实非常大,应该灭族,但我不敢说虚妄的话来骗您。太子因为我长期给他讲书而哀怜我,想要救我一条命。其实,他没有问过我,我也没有对他说过这些话。我不敢瞎说。”
拓跋焘回过头去对太子说:“这就是正直啊!这在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能做得到!马上就要死了,却不改变他说的话,这就是诚实啊。作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啊。应该赦免他的罪过,要褒扬他。”于是,皇帝赦免了高允。
高允临死不说假话,这在北魏历史上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高允的勇气从何而来?它来自于一种内心的忠诚。诚信,有时候是需要大勇敢的。它需要自己内心对于一种价值的坚持,这种价值延伸出来,就已经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更多人的利益。
2007年“感动中国”的人物里面还有这样一个人, “良心医生”陈晓兰。她是上海市虹口区广中医院理疗科的大夫。她看到,这十年间医院进的医疗器材有相当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有害于患者。陈晓兰坚持揭发这事。十年中,经她揭发的假冒伪劣医疗器械多达二十多种,其中有八种已经由国家下文予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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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十年中,这名医生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因为触犯了医院的利益,医院强行把她调离原来的岗位,后来又强迫她提前退休。丢了工作之后,她深入到医疗器械交易的直接环节,更坚定地去揭露更多的黑幕,所以她被很多同行指责为“叛徒”。
对我们来说,陈晓兰的勇敢其实比北魏史官高允的勇敢还要有价值。这不仅仅关系到她个人的诚信,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她的良知成为整个社会风尚的一副净化剂。就是这样一个弱女子,成了广大患者的一道保护屏障。
陈美丽和陈晓兰,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弱女子,但是你能说她们内心的力量就单薄吗?这种力量坚强而庞大,我相信它会有非常大的反响。这样的力量推展起来,从一个人到整个社会,对一个国家影响巨大。这就是诚信的力量。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需不需要诚信?对此,《论语》中就有过很多阐述。孔子曾经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他说,治理有千乘马车这样的一个中等偏大的国家,该怎么做呢?无非就是几件事,第一就是“敬事而信”。治理者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政务,信实无欺,这是一个出发点。接下去,“节用而爱人”。也就是说,要能够节约财政开支,关爱百姓。让百姓做事时,要怎么做呢?“使民以时”,按照四时节序,应该怎么用就怎么用,调剂好忙闲,而不要违背这个天时,不要在农忙的时候让老百姓服很多的劳役。
孔子提出的治国之道,其基本出发点就是诚信,主持国家政务的人要讲信誉。真要有信誉,不仅仅对国家好,对于发布政令的人本身也有好处。
《论语》中还有这样的话:“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一个君子要在建立起信誉、赢得老百姓的信任之后,才可以让百姓们去干活,不管是让他们服兵役,服徭役,还是去干什么,老百姓这时都会心甘情愿。如果老百姓没有对这个执政者产生信任,就会觉得执政者是在虐待自己。如果一个忠臣去进谏,也要先赢得君主的信任,先在君主面前树立起信誉才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君主就会觉得你在诽谤他。那样的话,后果就不太妙了。
子夏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人,就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有一个著名的臣子,就是魏徵。李世民登基不久,有一次征兵,苦于兵力不足,当时封德彝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不足十八岁的中男,如果体格魁梧,也可以一并征上来。李世民一想,国家正缺士兵,就答应了。
唐代的制度,男孩十六岁以上叫中男,二十一岁以上叫丁,丁才负担力役。让未满十八岁的男孩当兵,肯定不合制度。结果呢,征兵敕文签署下去,到了魏徵这儿,魏徵坚持不签,给退回来了。李世民接着下敕文,魏徵再退回来,一连退了好几次。按照程序,魏徵不签署,这个敕文就发不下去,无效。
李世民大怒,急召魏徵。李世民说:“中男里身强力壮的人,可能是奸民谎报年龄以逃避兵役,就是征发他们又能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己见呢?”魏徵回答:“带兵之道在于指挥有方,而不在于依仗数量多。陛下征发壮年成丁,好好训练,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弱小以增加虚数呢!况且,陛下曾经说要以诚信治理天下,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