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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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董县令正愁经济发展没有新的增长点，政绩难于在短期内见效，如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只要能把这项引资计划落在本县，岂不是成效立见？于是董瑛当晚就在宾馆举行晚宴，为牛公子接风。晚宴十分丰盛，虽不是龙肝凤髓，却也水陆杂陈，应有尽有，觥筹交错，主客尽欢。牛公子当场表示，引资项目选址，此地是首选，还说尚书公也属意于此，只是目前资金尚未到位，一切筹措开销要暂时借用。董县令满口应承。尽管牛公子言谈粗俗，举止欠雅，酒到半酣，竟呼卢喝雉起来，但他以为这是公子哥儿的习性，全不在意。第二天，便令衙里书办动用国帑，凑足二百万两白银送给牛公子，作为前期筹备花销。后来的事情毋庸细述，无非是牛公子有事回京，一去之后杳如黄鹤，再没了踪影。董瑛急忙打听，问到尚书府，道是公子倒是有一个，已于前年留洋深造，至今滞留他邦，这才知道遇到了“马扁”。董县令闻知，是否“啊呀”一声向后便倒，甚至急火攻心，喷出一口血来，未曾详考，只得从略，但董瑛与牛浦的勾搭，实在是各怀鬼胎、互有需要。想当年，大明朝的时候，董瑛刚刚当上县令，正要结识几个“名人”以培育声望，而那个冒牌的牛布衣——牛浦——也正想依靠几个当官的以改变自己的地位，于是，一拍即合。需要迷心窍，董瑛哪有闲心去辨别真假。好在牛浦刚刚出道，骗术未精，只不过“借着讲诗为名，顺便撞两处木钟（按：即说个人情，帮着批个条子，干预几个案子，从中拿点红包），弄起几个钱来”，不像今天的牛浦，胃口越来越大，动辄几百万地骗，而董县令也很快就升官走了，没有等到事败的一天。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其糊涂是一般无二的。　　　
　　　　董知县的后任是向知县，名叫向鼎。向鼎其人，当然也是做八股出身。他虽然不像董瑛那样喜欢结交名士，但论其为官，也糊涂得可以。《儒林外史》中写他一天审理了三个案子。第一个案子是“为活杀人命事”，一个天大的题目。其实只是一个和尚无端说人家的牛是他的父亲，牛被杀了，就成了“活杀人命”！这个案子本来就不能立案，但向鼎审得还算明白，把和尚重责二十大板，赶了出去。第二个案子是一个叫做胡赖的人告医生陈安“毒杀兄命”　，理由是他哥哥害病，请陈安来看，用了一剂药，第二天就跳河淹死了。被告的口供同原告不同，一是所用无非荆芥、防风、细辛一类发散药物，并无毒性；二是吃药之后三四天才跳的河，不是第二天。于是向知县便说：“这果然也胡说极了！医家有割股之心；况且你家有病人，原该看守好了，为什么放他出去跳河？与医生何干？这样事也来告状！”就这样把原告、被告一齐赶了出去了事。这样断案，至少有几个问题：就算医生所用的药无毒，但也有个是否误诊的问题，至少应当看看脉案，详详病情，此其一；细辛在本草上固然无毒，但也有记载说用量不得超过一钱，否则也可致人死命，死后无伤，陈安用到八分，或因个体差异，产生恶果，也未可知，此其二；医生有割股之心，是说医生的道德规范，但并不等于只要是医生就有这样的品德，世间医德败坏者尽多，庸医杀人者不少，怎么可以葫芦提一概而论？此其三；就算胡赖的哥哥不是因服药不当而死，但平白跳河也事出蹊跷；人命关天，其间或有别情，也该查个明白，此其四。有此四条，向鼎这案子便问得糊涂。最为糊涂的还是第三桩案子，即牛浦郎一案。牛浦郎盗用了已故牛布衣的名字招摇撞骗。牛布衣的妻子千里寻夫，来到安东，发现了这个冒牌货，因此怀疑他谋害了牛布衣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向鼎问得稍稍仔细一些，这件招摇撞骗的公案也就水落石出了。但向鼎因为牛浦是董瑛关照过要他“清目一二”的“做诗的朋友”，便深信不疑，进而心存偏袒，连案情也不问，就“差两个衙役把这妇人解回绍兴”，叫她到本地告状去了。牛浦这个骗子也就因此蒙混过关。只有昏庸的官吏，骗子才能大行其道。对这三个案子，吴敬梓只是写下了审理的过程，未加任何评论，但却留下了审案的许多漏洞给细心的读者思索，这正是他写作的高明之处。后面写到按察司“为特参昏庸不职之县令以肃官方事”，也就不奇怪了。　　　
　　　　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渠道，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显得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到了八股取士，其要义却主要在把替补官僚队伍都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从皇上的角度看，豢养这样一批奴才，可以使他的意志无障碍地贯彻于官僚阶层。但他忘了，惟命是从的奴才，也必定是一批无所作为、败事有余的昏虫。如果说他们在处理政事上庸碌无能的话，在贪贿枉法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由着这样一批官僚治理社会，大明王朝的气运也就快走到尽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