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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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必须珍爱文化的传统和文化的资源。这并不是反对创造，恰恰是更好地维护文化的创新，以新的文化服务于时代和社会，而决不是死守旧的文化传统不放，只不过保守的创新更强调累积性的发展与创新。保守所要反对的只是我们对待文化传统的浅薄、虚无和自大，反对文化上的激进取舍和急功近利，也反对文化上的守旧，不思进取，因为不能与时而进的文化传统会被历史所淘汰、断裂而消逝，保守的最终目标却是文化的源远流长、推陈出新和人类、民族文化本身的昌明。
二
“真正的大学必须具有三个组成，一是学术性之教学，二是科学与学术性的研究，三是创造性之文化生活。”〔6〕大学不仅是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地方，同样也是大学知识人展开其“创造性的文化生活”的地方，是他们“文化”地生活的地方。大学知识人的生活为文化所浸透，日积月累而形成大学的“文化生活”传统，即一种“有文学气质、有文化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7〕。大学不仅要小心守护、珍视并且丰富文化的传统，而且还要不断守护、珍视丰富大学自身的理念和大学“文化生活”自身的传统。大学精神藏匿于自己的传统之中。英国牛津、剑桥的博雅之风，德国柏林、海德堡的研究之气，美国哈佛、耶鲁的引领潮流，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激荡灵魂的“高师精神”〔8〕，世界名校无不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大学传统是无形的围墙，感染局中人，吸引局外人。大学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大学自身传统的不断丰富与渐次累积，任何大学的发展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头换面，大学本身的现代化决不是以简单否弃或者背离自身的传统为代价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德国承诺不轰炸牛津和剑桥，英国亦以不轰炸海德堡和哥廷根作为回报〔9〕。大学传统的形成需要积累，它不仅在于开创时的辉煌，而且如果没有对传统的守护与珍视，辉煌的传统只能在记忆之中。
保守文化的传统与保守大学自身的传统是统一的，一个是内在灵魂，一个是外在形式。当年胡适在1922年北大二十五年纪念日所写的“回顾与反省”中说：“我们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近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龚定盦语），此话可为个人说，而不可为一个国立的大学说。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这不能不归咎于学校的科目了。我们有了二十四个足年的存在，而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方面也还在裨贩的时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经济、生活、美术……的无尽资料，还不曾引起我们同人的兴趣与努力！这不是我们的大耻辱吗？”〔10〕“但开风气”并不难，敏锐的才智、勃发的激情，加上足够的引进和“裨贩”就基本可以完成，而创造学术则需要深厚的渊源和学术的累进，需要对“三千年”“无尽资料”的“兴趣与努力”。正是在文化传统的守护与新文化的积极开拓中，才造就大学自身的辉煌和大学的精神传统。大学的传统是在文化的守护与创造中绽放的传统，是充满着文化与智识之趣味与光芒的传统。
三
说大学精神的保守与开放是就大学整体而言，就单个的学者而论，二者并不一定得兼，有人倾向于保守甚至守旧，有人倾向于开放甚至激进，但这不妨碍大学精神的保守性与开放性，恰恰是保守与开放甚至守旧与激进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学者的存在，大学才可能真正呈现其精神的活力，“反抗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福科），是“众语喧哗”（巴赫金）、不同声音的存在才真正使得大学精神融保守与开放于一体，不同的声音统一于对博大精深的、可能是有歧异的文化源流与文化精神的殷殷执著。所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1〕（蔡元培），这是大学存在的根基。没有学问精神的守护，大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大学必须为思想所浸透，这使大学与其他专科学校区别开来。“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12〕；大学不仅必须有思想，而且必须是自由的思想，只有自由的思想才能保证大学的思想是活的思想，是流动的、创生的、开放的、多元的思想，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守旧的、单一的思想，是万紫千红，而不是一花独秀，只有这样才能以思想去激励、焕发思想，以智慧去锻造、启迪智慧，才可能立足时代又超越时代，扎根现实又超越现实，关怀社会又反思社会，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守护者，这使得大学教育与单一意识形态的传输区分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大学存在的基本方式。以自由的思想去建立学术的精神，没有学术的宽容与自由，就不会有对高深学问的殷殷执著。这两者的综合，正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大学作为“大学”而不是“小学”的灵魂之所在。
大学的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政府职能性研究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应直接对政府负责，关注社会现状，关注当前紧迫的社会问题，以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为己任，大学则是对整个社会承担责任，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承担责任，对整个历史承担责任，不仅是现在，还有过去，更是未来。大学也不同于专门学校，“专门学校是造成一般人才，应社会之需要；大学则以研究高深学术满足智识欲为目的”〔14〕。这意味着大学既要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又必须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充当社会的良知和历史、文化精神的守护者； 为社会发展谋求学术精神的依据。“风物长宜放眼量”，没有与现实之间的必要距离，就大大束缚了学术思想的“视界”，局限了学术研究的空间，从而降低了大学学术的自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久而久之，大学学术可能将失去其最终立足的根基和源泉。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学术独立，“不是学术与社会隔离，与生活脱节”，而是指“治学者或求学者在治学求学的时候，专心致志去治学求学，而不‘胸怀异志’，别有企图”〔15〕。这就是，关注现实但又不简单迎合现实，而是始终立足长远，对现实持审慎的态度，关注现实中的阙如。
“思想自由”有两种形式，一是消极自由，指免于党派、教派、学派钳制的自流，即指“大学教师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除之恐惧的自由”〔16〕；一是积极自由，则是指开阔的思想空间、活跃的思想情景、发达的思想理路，也就是“兼容并包”。但“思想自由”决不是放任自流，思想自由的立足点与根本乃在于自由地追求知识、探寻真理，是求真、崇善、尚美的自由，是关切历史与现实、文化与传统的自由。一切假、丑、恶，一切无病呻吟、哗众取宠，都不在思想自由之内。思想的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诚如梅贻琦所言：“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而已矣。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于知、情、智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而乘之？”〔17〕
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大学总（应）是宁静的思想与精神的港湾，以心灵之宁静来执守文化的理念，“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正是在宁静与淡泊之中才足以去把捉文化发展的细微脉络，追寻知识与真理。在对真理的探求中，“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据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18〕。这或许是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等并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的理由，尽管这种理由在许多人看来不合时宜，但其中所体现的却正是他们对那“宁静的桌椅”、对大学理念的拳拳守护，“学生在五月四日上街游行之前，蔡校长就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事件发生后，他也一再力劝他们停止抗议，回校复课”。〔19〕他们或许更深地意识到了，中国的繁荣兴旺必须依赖于文化的崛起，或许更深远地关怀着国计民生。示威行动数月后，蔡元培在致北大及全国学生的信中这样写道：“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20〕仔细想来，个中是非功过怎一个“爱国”与否了得？蔡先生所反对的是那种“借爱国的美名，今日罢课，明日游行，完全把读书忘记了”的假“爱国”〔21〕。当然，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大学里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许是情有可原的，甚或是理所当然的，但那“情”那“理”是那时的“情”与“理”，甚至可以说是不得已的“情”与“理”，其中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大学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决不意味着大学就不应当容下平静的书桌，或者说不平静的书桌对于大学本身就是正当合理的，那时的大学容不下平静书桌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今天的大学容不下平静书桌的合理性。蔡先生在信的结尾写道：“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诚哉斯言！
四
中国的现代大学并非自生于古代的书院传统，而是外生性的，实际上一开始就被纳入到社会的整体建制之中，只是由于初创时建制的不健全，加上内忧外患，从而给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自由，加上学贯中西的硕学鸿儒，使得起步时的北大、清华就几乎达到了与国际名牌大学同步的水平。由于就社会整体而言文化知识水平的偏低与心智视野的褊狭，刚刚兴起的大学便成了文化知识传输与心智启发的先锋与号角，现实的危难把我们初创时期的大学直接卷入社会的急风暴雨之中，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并形成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大学之风气。五四之后，随着外患的转移，文化上追求的目标日益凸显，保守与激进、科学与玄学、文言与白话，各种不同的文化追求在大学知识人的视界中此消彼长，构成中国二十世纪大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旅程。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刚刚成形的大学传统依然在战火与硝烟中顽强地生存，西南联大就是一个在世界大学史上也不可多得的典型。
严格说来，我们大学的历史太短，我们的大学又一度处于社会动荡不安之中。建国后，大学尽管在规模上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大学受社会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