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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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这一根本特征”的说法可以说是隔靴搔痒。在不加任何历史考证和逻辑演绎的情况下，冷不防冒出了一句对五四缺乏深刻的理解但却悲愤不已的伟言谠论：“激进主义战胜保守主义，世界主义战胜民族主义。”在《自制的海图》里，这类悲愤此起彼伏，俨然是世纪之交的断言、宣言、忠言、专言、独言，甚至就是为十几亿中国人“立言”。试想，在这样一个需要冷静反思的时代，这些口号式的语录体言辞除却掩盖自身的贫乏与单薄外，又能说明什么呢？世界主义是什么东西？可能，林贤治本人并不清楚。世界主义能够等同于现代性吗？民族主义就是保守、落后的代名词吗？你至少要看看是谁的世界主义吧？
《自制的海图》里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历史性”的严重匮乏。本来，我对过分强调历史性或说历史感是很讨厌的，也一直不以为然。现在，我已经更深刻地理解我的导师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忠言”：“思想史也需要考证，但考证只是工具，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缺乏这一点又是要‘马失前蹄’的，法国年鉴派的‘长时段’理论很有借鉴意义。”对一个从事文学研究以及评论而转向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来说，导师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可以坦白地说，我个人的思想史研究并不是得力于鲜见的材料，而是在于发现材料中的“不同”而自得。然而读了林贤治的文章后，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对这个予以“重估”。这也许就会如马克思所说的：“感觉了的东西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深刻的理解它，只有深刻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感受着它。”诚哉斯言！
固然，缺乏思想和时代感的历史是乏味的、无力的，甚至是无聊的克隆与复制。但是缺乏历史感的“思想”——借用林贤治先生爱用的譬喻——就如同是没有“皮”的“毛”，连皮相之论都难以企及。在林著看似红火、热闹、激情有余的背后，完全是凭着主观意念在做文章。在感情洪水卸闸的同时，高抛的不过是“思想的泡沫”。在该书的第九页，林著颇为自信地说：“在大独裁者、长期垂帘听政的慈禧看来，政改如同玩火，其结局只能加速以其个人为中心的权势集团的崩溃，于是及时地把光绪帝及其政改计划给扼杀了。”这里，我不欲拿更多的考证篇幅，而仅凭我浅薄的历史常识就会解剖：慈禧等顽固的保守派不是不愿意改革，也不是那么简单地认为政改等于“死亡”。她们是不愿意按照维新派的改革思路进行，不然那位垂帘听政的娘们干吗要像林著里所说的“派遣留学生出国，以及官员出洋考察”呢？看来，只要不影响自己权力的把持，改革还是要的，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不然，我们的历史怎能回答现实提出的拷问呢？看来，历史感匮乏的思想史研究无疑也就缺乏现实感。这里，我非常欣赏马克斯·韦伯那句话：“未来如同历史。”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如同未来。”
在一般人眼里，历史是最古老、最传统、最悠久乃至最无用、最破烂、最陈旧的文字垃圾。在我，历史的古典、沧桑、积淀却铸就了散发墨香的现代感。它再现过去不是为再现而再现，而是为了更好地关照现实、映照未来。我在一篇分析五四的论文里这样写道：“历史和历史研究本来就不是一码事，前者可以‘任意成形’，后者则要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然历史学家何以任重道远自命？”假如我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林贤治先生就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许许多多的人物、事件、关键性时刻，彼此错综的关系，都期待我们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钩稽。当历史事实变得相当彰显的时候，我们竟发现：它仍然无法识辨。尤其难以置信的是，愈是明白的事物，往往愈见隐晦。”也许是由于林先生相信“历史是可以分解”的缘故，所以他才把历史分解得支离破碎。历史是可以按图索骥式的分析的，但历史事件是有机的，随便的“肢解”就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在说到“肢解”历史的时候，我产生了联想，其实南有林贤治，北有余杰，他们两人都有思想，但都是思想的泡沫；他们两人都有著作，但都是一样的漂浮；他们两人都有“历史”，但又都是古代铜钱失去“串儿”之后的满地散钱。假如思想如同泡沫，那也就和泡沫经济意味着货币贬值没有什么两样。“知我者谓我何愁，不知我者谓我心忧。”当我面对一群对余杰的“冰与火”等所谓抽屉文学“五体投地”的大学生时，我为我们民族思想力量的单薄感到一种无名的悲哀。
的确，中国缺少“法意”，而不乏“民意”。因此中国的名士十分容易变成民意的发言人。在缺少法意的情形下，无论是哪一位哲人，即使是他再有个性与独立的精神，他都难以别离趋同。闭塞百年，可供的资源实在太少了，于是一旦一种思想在中国社会萌芽，哪怕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他都会成为敏感知识分子抢夺的对象。万众一心跟“潮”走。“潮”是什么？就是“新”。“新”是什么？就是“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是什么？就是“稀有资源”。可怕的稀有资源，当你成为趋之若鹜的对象时，你就是时尚、时髦、流行的代名词。从思想史的意义说，当一种思想被“放之四海”并抢夺时，它就好像是被稀释了的醇酒，无味无度；又好似被充分扩大、延伸了的锡箔纸片，脆弱无力。这和我们现在好说的“资源共享”不是一回事。毕竟，一种思想的内存毕竟是有限的。世纪末，我们反思的不但是思想的缺头少尾，“文字思想”的泛化，更是激情泛滥、浮躁的抛光以及知识分子自我的轻浮。思想的撒娇是知识分子搔首弄姿式的卖弄，感情的“庄重”无论如何掩饰不住内心的“水性”。我们产生不了“大家”，是因为缺少愿意躲进“深闺”（人未识）里修炼的“闺秀”。或许，这是我们今天“模仿秀”之所以层出不穷的缘故吧！我不知道林贤治先生是自己读书得到的“在蔡元培由于北洋军阀的政治压力愤而辞职赴津时，北京许多大学的校长教授也都纷纷辞职，以此要挟政府”，还是道听途说的“途说”。其实，蔡元培校长的压力不是来自上面，而是下面的“起哄”难耐。这不像今天的好多“校长”，他们才不管你下面的呼声和吆喝！只要“密切联系领导”，那就没有下台的顾虑。而林先生在这里可能有点以“现代”推导“历史”的味道吧。可惜，历史不如数学逻辑那样可以演绎。蔡校长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维持那样一个“民意”的摊子。至少，那时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意志和人格，“民意”是不可以强奸的，他们不给其提供任何可乘之机。然而，环顾四周，为了不丢乌纱帽而甘愿被强奸的官迷真是太多了。
解读《五四之魂》，林贤治的鲁迅情结是浓厚的。他对鲁迅的崇拜已经达到了顾头不顾尾的地步。以他对五四的宽容理解而论，精神解读是到位的，比如他引用张东荪对宽容的解释就一针见血：“有势均力敌之对抗，然后始能有容。”但是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里存在着“绕弯子〃式的避实就虚之嫌。
本来，宽容是民主和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则，考察宽容与否对建立一个完善的宪政机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他忽视了五四精神的重量级人物鲁迅却是不应该的。人们把鲁迅作为个人主义的精神偶像加以颂扬，但是面对鲁迅缺少绅士风度的精神气质我们又该怎样为名人讳呢？先生说：“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真是莫名其妙！如果说五四精神是宽容的，那么鲁迅的五四精神就是怨恨式的、记账式的、复仇式的。当然，面对风雨如磐的黑暗故园，怨恨与复仇无可非议，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以张东荪对宽容的解释——“有势均力敌之对抗，然后始能有容”——为理论依据释然。但如果对个人、对个性独立的思想提倡者（譬如费厄泼赖的主张者）也采用这个方式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林贤治本人不是借鲁迅说话就是借五四说话，当他对“世纪末的学者鄙夷世纪初的战士，说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批评进行批评时，又一次证明了他的误读。也许，我本人也属于他批评的“世纪末”学者，但是我的批评主要是针对陈独秀（不包括李大钊）以及后来的追随者逻辑的。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诸多文章里不止一次地演绎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逻辑。尽管陈独秀曾经旗帜鲜明地倡导：“宪法中不能规定以何人为修身大本，固不择孔子与卢梭也。岂独反对民权共和之孔道不能定入宪法以为修身大本。”但他本人还是按捺不住与生俱来的传统性情。看看老陈“万一不安本分”的劲头吧：
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之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再论孔教问题》）
更有甚者，陈氏在文论中不止一次地述说“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理由。其实，这又何理之有呢？
只有“打倒”旧的，才能建立“新的”。把“打倒”作为创造的必要前提，“文革”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即是这一逻辑线索的演绎与延伸。
对此，我在《历史学家的天真》里说过，事实上，“文革”的“破旧立新”不但没有能“破”，反而使封建主义残渣泛起，大行其道（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7年第2期）。在《青年思想家》里我同样强调了“破了的不一定能立，而立也不一定要破”的观点：
“不破不立”不过是反传统文化口号下“立”传统文化精神的一块遮羞布。透过现象看本质，在五四，传统与西方这两种文化精神处于同一平面，而且在相反方向的同一直线上形成矛盾张力，具有实际冲突的价值；而在“文革”，文化发展的动力规律发生了根本性错位。“破”与“立”的内蕴根本不在一个属性领域，构不成双方对立作用的张力场，从而就失去了破与立的实际意义。可以想见，“打倒”的口号只是徒具形式的虚张与造作，不生任何效果。该破的没有破，不该立的反而具活力。“文革”的破旧立新恰似物理学上的“无用功”，在毫无摩擦系数的情况下，空喊“革命”是最容易办到的事。当今有人尚对此心有余悸时，我们能不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吗？（《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破与立的话题本来不应该花费笔墨进行“空谈”，连我自己都感到有点如林贤治先生所说的“饶舌”。但当我们一味沉浸在“不但要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口号中时，我们是否冷静地想过：为什么不能在旧世界的基础上改良出一个新世界呢？那样，不是事半功倍吗？我们干吗要干事倍功半的傻事呢？
林著里强调：“要扫荡的旧物太庞大太沉重了”，因此需要一些彻底“改造”的乌托邦情结。他甚至引用王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