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8-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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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事实要求人类需对自身的政治正当性作出回答。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来自人们自身的契约，“既然任何人都没有一种自然的权威驾驭他的同类，既然暴力并不产生任何权利，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约定可以作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7〕。卢梭将政治社会还原为简单的家庭，家庭本身自是靠约定来维系的，这种约定是“人人共有的自由，是人的本性的结果”〔8〕。卢梭所谓的人的自由于本性，当然的指向伴随启蒙运动上升并且确立的个人主义原则。现代理论家与卢梭处于相同的情景，比如罗尔斯和诺齐克，他们也只能从卢梭的原则出发去构建自己的理论，诉诸整体主义原则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那个惟一有能力统一单个个人的上帝在启蒙中已被打倒。特洛尔奇指出，个人主义作为契约论的基础，亦使国家的正当性基础有如建立在一个沙堆之上〔9〕。据此，我们可以说，现代政治充满了游戏的意味，当政治离开了某种超秩序的约束，将一切寻找根源性的努力都返还到自身，同时这些努力都不足以给自身提供一个正当性论证时，政治便不可能再次以从前的姿态进入我们的心灵。我们处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虚浮不实是这个时代的本质，政治似乎并没有例外，它同样不能提供给我们实在。经济活动也同样。在古代社会中，经济领域是附属于政治领域的，而现代社会经济则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石元康认为，现代社会具有下列各项特征：非政治化的经济（depoliticized economy），非伦理化的政治（deethicized politics），非宗教化的伦理（dereligionized ethics）〔10〕。非政治化的经济，区别于古代经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古代经济附属于政治，它的功能是通过政治而作用全体；现代经济和政治的位置刚好倒了过来，政治服务于经济，经济则直接服务于人们日渐膨胀的感观物质欲。第二，现代经济在满足感观物质欲的同时，还有令人困惑的一面，那就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不是为了消费，不是为了完成某项使命达到某种目的，而仅仅是出自习惯，出自下意识。综合这两点，一言以蔽之，现代经济强调感观物质欲满足的同时似乎因为缺少某种更深刻的使命感而失去自身。前后两者似乎是相悖的，但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而这两点恰恰与游戏的两大特征相符，一是感观享乐，二是虚浮不实。
文化与道德。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大众文化的上升，大众文化驱逐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日渐边缘化，这是社会文化世俗化的必然与体现。大众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感官性与表面性，通过持续有效的刺激从而达到短暂的麻醉感官的功效。对此，前现代的文化精英们肯定会很不屑地报之以鄙薄的冷笑，但是大众文化的代言人或许会回击：无论你们认为我们多么浅薄，但是我们快乐啊！关于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阐述，麦金太尔的观点极为精辟，很少有人能出其右。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里深刻的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无法解决和摆脱困境的道德危机的时代，道德作为一完整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碎片。这种道德危机的历史根源在于启蒙运动以来对道德合理性论证的失败。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那种真正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所赖以存在的社会背景丧失以后，欧洲文化开始对道德的合理性问题进行单独的论证，狄德罗诉诸欲望，休谟诉诸激情，康德诉诸理性，边沁、密尔诉诸功利主义的趋利避害原则，然而这些都与事无补，丝毫不能解决问题。麦金太尔将种种道德现状归咎于情感主义：“情感主义是这样一种学说：所有的评价性判断，尤其是所有的道德判断，就其在本性上，它们是道德的或是评价性的而言，都不过是爱好、态度或情感的表述。” 〔11〕“道德不过是爱好、态度或情感的表述”，表明道德与感性的相关，道德成为碎片。论证得不出结论，即便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道德，也是在说我们所处时代的道德的虚妄以及对其的不可捉摸性。正是在这一点上，道德与“游戏”联系起来。
以上对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即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使旨趣不一的两者搅在一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诸方面都具备了“感性的取乐”与“虚浮不实”这两种特质，这与“游戏”一词的主旨相合。这一相合提供了可能性，成为两者结合的客观外力。
相对而言，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可能会更复杂一些，因为这涉及到人的主观与精神层面。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试图揭示一个道理，即并非只是过“重”的生活不堪忍受，事实上，一种缺少约束与责任的“轻”的生活也是相当煎熬人的，起码其不可忍受的程度不会低于前者。一般而言，前现代社会往往缔造“重”的生活，人很容易失去其本身，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所描述的万历皇帝，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代表。万历皇帝的痛苦就在于，他有着活生生做人的理想，而事实上，皇帝只是制度只是社会关系的一头，这就是“重”。现代社会则往往缔造“轻”的生活，这是个人主义的胜利，但绝不是人类的胜利，人类并没有因此得到彻底的解放。事实上，当感性原则与虚浮笼罩大地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的本质接近或者说等同于游戏特质的时候，人们陷入了另一种困顿。于是，出于直觉，而不是出于深思熟虑，人们启用了这个并不是十分光彩的词语来规定我们的生活。从而，诸如爱情游戏、性游戏、哲学游戏、政治游戏之类的组合才会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以及日常语言当中。重与轻的权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钱钟书用围城来比喻爱情与生活，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或许我们所需要的是当一只脚跨进城的时候居于两脚间的一个点，或许生活就应如曹植在《洛神赋》里所形容洛神的那样：若即若离。
注释：
〔1〕伊格尔顿：《致中国读者》，见《后现代主义的幻想》，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 《论语·卫灵公》。
〔3〕托马斯：《反异教大全》，III·27，《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8页。
〔4〕彼特拉克：载《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集》，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1页。
〔5〕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页。
〔6〕〔9〕特洛尔奇：《近代中的新教基督教和教会》，第391、305页。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0页。
〔7〕〔8〕卢梭：《论社会契约》ⅠⅣ，转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67页。
〔10〕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7页。
〔11〕麦金太尔：《德性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秋瑾被杀害之后
？ 傅国涌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天亮之前，鉴湖女侠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清政府杀害。一个三十三岁的女性因政治原因而就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所以她的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为当时舆论中心的上海，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神州日报》连续公布浙江省发布的有关通报、函电、文告，并转录外电、外报刊出的有关消息。《时报》除了对秋瑾案始末做了连续报道之外，还发表了《哀秋瑾案》、《记秋女士遗事》、《对于秋瑾被害之意见书》等几十篇有关秋案的评论文章和诗词、漫画。对秋瑾慷慨赴死的报道也非常传神：“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1〕
《申报》发表了各种体裁的有关报道、评论等三十多篇，累计达三万多字，包括秋瑾被捕与就义的情况报道、绍兴府公布的有关秋瑾“罪案”、秋瑾被害余波、秋瑾男装持手杖照片、秋瑾生前演说稿、秋瑾好友徐自华撰文、吴芝英书写的秋瑾墓表等。
《申报》在当月的一篇报道中称赞秋瑾“时或垂辫作男子装，到处演说颇能动人。现方创立女子体育所，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云”〔2〕。在7月22日刊出的《秋瑾之演说》中高度评价她组织女报、提倡女学、追求女子独立的作为，并以热情的语言写道：“闻女士擅口才，每登演说台，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掌声如同白日春雷。”〔3〕并摘录了秋瑾慷慨激昂的演说《敬告姐妹行》，字里行间满溢着对她的“才”、她的“志”的无比推崇。7月23日，也就是秋瑾被杀第八天，刊出她的六首遗诗。7月25日，发表《论绍兴冤狱》评论，直接指出冤案是绍兴府假公济私、捏造告急所造成的。8月13日，登出官方伪造的《绍狱供词汇录》，后面还有“编者按”：
按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浙江人）莫不知悉。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及‘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词，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辞何等雄厉，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4〕。
《时报》也说：
浙省官场，因外间人言啧啧，群为秋女士讼冤。大吏授意某某，求秋女士书函等件，仿其笔迹，造通匪等函件，以掩天下耳目。此说若真，官吏之用心，不可问矣〔5〕。
10月6日《申报》刊出的《徐锡麟传》一书广告中，有“徐手刺皖抚，剖心而死，祸及秋瑾女士大狱。……小像七幅，并有秋瑾女士墨迹一章”等语〔6〕，尽管是广告，其中却充满了对秋瑾的敬意和惋惜之情。
远在天津、以“敢言”著称的《大公报》7月25日也发表长达千字的报道，“记秋瑾女士本株累被捕情形”，“记秋瑾女士正法情形”，“记秋瑾女士之历史”。7月30日发表《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的评论，痛惜秋瑾之死，抨击杀人者——“况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
在1907年那样暗无天日的年头，从包括《申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纸到天津《大公报》都曾为秋瑾生命的丧失而感叹，而悲恸，所以他们一而再地为她的冤死而呼喊，一而再地提起杀人者、出卖者和赞成、默许杀人者。无论是曾和秋瑾同在日本留学，当时为绍兴府中学堂监督的袁翼，绍兴士绅胡道南、巡抚幕僚姜梅鋎、章介眉，还是带兵到绍兴的标统李益智，甚至久负盛名的汤寿潜，都遭到了舆论的谴责。至于杀人的主谋绍兴知府贵福、浙江巡抚张曾扬就更不必说了。
《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昌言无忌，大声疾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