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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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久久地向她恳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说：“你怎能在这里呼吸？
这里可是一座坟墓！”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之墓远离帝国中心，它们散布在修道院旁长满亚麻和荨麻的粗砂地里、小山坡的林中空地，却被尊为俄罗斯永恒的精神圣地。而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墓地，则更接近无迹可寻、难以企及的骷髅地：
一九二一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有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没有让他开口。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这一日期，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一九六三年诗人被“平反”后才得到确认），曼杰施塔姆作为一名疯子在饥饿中衰竭而死，免去新政权的“九克”。他被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称之为“海参崴”）的一个集中营转运站（所有俄国文学史家都无力指出这个站名）。布罗茨基从这位与他同国同种同行（俄国犹太诗人）的“死地”发现，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与帝国的对立，“纯粹是极端之间的官司”，诗人占据和重造了时间，而帝国——“无声的空间”——“对此天然怀有敌意”。因此，曼杰施塔姆这位“文明之子”死于苏联版图最边远的“极地”，这不仅是命运的杰作，也完全符合帝国逻辑。诗人在精神崩溃的流放途中写下自己的挽歌：
僵硬的燕子长着圆形的眉
自坟墓向我飞来
说已得到足够的休息，在它们
斯德哥尔摩冰凉的床上
濒死诗人还在把自己比作安徒生童话中那只在鼹鼠洞穴养好伤，希冀再飞回家园的乳燕，他被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为一一四二。
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两年前从巴黎返回苏联的茨维塔那娃，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马河畔一个名叫叶拉布加的村庄，悬梁自尽。此前，女诗人的丈夫已被处死，姐姐和女儿被捕入狱，儿子离散。“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最富激情的声音”被窒息在一处没有墓号的坟地里，直到十八年后的一九六○年，女诗人的姐姐从强劳营释放后来到那个村庄，才在一块当地人认为葬着自杀者残骸的墓地上，竖起一枚木十字架，上面写着这位“俄国亚马孙”的出生和死亡日期（同年，帕斯捷尔纳克去世，“在弥撒曲中相逢的灵魂”）。五十年前，茨维塔耶娃在最绝望的时刻，把目光转向未来：
当我停止呼吸一个世纪以后
你将来到人间
已往死去的我，将从黄泉深处
用自己的手为你写下诗篇：
隔着滔滔的忘川
我伸出我的双臂
……
要我说吗？我就说！死亡原是假定。
你此刻就是我最深情的客人。
你会抛弃所有情人中的尤物，
为了她——一堆骸骨。
……
我们是否觉得“睫毛苦涩”？在帕斯捷尔纳克那个“狼在追猎的世纪”，死亡作为日常主题，已是“测试诗人伦理观的石蕊试纸”。缪斯飞临所在，除了挽诗，就是安魂曲。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的墓地，构成世界诗坛最独特最触目的景观，它以史所未见的受难和牺牲，消解和震撼着幅员辽阔的苏俄帝国，并且远远超过诗歌本身，以俄国新圣地的名义召唤新的世纪。
俄罗斯“墓地——圣地”的革命性魅力，在于它对诗人与帝国、精神与权力这一“永恒矛盾”持续抗衡的意志，在于它对真正永恒中事物的殉情和钟爱，在于它对生命存在和价值理想生死与之的虔敬、纯正、天真和圣洁。
在帕斯捷尔纳克之子代替父亲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迟到三十年的荣誉之前两年，布罗茨基已经在那个讲坛上宣告了俄罗斯古老圣地的新生：
这一代——这一代人出生之时正是奥斯威辛的焚化炉烈焰滚滚，正是斯大林像上帝一样处于仿佛是自然母亲开创的绝对权力的峰巅之时——这代人来到世上似乎是为了继续那些被焚化炉和斯大林那些为群岛般众多的无名坟墓打算切断的东西。那一切（文学艺术）并没有完全被切断，至少在俄国是如此。这一事实应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功于我们这个时代。我因从属于这一时代而感到的骄傲丝毫不下我此刻站在这里所感到的自豪。我站在这讲坛上这一事实即是对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文化所提供的服务的承认。我想起曼杰施塔姆的一个概念，愿意补充说，“俄罗斯诗歌的任务”是对世界文化提供的服务。在回首过去的时候，我可以说我们起步于一块空白的——真正可怕的荒凉的——地方，我们凭着直觉……致力于再造文化连续的效果，重建它的形式和内容，用我们自己的新的，在我们看来是当代的内容来填充它幸存的为数不多的、而且常常是遭到毁坏的形式。
当时或许还存在着另一条道路：进一步改变我们文化面貌的道路，废墟和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诗学。我们抵制了这一条道路……因为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世界大国中，这个半亚细亚式的东方大帝国，产生不了自己的荷马和但丁，对诗人的镇压却史所空前。
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却正好是从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上开始其政治生涯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头两篇文章即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近代以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已成为欧洲各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主要尺度之一。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和王权精神垄断的残余的真正终结，是由一六四四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著名历史文献——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完成的。T·杰斐逊在确立美国社会新闻和出版自由权时断言：“我们的自由有赖于出版自由，而限制出版就意味着丧失自由。任何一种书报检查制度都是用对人民理智的摧残来代替专制政权对人类肉体的迫害，从而扼杀民主精神本身。”马克思这样一位对人类自由有特定观念的人物也断言：“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死前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对苏联的出版状况深为失望，“一些微不足道的书籍被当成杰作……而最优秀的作品却被打入冷宫，直到写出这些作品的二十五年之后才重见天日。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假如象普拉东诺夫和布尔加科夫这些作家的作品写完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的思想就会比现在不知要丰富多少倍了。”
二十年前，苏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写道：“M·布尔加科夫、M·茨维塔耶娃、B·帕斯捷尔纳克、O·曼杰施塔姆、A·阿赫玛托娃这样一些作家和诗人，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信徒，可是他们的作品却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作家的许多著作只是在作者死后才问世，而某些作品直至今日尚未出版（至少未在苏联出版）”。在麦德维杰夫看来，苏联社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背离，首先就是禁止和取缔言论和出版自由，在苏联，自斯大林时代以来书报检查机关多年的统治，对于文学艺术，对于一切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以及对于全民族的个性与道德，必然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患”。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说，“起败坏道德作用的只是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从它这一根本劣点派生出它的其它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最丑恶的（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如此）劣点——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就是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变成一群只顾私人生活的人。”
二十世纪俄诗人迎头撞上的远不只是国家书报检查局，而是整个敌视精神自由的意识形态帝国，诗人遭遇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言论、写作、思想、艺术，一切精神活动都是帝国内政和帝国“主权”。
曼杰施塔姆在监狱里向祭司们喊道：你们得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这对于狱吏们和帝国领袖都是十分稀罕的声音。诗人对“新的历史形势”并不抱公然敌视的态度，但是，他对“精神自治和向美学皈依”的人生抉择，正是二十世纪俄国最严重的罪行。布罗茨基反映出，自从浪漫主义以来，便有诗人同暴君对抗的概念，“如果说这在历史上曾属可能，现在则纯粹是梦呓：暴君再也不会提供面对面较量的机会”。诗人遭殃的原因是语言上以及通过暗示表现出的心灵的独立倾向和对真正永恒事物的依恋。一首歌是不服从的语言形式，它的韵律挑起的质询远远不限于具体的权力哲学，它究诘整个存在秩序。它遭遇的迫害是绝顶荒唐而又不难理解的。
为了写作走向冥府，成为许多俄国诗人的典型命运。布罗茨基描绘的曼杰施塔姆的命运是出版自由与诗人之间最离奇的事件：
我不能不说，他是一位现代俄狄浦斯：他被遣往地狱却再也没有归返。他的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东躲西藏，将一只暗藏他诗卷的平底锅握在手中，夜深人静时默默背诵他的诗歌，时刻提防手执搜查证的复仇女神闯入内室。这是我们的变形记，我们的神话。
布罗茨基本人被作为“寄生虫”判刑五年。当他在法庭上称自己是“诗人和翻译家”时，竟惹得审讯者们哄堂大笑。
像爱伦堡这样的“最低纲领派”人物，几乎一生都在重新习惯帝国反复无常的出版气候，生存自卫的本能和按内心写作的冲动构成他的作品的基调，直到晚年，他还在回忆录的结尾处追问：明天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名为《人、岁月、生活》（其中主要部分在他死后由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刊载）的多卷集回忆录中，他深感俄国诗人的危难：“在宽阔的甲板上，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摔倒、没有呕吐、也没有发出过怨言？这样的人不多，这是那有着老练的心灵，能在晃动下兀然不动的人。”他对他死后才能看到他的书的未来读者们央求道：“我请你，别思索到底。打断这声音，让记忆瓦解，让苦恼崩裂，让人们娱乐。生活要象酗酒一样，一口喝光便沉睡不醒……我求你发发善心，别刨根问底，也别再提和理会我们生活里发生的一切。”
“写作”——“生活”、“缄默”——“说出”、“获得”——“放弃”之间，在俄国，成为“生”与“死”的选择。谁也不敢说，仅仅由于上一世纪诗歌前驱们的遗产，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就能躲过灭顶之灾。而俄罗斯诗人的启示性在于，他们始终没有屈服这一貌似永恒的命运；他们最终超越了这一悲剧的极限；他们以自己的“写作”，更以自己的“生活”在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试卷上签了名，“刻痕”很深；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升华和圣化了二十世纪最骇人听闻的悲剧，把罪恶和苦难领到全人类良心的审判席上，有力地缩短了俄国和人类的刑期。在对悲剧命运的态度上，我们远未达到俄国诗人那样清醒、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