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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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超越帝国权力的伟大传统，还存在吗？
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得出了自己肯定的结论。
革命、内战使俄国文学的基础遭到粉碎性打击。曾经使世世代代知识分子感到激奋或震惊的大问题突然之间失去一切意义；传统主题和人物倾刻间消失殆尽；各种流派的论争都变得不可能，并且毫无意义；俄国文苑中所有的权威和偶像都黯淡无光。亚历山大·勃洛克预言道：整个知识界一夜之间就会发现，自己已身陷社会最底层——托洛茨基这名赤色犹太人已发出十多年后戈培尔博士在德国发出的同一威胁，“历史的铁扫帚会把你们和其它残渣余孽一起清除！”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的抗议，以及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变得分文不值。“军事共产主义”和“集体化”的艰苦岁月与未来主义的先知式预言和象征派那种堂皇唯美的神秘诗意毫无相似之处。小说家和诗人发现，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为这片产生过天才和大师的土地举行葬礼。雷米佐夫的散文《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诗作《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廖夫《死者的太阳》以及普宁《罪恶的岁月》都是绝望的祷文和葬辞。阿赫玛托娃厉声质问诗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这是对象征派、未来派和意象派的救世诗句“一轮巨大的辉煌无比的太阳正在升起”的反问，——阿赫玛托娃自己和其他阿克梅派诗人也曾歌颂过这轮太阳。惩罚迅速到来，逮捕、流放、苦役和枪决大规模推进。于是出现俄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空前绝后的流亡文学。俄国女诗人吉比乌斯一九二二年在巴黎悲叹道：整个俄国文学都流亡到国外去了！连高尔基也不例外，由于一篇反对十月革命的《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只海燕在明媚的意大利呆了十年。
与欧洲十九世纪流亡文学和革命——暴政——帝国的共生现象一样，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也恪守着与帝国遥相对峙的规则。半个世纪后，布罗茨基才以伤感的激情在《我们称之为“流亡”的状态》的演讲中说道：
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既然其它道路全行不通，那么让我们相信，文学是社会具有的惟一的道德保险；它是戕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内容丰富多样的人生是文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它存在的目的。
俄罗斯文学在西方的重建构成本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观，这固然与俄国流亡作家的个人声望、文化素养、人数和与西方文化界的关系有关，与极权主义的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西方的现实威胁及其对流亡作家的地位的影响有关；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仍然出于诗人与帝国这一俄国传统矛盾，而且更复杂和紧张。西尼亚夫斯基作为第三代俄国流亡诗人，在《大陆》季刊上发表《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一文，拒不承认俄国新制度“有权代表俄罗斯文学传统”，也拒不承认“它有力量切断这个传统”。他确信，流亡文学不折不扣地是俄罗斯文学的延续部分：“一个俄国作家如果不愿意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写作，他就会处在一个地下作家所处的非常危险和梦幻般的境遇之中……他就会面临各种暴力镇压和惩罚的手段。文学已成为一种禁忌、要承担风险的事业。”从整体上看，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既是上一世纪俄国文化精神的延伸和继续，也是新时代俄国命运的特殊形式。流亡作家一开始就不是个别事件、个人生活的错位和再选择或一般的政治避难，而是具有人类意义的俄国命运在西方的承受者，绝非单纯的语言流浪，或本体存在性的、俄狄浦斯式的无家可归者。
俄罗斯流亡作家在西方的中心活动，是从源头上沉痛反思俄国极权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保留和继续俄国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复兴支撑俄国一千多年的东正教神学和俄罗斯基督教哲学，探寻俄国与西方世界的未来关系。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等俄国思想家，从二十至四十年代，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华沙及美国等地，创立了“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院”、“俄罗斯东正教神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研究所”、“俄罗斯大学”、“俄罗斯文学艺术剧院”，创办了《俄罗斯沉钟》、《俄罗斯之声》《东方与西方》《路》杂志以及《俄国新讯》（日报）《俄罗斯思想》（周刊）《面面观》《播种》（月刊）《新评论》（季刊）等。到索尔仁尼琴的流亡时代创办的《大陆》杂志，已成为现实俄国社会和精神发展的西方窗口，它除俄文外，还用欧洲几种主要语言出版，其宗旨建立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宗教理想主义、反极权主义、民主与超党派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以文学、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健全发展”“拯救俄罗斯”。
与俄罗斯命运的精神联系，是二十世纪俄国流亡文学自下而上地发展，提供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人类悲剧的高峰视角，从而赢得西方文学界的尊重的根本原因。与艾略特、庞德、萨特、阿多尔诺等西方作家对人类的荒芜感和绝望心情相比，俄国流亡作家更能自觉地拒斥二十世纪独有的强大的虚无主义和末世情怀。对世界的总体观念、对人的本质的终极性评论被国家性质的意识形态化之后，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价值体系、文化意识和伦理学说的冲突使其它一切冲突都相形见绌。因而知识分子、作家和诗人的承受和表达的事物，空前困难和艰危，因而也更接近二十世纪总体悲剧的本质。
布罗茨基这位已适应西方化的俄国诗人，在诺贝尔文学奖集会上演讲时告诫西方说，将俄国的经验作为警钟是有意义的。西方世界迄今为止的社会结构从整体上说与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国是相同的。十九世纪正在西方继续，它在俄国却走到了尽头。布罗茨基称，如果我说它以悲剧告终，首先指的是社会——或年代——沿革的路线。“因为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本世纪俄国流亡文学正是通过与俄罗斯命运的联系，以自己的语言抵达时代的本质。它近期对其祖国凯旋式的回归，也正是历史精神本身法则的显现。毫无疑问，俄国流亡文学将根本修改二十世纪俄语文学的总体评价，是继屠格涅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和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十九世纪俄国侨民文学之后，“对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服务”。
然而，真正蔚为壮观、悲怆而激人沉思的启示，更主要地来自那些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其生命和精神的最高形式直接构成二十世纪俄国和人类本质的俄国诗人身上。
在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墓地作为俄国命运的悲剧性风景，其象征意义甚至超过诗歌，是以诗人生命凝结的俄罗斯启示的封页。
二十世纪俄国诗人会羡慕他们十九世纪的先辈，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能分辨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新阶段的起始。他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国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艺术沙龙中为西方的堕落忧郁；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而他们的逝世则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和五万彼得堡人不容任何延迟地要对令沙皇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普希金致哀，尊他为“太阳”；屠洛涅夫一纸遗嘱便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挚友别林斯基墓旁；彼得堡大学学生征集了数百人签名，把慰问信送到垂危中的涅克拉索夫病榻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以及“俄罗斯革命的整个司令部”与千千万万市民为这位写下《在俄罗斯，谁能幸福而自由》的诗人送葬；至于托尔斯泰，这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当他把在位沙皇痛斥过，把俄国一切黑暗都尽情揭露之后撒手而去时，在那个乡村车站，挤满了政府代表、省长、总理大臣的专员、宪兵军官、大批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全世界的电报线和海底电缆，各大报刊都争相报道他的死讯。在托尔斯泰之前，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遁世者在其临终时受到如此广泛的注目，连沙皇、杜马和内阁也一致“为俄罗斯失去其最伟大的作家而表示哀悼”，全国娱乐业自动停业，大学生则以违抗法令、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方式来纪念他们的导师，托尔斯泰的遗体由专列运载，缓缓而行，农民们在白色亚麻布上写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的好处将永远铭记在我们这些成为孤儿的农民心里。
他的墓地，是七十五年前少年托尔斯泰在那里埋下一根“绿树枝”的小山坡，那“绿树枝”是托尔斯泰整整一生都在探索和实践的启示物：毁灭人类一切罪恶，促使人类象兄弟般相爱。托尔斯泰英文传记之一的作者艾尔默·莫德在其长达一千余页的书中最后写道：
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求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世界所能获得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价值。
托尔斯泰从未读完这整部启示，因为没有人完全读过它。但是他探求它，这个事实就给他的从《少年》到《我不能沉默》的全部著作，提供了答案。毫无疑问，《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的作者表明了这个启示的一大部分。
这个启示，在二十世纪的俄国，以一种奇绝、隐蔽、内在而黑暗的渠道继续被探索，被解读。它以一种近乎潜水的姿态、变形得难以觉察的轨迹经历了漫长的世纪性狂澜。
诗歌日历似乎有情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人，十九世纪大师们的遗产甚至超过了西方，——诗人高踞于帝国权力之上，大声宣告了旧时代的消亡。一九一○年，不仅是俄国，也是欧洲和全世界的精神巨人托尔斯泰溘然长逝时，二十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就站在向这位大师遗体告别的人群之中。是年，勃洛克三十岁，古米廖夫二十四岁，曼杰施塔姆与阿赫玛托娃分别比帕斯捷尔纳克小一岁和大一岁，十五岁的叶赛宁正带着俄国牧羊人天真的目光出现在彼得堡文学沙龙……
然而，俄罗斯诗歌意外地撞下了“真正的、非日历的二十世纪”，阿赫玛托娃已经听到了“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声：
缪斯去了，踏着一条
秋天的、陡峭的羊肠小路，
一双黝黑的脚
沾满了大颗大颗的晨露。
我久久地向她恳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说：“你怎能在这里呼吸？
这里可是一座坟墓！”
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国诗人之墓远离帝国中心，它们散布在修道院旁长满亚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