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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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毛主席的话”造成的。毛泽东对林彪的说法，非常满意。在损失如此大的关头，毛泽东仍未转弯，一意照既定方针办，不愿吸取教训；以后直至发动红卫兵来解决刘、邓问题，这是不可思议的。
　　狱中的思考
　　一九六七年我在安徽劳动。五月间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来人，要我交代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的问题。我跟来人说：“他们不危险，危险人物是陈伯达。”我请他们带信给周恩来。后来他们再次来，将我给周的信退给我，说不能转交。随后十一月十一日，我被关进秦城监狱，住单人牢房。西方的狱政，除死刑外，与世隔绝的长期单监是—种最残酷的惩罚。被囚者会因此丧失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导致神经错乱。在延安时听说过这样一件事：王若飞在国民党监狱单监五、六年放出来后，竟叫怀表为“锅盖”。原先我以为关的时间不会太长，后来看见监狱中有起重机在运作，知道还在扩建，必须作长期打算了。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看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问题何在。
　　开始几年没有书看，最后三年才允许读马、恩、列全集和鲁迅全集。为使身心健康，保持精神正常脑力不衰，除每天坚持在斗室中慢跑外，只好学习做旧体诗词。开始时是即兴口占，随作随忘。一九七三年，有一天跑步跌倒，手碰破了，护士给了我一瓶紫药水和几根药棉签。灵机一动，发觉可作“奇墨怪毫”。于是靠墙坐在矮床上，面对哨兵监视孔，越发规矩地捧着书本读书，偷偷地将“一箩筐酸果子”——几百首诗词录在自己的《列宁文选》（两卷集）上的空白处。后来诗集出版，题名《龙胆紫集》，来由即此。
　　马克思说过，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中外古今，许多受难者成了思考者。我的狱中诗词，有一部分很含蓄地反映了我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的思考。
　　高天云气暖寒斗，大地飙风南北旋；
　　节令更时旋斗烈，书生常在覆翻间。
　　这是写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动荡不安的命运。毛泽东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他几乎不承认相对的平衡，不懂得阶段稳定性的必要，总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拿群众的话来说，是“共产党吃不得三天饱饭，又要折腾了”。
　　万景冬来成一色，百花春到总千颜。
　　四时风物人殊好，独爱冰封未免偏。
　　世界是丰富多采的，人是各色各样的，应当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允许人们有不同的个性，允许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批评普鲁士政府控制舆论，禁止言论自由，也是以自然界花色各异为例的；晚年还谈过，党内必须议论自由。反右派运动中，大家知道，稍有不同的看法、说法、便遭戴帽之灾。
　　真理过头成谬误，伟大可咍差一步。
　　中西谚语意常通，莫贬过犹不及句。
　　伟大与可笑之间只差一步，这是西方谚语。事情做过了头，走了极端，伟大就成了可笑。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具有“过犹不及”的毛病，把什么事情都做得“翻天覆地”，其实很多事是渐进的改良的。
　　人皆有限识和知，心血来潮每自欺。
　　难免高明也失算，正如国手有输时。
　　这是不同意把毛泽东看成完美无缺的神人。恩格斯说过，任何一个人都受三种限制：时代、知识和思维能力（还应当加品德）。晚年的毛泽东对自己过分迷信，再加上一帮起哄的人，使他不能不犯很大错误。
　　还有一些诗也是针对毛泽东性格的偏激，越来越喜欢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如：
　　看事容易作事难，事非经过不知艰。
　　束修或少或多付，须戒囊倾一博然。
　　言行一致最为难，明哲时忘昨日言。
　　最是潮流难抵抗，搏鹏九万更昏然。
　　无择细流为大海，不辞粒土出高山。
　　船装万担因空腹，秤压千斤靠小权。
　　文火炖之肉烂香，频施猛火必焦黄。
　　和风细雨苗欢长，暴雨狂风禾易伤。
　　《龙胆紫集》中，有好几首歌颂毛泽东的诗，还有长诗，这些只到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为止。
　　我在监狱中养成了理智地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习惯一直保持下来。长年独守空房，当时有条件想这想那，我有意冷静地思索，思索得很多。
　　我想到毛泽东的文化状况。前面已经提到，他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态度。人所共知，他对中国典籍熟悉的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他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状况几乎毫无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中正面的东西，为其所用，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负面的东西，如基于小经农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大同理想、平均主义等他是有兴趣也有好感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君权至上、乾纲独断，号令专行，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驾御策略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譬如他也讲民主，说过要让别人讲话，说过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等等，但这只是居高临下恩赐的民主，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
　　我也想过必须尊重独立人格、尊重个人创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人格，消灭人身和思想的依附，才能焕发自身的创造力。这一点在体育竞技、科学发明、文艺创作中表现的最为明显。可是毛泽东却以做秦始皇为荣、为傲。这是使人至今不解，并不能不为之浩叹的。在中国像马寅初、陈寅恪这样敢于独立思考，保持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不多；钱钟书也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但表现比较消极。几十年来把知识分子放在被改造地位，变得服服帖帖，并务使他们人人具有“原罪”感，从而聪明才智受到巨大压抑。“文革”十年更是文明的大倒退。这真是历史的大悲哀。我关在秦城监狱时，“文革”在我脑中如一幅这样的图画：毛泽东象个巨人那样站在天安门，旁边站着一个瘦小的林彪，周围则是狂风落叶。
　　中国必须清算教条主义，必须清算封建专制主义，清算一切“左”的危害。
　　坚决贯彻邓小平一九八○年的讲话
　　应该说“文革”以后，经济方面比较好地吸取了经验教训，有了较大的突破。经过二十年的曲折，反复实践，我们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二十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表现在政治体制，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显得滞后。
　　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由于当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的问题，有人提出要防止“自由化”思潮，这个讲话就被搁置下来了，直到现在，很少再提及。我在一九九七年七月列席十五大时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摘引了邓小平《讲话》的很多原文，为的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法治难以贯彻，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很好解决。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迟滞不前；同时，权力不受到限制，没有各种有效监督，必然导致腐败丛生，甚至难以遏制。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个问题中有四个问题同邓小平《讲话》是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是这样写的：“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这些“生活准则”写得都很具体，但是，实行得怎么样呢？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
　　生活告诉我们：“左”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记得在推行农村责任制的时候，有些省委的领导很生动地描绘过这个艰难的过程。“第一年说搞承包就是资本主义；第二年对搞承包的态度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第三年的态度是穷搞承包富不搞；第四年是富的也搞承包；第五年才觉悟过来——我落后了！”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个过程就更复杂了。看过一个材料，说西方禁止随地吐痰这件小事，也经过了一、两百年才得以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看来也急不得，要比较彻底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面谈过，我们要大力提倡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民主、科学、法治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们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和克服“左”的教条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难以阔步前进，甚至有可能葬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
　　（此文原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嘱咐》一书稿约，撰于一九九九年夏。现重新改写。二○○○年九月记）

　　重读宋教仁

　　重　读　宋　教　仁
　　？　骆驼刺
　　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二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二十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一九四○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尤其沉痛地指出“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给西流的信》，转引自《陈独秀语萃》265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一九七三年，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