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作者:阎崇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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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以崇焕一杀之而举国快然！”他认为：“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
第二种意见认为，毛文龙可杀，但应先奏后斩，而不应先斩后奏。但先奏后斩在当时是否具有可行性？袁崇焕在《奏报》中说：“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欲擒之还朝，待皇上处分。然一擒则其下必哄然，事将不测，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法，诛之顷刻，则众无得为。文龙死，诸翼恶者，念便断矣。”可见，其先斩后奏，也是迫不得已之事。
第三种意见认为，毛文龙有十二条罪状，可以借别的碴儿将毛文龙杀掉。查继佐《罪惟录》评论曰：“或曰调文龙御险，如矫抗，可杀也！”他说袁崇焕可以派毛文龙到最危险的地方担任防御任务，假如毛文龙不服从军令，你就可以杀掉他。但实际上，假如毛文龙就赖在皮岛，你派他他不去，你怎么杀他啊？你到皮岛你也杀不了他，他还有几万军队呢。所以这个意见也不可行。
认为毛文龙不该杀的，也分为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毛文龙抗御后金有功，不该杀，杀错了。
第二种意见认为，毛文龙有功有过，其过没有死罪，可严惩而不可杀头。
第三种意见认为，毛文龙即使无功有过，“十二条罪”也不该杀，杀毛文龙是“同室操戈”。
不管怎样，袁崇焕斩杀毛文龙，是越权之举。因为尽管袁督师有尚方剑，但是朝廷并没有授予他杀总兵、杀左都督将军的特权，何况毛文龙也有尚方剑！这使人联想起在七年以前，初到辽东的袁崇焕也是越权，直接奏告首辅叶向高营筑宁远之议，当时得到大学士、帝师孙承宗的支持。现在袁自己是蓟辽督师，这次的越级，只能依靠皇帝的支持才可以过关了。
袁崇焕回到宁远后，立即将斩杀毛文龙一事详细奏报崇祯帝，阐明这么做的理由，最后说：“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谨据实奏闻，席藁待诛，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臣临奏不胜战惧惶悚之至。缘系云云，谨题请旨。”
毛文龙墓
崇祯帝虽对袁崇焕先斩后奏的举动不满，但因重用袁崇焕，要依靠他实现复辽的宏愿，所以旨批：“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这里说到毛文龙的罪状，糜饷冒功是其一，不听朝廷命令、不受节制是其二，索饷要挟是其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崇祯帝的批示中说毛文龙“通夷有迹”。后来这件事得到证实，明东江总兵毛文龙暗通后金。
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毛文龙先后给天聪汗皇太极八封书函：第一封为正月，第二封、三封为二月，第四、五封为四月，尔后有第六、第七、第八封。毛文龙在给天聪汗皇太极的书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他还表示：“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这些书信不见于明朝的《东江疏报节抄》，而见于后金的《满文老档》。
关于东江后事，这里还要讲一下孔有德和尚可喜。这两个人都曾经是毛文龙的部下，在毛文龙死了四年之后，叛明降清，后来成为清朝的藩王，为清军入关、统一中原立下汗马功劳。有人认为他们叛明降清是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结果。而实际上，后来叛明降清的洪承畴、吴三桂等，都没有做过毛文龙的部下。孔有德和尚可喜叛明降清的原因很复杂，恐怕不能简单推断是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后的必然直接结果。
我的看法是：
第一，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出于“五年复辽”的全局考虑，而不是出于个人之意气。
第二，袁崇焕杀毛文龙并不是要撤掉东江这个基地，而是要将这个基地置于蓟辽督师的统一指挥之下，使其真正发挥基地作用。但是由于三个月后袁崇焕就入狱，还没有来得及整编东江部伍，后来该部降的降、散的散，成为政敌攻讦袁崇焕的口实。
第三，袁崇焕曾经对毛文龙多方争取和劝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凡五回合，然毛文龙骄横跋扈，无视王法，拒受节制，于是将其斩于帐下，是为无奈之举。毛文龙已经“通夷有迹”，杀之不为“同室操戈”。
第四，袁崇焕先斩后奏，是擅杀毛文龙。虽有其不得已之处，但是留下口实，后来成为自己罹难的一条罪状。
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这件事，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审视，从中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性格和处事风格。袁崇焕是条汉子，敢做敢为，当机立断，聪明睿智。
正当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为实现五年复辽的战略目标，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之时，后金方面也走了一招很高明的棋。皇太极见关宁锦防线坚固，宁远城不可攻，袁崇焕不可胜，于是不再正面强攻锦州、宁远，而是绕过关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破塞入内，进攻明朝的首都北京。一场北京保卫战即将展开。
第三十一讲 北京危机
明朝的首都北京，先后有两次大的危机：第一次是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己巳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率军进攻北京，这次明英宗做了蒙古军的俘虏，于谦成为保卫北京的英雄，后来又惨遭杀害。第二次是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也是己巳年，后金皇太极率军攻打北京。这一年，朱由检19岁，皇太极38岁；袁崇焕46岁。这次北京危机，关系到明朝的生死存亡。一、突袭北京
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汗位之后，实行天聪新政，调整内外政策，权力初步巩固，出现新的气象。他东向用兵，同朝鲜结下“兄弟之盟”；西向用兵，同蒙古多部联姻结盟；北向用兵，进军黑龙江流域，取得重大成果；南向用兵，发动宁锦之战，吃了大亏，无功而返。
皇太极南向用兵，正面对着的是袁崇焕防守的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先是，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年），皇太极的父汗努尔哈赤败在宁远城下，不久命丧九泉；天聪元年即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不服输，又亲率大军进攻锦州和宁远，结果也失败了！
此时，皇太极怎么办？在他面前至少有三个方案可以选择：
第一，强攻宁锦防线。即用最大的力量攻破袁崇焕守卫的宁锦防线，但是不行！皇太极说：“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清太宗实录》卷三）就是说皇太极父子一攻宁远失败，二攻宁锦不克，事情可一、可二，不可三啊，他再攻宁锦失败了怎么交待？
第二，暂时按兵不动。也不行。假如皇太极对明朝不采取攻势，稍微示弱，后果会更加严重。因为后金是一个军事政治国家，靠不断的战争胜利来巩固权力，充实财富，壮大力量，不进攻宁锦防线，没有战绩，怎么巩固新取得的汗位？
第三十一讲北京危机｜清人绘《直隶长城险要关口形势图》之“喜峰口”
第三，绕道突袭北京。就是绕过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直接叩打长城的薄弱环节，然后直驱北京。这个办法，或胜或不胜。如果得胜，皇太极就威望大震，同时给明朝致命一击；即使不胜，也可以趁机掳掠财富。
皇太极是个聪明人，他既未采取“强攻”策略，也未采取“不攻”策略，而是采取了第三个方案。
努尔哈赤在兵法上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叫做“释坚攻脆”。皇太极正是继承了努尔哈赤这样一种战术思想，暂时放弃进攻关宁锦防线，出其不意，突袭明朝看似强固、实则脆弱的首都北京。
皇太极采取绕道蒙古突袭北京的策略，可以说是新招，也是险招。大家想想看，他居然敢从沈阳绕道蒙古来打北京，这在过去从未有过，除了袁崇焕谁都没有想到，当然是新招了；这又是一个险招，一旦失利，人家把后路截了，把老家给你抄了，连回都回不去。皇太极这一招在军事上来说的确是不得了，我看过台湾的《中国古代军事史》，是蒋介石做主编，一些退役的将军来写的，那些将军有丰富的战争经验，他们很赞赏皇太极这一招，说这是非常高明、出乎常人预料的一招。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初二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以蒙古喀喇沁部骑兵为向导，亲率八旗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守的关宁锦防线，不打锦州，不打宁远，也不打山海关，而是绕道蒙古地区，突袭明长城蓟镇防区的脆弱隘口——龙井关和大安口，破墙入塞，进攻北京。
这是后金一方。那么，明朝一方怎么办呢？
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疏，说：“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说得很清楚，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不仅如此，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夷”指的是蒙古，“奴”指皇太极。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这时，袁崇焕怎么办？在他面前至少也有三个方案可以选择：
第一，“围魏救赵”。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战役叫“桂陵之战”，当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向齐求救。齐王派田忌、孙膑率军去救援。孙膑以魏国精锐在赵，而内部空虚，就引兵进攻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诱使魏将庞涓赶回保卫首都；又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设伏，大败魏军，并生擒庞涓。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的典故。在皇太极打北京的情况下，袁崇焕可以率军直捣后金都城沈阳，迫使皇太极回兵，或设伏截击之，以解京师之危。我称之为“谋略智慧”之策。
第二，观望待机。就是袁崇焕带兵或派兵进关，在京东某地，驻扎观望，探听消息，待机而动，选择谋略——可攻则攻，可守则守，可退则退，见机而动。我称之为“可进可退”之策。
第三，率兵勤王。就是亲自率领军队，日夜兼驰，入关勤王，直奔北京，保卫京师。我称之为“赤胆忠心”之策。
以上三种方案中，袁崇焕依据自己的理念、经验、性格，选择了第三方案：就是亲自率领骑兵，千里入援京师。二、千里入援
千里入援是个概数，实际上不到1000里。我算了一下，北京到山海关700里，袁崇焕这时在中后所，中后所离山海关大约100里，袁崇焕实际所在的地方到北京大约800里。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