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作者:阎崇年-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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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日，大凌河城内各官，皆与祖大寿同谋归降，惟独副将何可纲不从。祖大寿做了一件对不起生死与共僚友的愧疚之事：
大寿执之，令二人掖出城外，于我（后金）诸将前杀之。可刚（纲）颜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城内饥人，争取其肉。（《清太宗实录》卷十）
关于何可纲之死，他们编造假材料奏报：“初未溃前一日，凌城食尽。副总兵何可纲语大寿曰：‘子可出慰阁部，我当死此！’自为文以祭，遂死之。”（《崇祯长编》卷五一）后来明廷了解了情况。直隶巡按王道直疏奏：“凌河之困，独副总兵何可纲，大骂不屈，死无完肤。其正气万夫不惴（zhuì），而忠心千古为昭。”（《崇祯长编》卷五三）
祖大寿杀副将何可纲后，派人到后金军大营。双方盟誓。皇太极等誓曰：“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祖大寿等誓曰：“祖大寿等，率众筑城，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
盟誓天地后，当用何计，以取锦州？当夜，祖大寿亲到后金大营，皇太极张灯列炬，出幄迎接。祖大寿要跪，皇太极不让，双方行抱见礼。入帐后，祖大寿说他的妻子在锦州，请为内应，里应外合，共图锦州。此事，史载：“大寿言妻子在锦州，请归设计，诱降守者，遂纵归。”（《清太宗实录》卷十）皇太极与祖大寿密议计取锦州的对话如下：
皇太极问：今令尔至锦州，尔以何计入城，既入又以何策成事？
祖大寿答：我但云昨夜溃出，逃避入山，今夜徒步进城。彼未有不令入城者。锦州军民，俱我所属，但恐为丘（禾嘉）巡抚所觉耳！若我兵向我，则丘巡抚或擒或杀，亦易事也！如初二日闻炮，则知我已入城。初三、初四日闻炮，则我事已成。皇上可以兵来矣！（《清太宗实录》卷十）
天聪汗皇太极许之。祖大寿许依计献城投降，留其义子祖可法为人质。
二十九日，夜亥时，皇太极命贝勒阿巴泰、德格类、多尔衮官40员、兵4000人，都穿汉装，偕祖大寿及所属兵350人，作溃奔状，袭取锦州。漏下二鼓，大凌河城内，炮声不绝。祖大寿等从城南门出，率兵起行。阿巴泰等亦率军前往。时天降大雾，军皆失伍，遂各收兵，及明而还。是夜，锦州明兵，闻到炮声，以为大凌河人得脱，分路应援，被后金军击败。祖大寿等出城后，跑到白云山，时天有大雾。十一月初一日二更，祖大寿带领从子祖泽远及从者26人，进入锦州城。
后金破大凌河城。先是大凌河明人筑城时，骑步兵及工役商贾共3万余人，因相继阵亡、或饿死、或互相食。至是存者止11682人，马32匹。
初二日，后金军听到从锦州方向传来的炮声。至于初三、初四两日，皇太极没有再听到从锦州城发出的信炮声。初四日，祖大寿自锦州派人到后金大营传话：“我前日仓卒起行，携带人少。锦州兵甚众，未及举事，将从容图之。”初九日，祖大寿又派人致书皇太极，解释不能举事的原因，并期望：“皇上悯恤归顺士卒，善加抚养，众心既服，大事易成。至我子侄等，尤望皇上垂盼。俟来年相会，再图此事。”（《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至锦州后，佯为后金作内应，而实与明军守锦州。皇太极则答书云：“将军子弟，我自爱养，不必忧虑。”（《清太宗实录》卷十）后皇太极向诸贝勒解释说：“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等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清太宗实录》卷十）
十一月初九日，皇太极下令将大凌河城摧毁，降人剃发，并派军拆毁大凌河至广宁一路墩台，携大小火炮3500位，并鸟枪、火药、铅子等战利品班师。二十四日，皇太极率师回到沈阳。皇太极熟悉《三国演义》中“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他对祖大寿才“一擒一纵”呢！
孙承宗以年迈抱病之躯，奔赴锦州，协调战守，但他遭到户科给事中吕黄钟的疏劾。承宗后上疏引疾。寻得请，辞归里。
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杀降、阿敏屠城的错误，由屠城变为降城，对剃发降顺的官兵商民，不予杀害。对尔后明军献城投降，产生深远影响。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祖大寿是真降，还是假降？一种意见认为是假降，证据是他到锦州后没有作内应；另一种意见认为是真降，理由是他到锦州后本想作内应，但由于巡抚丘禾嘉等防范甚严而没有得逞。究竟是真降还是假降，史料不足，难以论定。
祖大寿回锦州后，继续守锦州。崇祯十三年即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派军包围锦州城。崇祯帝派洪承畴统率8总兵、13万大军、8万匹马，前往救援。结果洪承畴大败。翌年，明朝在辽西丢失锦州、松山、杏山、塔山等城。祖大寿锦州被围，矢尽粮绝，剃发降清。
大寿降清，影响重大。祖大寿是自有辽事以来，第一个降清的总兵。从此，明军在山海关外，再没有一员像样的、敢于同清军拼搏的总兵。
第三十八讲 林丹大汗
讲明亡清兴，不能不讲蒙古；而讲蒙古，又不能不讲林丹汗。因为在明末政治舞台上，主要有四股政治势力：明朝、后金—清、蒙古和农民军。林丹汗在明清争战的格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一讲来讲林丹可汗（kèhán），也就是林丹大汗。了解林丹大汗必须从他的黄金家族说起。一、黄金家族
林丹汗（1592～1634年），名林丹，又作陵丹、灵丹，号为呼图克图汗，《明史·靼鞑传》谐音作“虎墩兔憨”，带有轻蔑的意思。《蒙古源流》（康熙内府蒙古文抄本）林丹汗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也是蒙古最后一位大汗，出身于蒙古黄金家族，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黄金家族指的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后裔。说林丹汗，要从他的先祖达延汗说起。
达延汗（1464～1543年），名巴图蒙克，为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他6岁即汗位，称大元可汗，就是达延汗。一说他在位74年，享年80岁（《蒙古源流》卷六）。他的父亲巴延蒙克，和其叔满都鲁，结成联盟。本来要拥立巴延蒙克为大汗，但巴延蒙克主张拥立满都鲁为大汗。不久，满都鲁即大汗位，巴延蒙克为济农（相当于辅政、副汗）。后来，因部族之间的纷争，二人同败，相继而死。
满都鲁汗死后，他的遗孀满都海福晋，执掌汗廷大权，统辖蒙古各部。她在寡居期间，拒绝非黄金家族贵族的求婚，精心抚育巴延蒙克之子巴图蒙克（达延汗），两部联合，加强实力。巴图蒙克6岁时，满都海福晋扶立他即汗位，尊称达延汗，并同他结婚。这年，一说满都海福晋33岁。她辅佐年幼的达延汗，执掌政事，发誓报仇，维护黄金家族统治。在明代蒙古史上，有两位杰出的女性：一位是满都海福晋，另一位是三娘子（忠顺夫人）。满都海福晋率军出征，驰骋大漠，打败枭雄，消灭仇敌，巩固统治。达延汗为人“贤智卓越”（《李朝成宗大王实录》卷一七五），控弦10万骑。达延汗年长后，亲自执政，厉行改革，废除太师，恢复济农，强化汗权，重分领地。
第三十八讲林丹大汗｜达延汗分封诸子，建左右两翼六个万户——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和喀尔喀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和永谢布（哈喇慎、阿苏特）万户。左翼三万户由大汗直接统辖，大汗驻帐于察哈尔万户；右翼三万户由济农代表大汗行使管辖权，济农驻帐于鄂尔多斯万户。这成为后世蒙古各部落形成的起源，重划蒙古各部政治地图，影响极为广泛而深远。
达延汗长子图鲁博罗特统领蒙古察哈尔部。图鲁博罗特死后子博迪（卜赤）嗣为汗。博迪汗死，子打来孙立，是为打来孙汗（达赉逊库登汗）。打来孙汗继位后，举部东迁，驻牧于蓟、辽地域（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辽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地区），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辽左始有虏患”（冯瑗《开原图说》）。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率领所部十万东迁，移牧于兴安岭东南半部，不仅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罕有事件；由于移动的结果，在蒙古内部引起了重大变化，并使明廷辽东大为疲敝，不久便形成了清朝兴起的基础。”（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察哈尔部东迁后，与明朝长期反复、激烈地厮杀，损失惨重，两败俱伤。前面讲到的李成梁守辽，重点就是针对着蒙古的察哈尔部。满洲努尔哈赤则隐藏于赫图阿拉地区，暗自发展，形成气候。所以，辽东地区明朝与蒙古的厮杀，为满洲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
打来孙汗的四世孙就是林丹汗。林丹汗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即大汗位，年13岁，后驻帐广宁（今辽宁北宁市）以北。12年后，比林丹汗年长33岁的努尔哈赤登上后金汗位。而后来继承汗位的天聪汗皇太极与林丹汗同岁，他成了蒙古林丹汗的克星。
时察哈尔部实力雄厚，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拥有八大部、二十四营，号称四十万蒙古。林丹汗有“帐房千余”（《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三），牧地辽阔，部众繁衍，牧畜孳盛，兵强马壮，自称全蒙古大汗。林丹汗尝称：“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崇祯长编》卷十一）因之，林丹汗冀图继承大元可汗的事业，南讨明朝抚赏，东与后金争雄，号令漠南蒙古。
林丹汗即位后，进行全面调整。他争取黄教僧侣封建主的支持，接受沙尔巴呼图克图的灌顶戒教，称“林丹呼图克图汗”。又下令将108函的《甘珠尔》经典译成蒙古文，用金字抄写在蓝纸上。编纂蒙古文《大藏经》，并兴建了著名的寺院“察干召”（白寺）。在林丹汗的倡导下，黄教在蒙古左翼诸部传播开来，寺宇林立，僧众遍地，每个家庭都派一子出家为僧。喇嘛教迅速为蒙古贵族和民众所接受。喇嘛们用千金铸造嘛哈噶喇金佛。传国玉玺、嘛哈噶喇金佛、金《甘珠尔》经被视为三大法宝。改奉红教后，信奉黄教的漠北喀尔喀和右翼三万户的各部汗、济农、诺延、台吉，与林丹汗逐渐有所疏远。
由于漠南蒙古东介于明朝与后金之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而成为后金与明朝的争夺对象。在明朝、后金与察哈尔部之间鼎立的矛盾中，明廷与后金的矛盾是主要的。明朝主要采取“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联合林丹汗，共同抵御后金。林丹汗向明廷提出“助明朝、邀封赏”。明廷每年给林丹汗赏银先为4000两，后增至4万两，再增至8万两，尔后增至14万两。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崇祯帝命王象乾与袁崇焕共商对策。《明史·鞑靼传》记载：“象乾至边，与崇焕议合，皆言西靖而东自宁，虎不款，而东西并急。因定岁予插（察哈尔林丹汗）金八万一千两，以示羁糜。”（《明史·鞑靼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