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作者:阎崇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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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于战略策略原则，有所创新，有所发明。不同于王在晋的消极“防守”、王化贞的冒险“进攻”、王之臣的拒绝“议和”等片面僵化原则，他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的策略原则，就是打仗的时候该守就守，该战就战，该讲和时就讲和，灵活运用。他总结明军自辽事以来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义州失守的惨痛教训，提出抵御后金进攻的法宝是“凭坚城、用大炮”。特别是他第一次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火炮——红夷大炮，用于宁远实战，抵御后金天命汗的进攻，取得宁远大捷；随后打退皇太极的进攻，又取得宁锦大捷。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北京危急之时，他率领九千骑兵，“士不传餐，马不再秣”，日夜兼驰，入援北京，再取得京师大捷。
袁崇焕比其前任杨镐、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王在晋、高第等人的高明之处，在于进取求新，诸如凭坚城、用大炮，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等，都是战略战术的重大创新。就某种意义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北京三次大捷，是袁崇焕求新进取的胜利。三、清正廉洁
袁崇焕是一位廉洁的清官。他在邵武知县任上的清廉事迹，据乾隆《邵武府志》记载：
天启初，知邵武县。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素趫捷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上面记载的两件小事：尽心民事，平反冤狱；穿靴上房，帮民救火——清楚生动地记述了袁崇焕这位清正廉洁知县的形象。
他做官不贪。张岱在《石匮（ɡuì）书后集·袁崇焕传》中说：“此臣作法自别，向为县令，不取一钱，天生此臣，以为社稷。”查继佐在《罪惟录·袁崇焕传》中也记载袁崇焕为官清廉：“此臣作县官，不入一钱。”“袁督师庙”额（康有为题）
袁崇焕父亲死后，他在请求回乡料理丧事的《三乞给假疏》中说：“臣自为令至今，未尝余一钱，以负陛下。昨闻讣之日，诸臣怜臣之不能为行李，自阁、督、抚以下，俱醵（jù）金为赙（fù）。臣择而受之，束装遄（chuàn）归，以襄臣父大事。”袁崇焕请假回去给父亲办理丧事，但他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再说料理丧事还需要花钱，这些钱都是其同事、朋友等凑钱资助的。袁崇焕一生，“浮沉宦途，家无子息”。死后，《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袁崇焕死，籍其家产，“家亦无余赀”。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皇朝时代，做官“分文不贪”，确实是出类拔萃的。袁崇焕和岳飞一样，都能做到如《宋史·岳飞传》所说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这既是天下文官的典范，也是天下武官的楷模。
崇焕精神，程本直在《漩声记》中，说了如下一段概括的话：
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fú）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犹忆其言曰：“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nú）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即今圣明在上，宵旰抚髀，无非思得一真心实意之人，任此社稷封疆之事。予则谓：“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
布衣程本直以血与泪的文字，以生命弃市的代价，朴素地评价并颂扬了袁督师在明末官场污浊、物欲饕餮的邪气中，表现出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
前面讲的袁崇焕勇敢拼搏、进取求新、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源于其高尚的爱国精神。袁崇焕的精神与灵魂，主要是“爱国”。有学者认为，袁崇焕生活在明代，当时只有忠君的意识，没有爱国的思想。这是既不了解历史，也不符合事实的论断。《说文解字·国》字释曰：“國，邦也，从囗，从或。”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中，“国”字为首的词组，共出现266次。《左传》曰：“国将兴，听于民。”这里的“国”是指政治实体的国。在皇朝时代，忠君与爱国，二者有同、也不尽同。“国”比“君”的含义更宽泛，国包括历史、国君、社稷、山河、民众。袁崇焕的爱国，既有忠君的思想，更有忠于历史、社稷、山河、人民的思想。传说他小时候每当放学回家路经土地庙时，总要在庙前驻足，面对着土地神，念念有词地说：“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这条材料虽然得不到文献的佐证，但透露出袁崇焕所爱的是社稷、是土地、是民众。袁崇焕在《边中送别》诗中的金玉诗句，抒发了他的高远志向，展现了他的爱国亲民情怀：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袁崇焕的抱负是国家、是社稷、是人民。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说：袁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结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邵武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谈兵，绝不阅卷”。因此，他知晓厄塞情形，尝以边才自许。这说明袁崇焕虽身在东南八闽，却心系辽东边疆；虽身为南国文官，却关心北塞武事。爱国必亲民。袁崇焕身为七品知县，而登房为百姓救火的壮举，是他亲民精神的体现。爱国亲民是袁崇焕最为宝贵的精神。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历史是爱国心之源泉。袁崇焕那股刚毅奇伟、炽热强烈的爱国精神，给当时凡俗怯懦之人以深刻的教育。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仁者、智者、勇者、廉者，他们是中华豪杰的精英，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袁崇焕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位杰出人物的魂魄，一段重大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种优秀的精神。袁崇焕经历宁远、宁锦、京师三次重大历史事变之后，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凝晶与体现，具有穿越时空的震撼力，值得我们梳理、研究和弘扬。
《袁公祠记》（拓片）
我认为：袁崇焕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大仁、大智、大勇、大廉者。袁崇焕的仁与智，令人赞颂；勇与廉，令人敬佩。这种爱国精神，同他的浩然正气密切相连。袁崇焕留给后人熠熠永辉的思想、薪火永传的精髓，是“正气”，就是“浩然正气”。什么叫“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说：“浩然之气”就是“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塞于天地之间”。通俗地说，“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合乎道义、充满天地、超越时空之气。袁崇焕身上的这种“浩然正气”，主要表现为爱国的精神、勇敢的品格、求新的旨趣和廉洁的风范。
袁崇焕的死是一场悲剧。从哲理来说，生死是一个大关节，也是一个大境界。岳飞如此，文天祥如此，于谦如此，袁崇焕也如此。袁崇焕之死，唤起万千人奋起，笑洒碧血振乾坤。如鲁迅所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诚然，既要知世论人，也要知人论世。袁崇焕的时世与为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袁崇焕是一位历史人物，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民族的与性格的局限性，也有其军事失误和举措失当之处，且成为他罹祸的“口实”。然而，瑕不掩瑜。袁崇焕作为明代杰出的军事家和著名的爱国英雄而永垂史册，万古流芳。正如明末杨继盛《临行诗》云：“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时代呼唤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时代需要袁崇焕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人们透过袁崇焕的正气与精神、仁智与勇廉、品格与事功、喜悦与悲哀，了解先贤，景仰英豪，知荣明耻，激励来者。
第三十七讲 大寿降清
大家知道，袁崇焕手下原有三员大将：总兵赵率教在遵化之战中阵亡；总兵满桂在北京永定门之战中阵亡；只剩下一个总兵祖大寿，后来两次降清（后金），先在大凌河之战中一降，又在松锦之战中再降。大寿降清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是明亡清兴的又一个标志。我们先看一下祖大寿其人。
一、大寿其人
祖大寿，生年不详，死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辽东宁远（今辽宁兴城）人。他的祖居、坟墓、牌坊现在兴城还有遗迹。顺治帝入关以后，祖大寿到了北京，他死后，原来居住的地方变成祖家祠堂（现在是北京市第三中学的校址），所在的那条街就叫祖家街。所以，祖大寿跟北京也有密切关系。民国初年的祖氏牌坊
祖家在宁远是一个豪门望族，祖大寿的先祖世代守卫宁远。祖大寿早年的经历，史料记载很少。总兵吴襄娶祖大寿的妹妹为妻。吴襄之子吴三桂，小时候跟随舅舅祖大寿和父亲吴襄在军队中滚打磨练，后来也成了总兵。这个我们以后再说。祖大寿在泰昌元年即天命五年（1620年），初为明军靖东营的游击，就是个中级武官。在熊廷弼经略辽东的时候，祖大寿因为表现“忠”与“勤”，受到朝廷奖励。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年），祖大寿为广宁巡抚王化贞中军游击，守广宁城。在广宁之战中，努尔哈赤率军攻打西平堡，祖大寿同游击孙得功受王化贞令为前锋赴援。大寿战败，却走平阳桥堡。此役，明总兵刘渠、祁秉忠，副将刘征、参将黑云鹤等阵亡，王化贞弃广宁逃遁，孙得功投降，祖大寿率所部逃到觉华岛。大学士、督师孙承宗出镇辽东，没有处罚祖大寿，而让他帮助参将金冠驻守觉华岛。
第三十七讲大寿降清｜当时有一个退职的御史，叫方震孺，跟祖大寿说：“祖将军，辽西接连失地，你却驻兵在觉华岛，你应该带兵收复失地呀。”此时祖大寿还有点犹豫。方震孺慷慨激昂地跟他说：“祖将军，你如果答应我，我会以御史身份上奏朝廷，为你请功，帮你升官；你要不答应我，今天就用我的鲜血，溅到你的身上。”方震孺以死相谏，祖大寿很受感动，说：“好！我到宁远重整部伍，恢复士气。”
北京祖大寿府邸原址
祖大寿负责宁远城的营筑工程。但是，起初他认为宁远不能久守，因而在施工过程中监督不严，草率马虎。后袁崇焕又重新定城墙规制，由副将满桂、参将高见、贺谦，与大寿分督改筑，工程顺利竣工。后来，祖大寿在守宁远时立功，在宁锦之战中也立了功。
我总结了一下，祖大寿共有四功四过。先说四功：
第一功，宁远大捷。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围攻宁远，祖大寿守南城。后金军挖地道攻城。祖大寿和袁崇焕等婴城固守，发西洋大炮伤数百人。祖大寿在宁远大捷中立功。
第二功，宁锦大捷。第二年五月，皇太极率军攻宁、锦。祖大寿同总兵满桂、尤世禄等率军，在宁远城外同后金骑兵拼杀，打退进攻，取得胜利。
第三功，保卫京师。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袁崇焕任蓟辽督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