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3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定南蛮。’这也就是抗日必先剿共的意思，何应钦在北平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救国军义勇军等名目，不遵命令的，就要逮捕。在北平方面，何应钦派出很多特务，在学校里，在社会各阶层里，都去活动，听见谁说抗日，就写上黑名单，听见谁说救国就把他抓起来。就这样把一般有良心有血性的青年人逼得走投无路。最阴险的，抓人的时候，他不说某人是抗日，某人是救国，他是给他一顶红帽子戴，何用的方法和手段，同张作霖、吴佩孚杀青年的办法完全一样。并且他用的那般人，也还是张作霖和吴佩孚用过的那般人，旧的还都存在着，又加上些新的。报一个告，给多少奖金；不报告当然没有奖金，因为这样，那些人都乱报。一个连一个，弄得北平附近，日日都有失踪的人，日日都有活埋的，有几口干井，死尸都堆得满满的。几个特务在大卡车上，就在大街上，也到处都乱抓人，弄得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黑暗世界。”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自传》（第3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43—44页。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意妄为。　
　　1933年1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2月23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以及部分伪军共十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十天的时间就攻陷了当时的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即就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近三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态度，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至5月24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二十二个县，直接威逼平津。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继续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5月31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的规定，中国政府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这就使中国失去河北十九县及两个自治区的主权。并且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从本质上讲，该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洞开了大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1933年10、11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阴险政策。整个华北地区已经危在旦夕。　
　　1935年更是多事之秋。日本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新的侵略事件。1月15日，驻守察哈尔省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与伪满自卫团发生冲突，伪军被缴械，日军借故进攻察东，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1月18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日军不断地向二十九军发动进攻，6月5日，日本又以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四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为借口，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桥本正康等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在日本方面的协迫下，秦德纯于27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屈辱的《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有：（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伪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主笔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杀及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等事件为借口，指责国民政府支持排日行动，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与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交涉。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驻华使馆武官高桥等在北平提出，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而且“实际上平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接着，天津日本驻屯军连日以坦克车、轻炮和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在天津举行巷战演习，以武力相威胁。6月9日，酒井、高桥又向何应钦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省外及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活动等等无理要求。6月11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差人将写有上述要求内容的“备忘录”送给何应钦，并在“备忘录”中，提出若干附带事项。7月6日，何应钦在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后，在屈辱的“备忘录”上签了字，然后将其转送给梅津，表示对“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何、梅间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11月25日，土肥原贤二又唆使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个县，宣布脱离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制定的《处理华北纲要》中，规定了日本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指导”地位，并提出“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自治，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形势十分危急。12月18日国民政府指派宋哲元组成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设置，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是一个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性质的地方政府。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国民政府的步步妥协，华北人民无比义愤，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数千人齐集新华门，向国民政府北平负责人何应钦请愿。学生提出抗日要求，被无理拒绝。他们愤怒已极，立即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反动军警对爱国学生进行镇压。北平学生的英勇斗争，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许多城市的学生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阴谋，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作为一个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的知识分子，张我军对当时中国的这种状况感到痛心疾首。早在1930年6月，张我军就在《新野》月刊的卷头语中对于时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30年的中国人乎！！！思想的自由，行动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我们还剩着什么自由？饿死者以百万计，失业者以千万计，苛捐而杂税，不穷的也穷了，穷的都坐而待毙。我们的生机，尚余多少？全国的版图，大半划入战区，一方面，土匪，票匪，帝国主义匪在横行。我们的生命，还有保障没有？‘革命’，被军阀、土匪、反动分子、投机家独占了，虚伪横行天下。我们到哪里去找真正的革命和信义？这样的空前的恐怖时代，是我们正在遭遇的，可悲，可怕，可愤的现实。”张我军：《〈新野〉月刊卷头语及编后话》，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03页。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张我军更是十分痛恨。作为一个从饱受日本殖民主义之苦的台湾来到祖国大陆的人，他为自己能够摆脱日本人的殖民统治而感到庆幸。在日本即将侵入华北的时候，对于局势有着清醒认识的张我军既感到悲愤又感到无奈，他万分不愿在日本人的魔爪下生活，不愿与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生任何往来和关系。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张我军为了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生活，就把住宅交给岳母看管，带着妻子以及当时仅六岁的长子张光正和仅五个月的次子张光直匆匆离开北平，南下到沪宁一带避难，一个多月以后，知道日本军队并未进入山海关，才返回北平。据张光正回忆，这次出行用尽了他家几年的积蓄，到家后罗心乡身上只剩了五元大洋，张我军只好重新从事教课、翻译日文、编辑教材维持一家人的生活，重振家业。对他来说，离开北京是不太现实的，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按照《何梅协定》的规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及平津两市的市长被撤换，原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的秦德纯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兼北平市市长。张我军的学生雷季尚被任命为北平社会局的局长。随着华北局势逐渐恶化，张我军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面对日本人日甚一日的嚣张气焰，作为一个背负着日本国籍的中国台湾人，张我军在尽量避免着与时事发生关系。但是在这个时代，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在他的学生雷季尚出任北京社会局局长之后，他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当时，与蛮横无理的日本人交涉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而精通日本文化与日语的人才更是十分缺乏，包括市长秦德纯在内的人都为此事苦恼，一直在寻找这方面的人才。而张我军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精通是众所周知的。于是，当秦德纯得知雷季尚曾经是张我军的学生时，就委托雷季尚去请张我军出来工作，名义上让张我军担任北平市社会局的秘书，实际上让他帮助秦德纯办理对日交涉的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很难考证张我军在当时所做的具体工作了，但是，据当时与张我军同在北平的好友洪炎秋等人回忆，面对气焰嚣张、蛮不讲理、十分难缠的日本军人，张我军“每能运用他明晰的理智和流畅的日语，解决困难，达成任务”洪炎秋：《怀才不遇的张我军兄》，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1页。。　
　　而且，我们也能够根据当时日军在北平活动的史实来体会一下张我军当时工作的艰难与环境的险恶。1936年6月，日本广田宏毅内阁决定扩大在中国关内驻军的编制，由原来的一千七百七十一人猛增至五千七百七十四人，兵力增加将近三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这些扩充的日军各部队于6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形势陡然变得紧张起来。北平地区也更加动荡，位于北平西南的丰台，是扼守平津、平汉铁路线的要冲。日军为控制这一地区，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