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作者:田建民-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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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褡宓谋В匦胧拐雒褡迩看笃鹄矗拍艽痈旧辖饩鑫侍猓痪脱矍暗囊坏阄侍獠扇∫恍┐胧┦遣换崾盏饺魏涡Ч摹Ｕ庵旨饪晌缴羁獭Ｔ谡馄恼碌牡诙糠终盼揖攵缘笔碧ㄍ迦嗣褚蛭∶裰魅ɡ恢趁竦本执笈兜氖录赋觯骸岸宰徘咳ㄒ笳迦说赖奈郑我煊牖⒛逼ぃ恐烈蠛戏ǖ氖中模亲酝堵尥。》杉颐牵训啦恢婪墒撬侵握咴炖础巍颐堑穆穑渴晕誓囊换厥录⑸说勒宀槐凰酋艴锎。遣槐凰敲刂频姆赏迫胩温穑俊闭盼揖骸短ㄍ逑谢啊罚殴庹唷墩盼揖罚ê３霭嫔�2000年8月第1版，第144页。张我军的这种认识是十分清醒的。这篇文章，既让台湾人民从思想上认清殖民者的丑恶嘴脸，指出真正的出路，又让祖国大陆的同胞了解了台湾的社会现实，真是一举两得，言简意深。《少年春秋》一文是张我军声援自己的朋友陈逢源陈逢源，别号南都，台南人，20年代为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后曾任台湾《新民报》记者。的一篇文章，是一篇简短的论战式的文字，向人们揭示出嘲骂陈逢源的许乃昌其人的真实面目，与他在新文学论战中的文章有同样的风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在《〈少年台湾〉创刊号编辑余话》中，张我军不厌其烦地再次说明创办这份杂志的目的是自由的传播思想，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自己表现，要把那郁积在胸中的话发泄出来”，而且他还表示“只要每月的印刷费不缺乏，《少年台湾》必定遵期继续在世间出现的”。只可惜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不过，在张我军等人的努力下，这份刊物已经为台湾与大陆的交流做出了许多贡献，不愧为连接台湾和大陆的一座桥梁。
1928年，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读书的张我军，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热爱文学的伙伴。他的生活范围逐渐扩大，生活内容更加丰富。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组织各种团体的风气很盛。在学校校园内有一个乐育堂，是一座两层的楼房，楼下是开会的大厅；楼上有许多房间，是专门为学生和教师们组织各种团体用的。张我军组织他的一些朋友共十二人也在这里找到一间屋子作为社址，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先是取名叫“星星社”，后改名“新野社”，意思是愿在新文艺上开拓荒野，创造一条新的道路。几十年以后，新野社的成员之一叶苍芩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了这件事，为纪念张我军他写了四首诗，其中有“乐育堂中建笔社，命名‘新野’拓荒原”的诗句。在这几首诗的序言中他说：“1926年秋，余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翌年，结识张我军同志。我军同志酷爱文学创作，余亦喜为小诗，志趣相同，常相往还，遂成莫逆。师大同学中爱好文学者不乏其人，彼此亦熟识，乃相约结成笔社，命名‘新野’，取开拓荒原之意。旋于‘乐育堂’楼上觅得一室为社址，入社同志每隔数周各交一篇习作，互相传阅，然后定期开会，互提意见；有时于校园中相聚，或相偕赴琉璃厂古书店浏览……凡此种种，社中同志均以为乐事。如是者两载，社中人皆成好友。”叶先生接着回忆道：“自1926年秋至1937年七七事变，十一年中，北京地区先后在北洋军阀、奉系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恐怖统治之下。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正集中精力进行内战，对日寇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寇遂不战而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祖国受难，民族受难，‘新野社’诸同志于习作中对国民党反动派予以抨击，彼此传阅之时，击中要害之句，皆为鼓掌。是时我军同志才华初露，常于报刊发表短文，崭然露头角矣。‘新野社’中有地下党员，其中一人离京赴河南某中学任教，竟遭国民党政府军警逮捕，惨死济南狱中。社内诸同志闻讯，气愤填胸，溢于言词。余与我军同志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叶苍芩：《悼挚友张我军》，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4—35页。由此不难看出张我军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十分关心的。新野社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他大学毕业以后一段时间。1930年，新野社出版了一期《新野月刊》，这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新野社出版的惟一一期刊物，从这本月刊中我们能够略窥当年新野社的一斑。这本月刊是铅印32开本，封面上部有横幅墨笔写意画一幅，为一裸女仰卧树下，身边有本翻开的书，背景为三个站立的女孩和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女孩。封面中部印有粗体仿宋字刊名和“创刊号”字样，下署“北平新野社出版”。出版日期是1930年7月15日，全书共有六十六页，书中标明订购地址是张我军当时的住址北京西城察院胡同47号。作为这本月刊的主编，张我军为这本月刊写了卷头语和编后话。在卷头语中张我军首先介绍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悲惨状况，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悲惨现实，他们要开辟新的文艺原野来表白自己的思想，向读者表明：“我们的态度是真挚的，我们决不敢苟同于革命的买空卖空，和主义的拍卖”，并且呼吁“强有力的作家，批评家，能够以真挚的努力，合力开拓这块广大的新野”，呼吁人们要“正视现实，表现现实，改造现实”！体现出张我军真挚的社会关怀和对于祖国的热爱。在编后语中他说：“我们以为现代中国文学最好的主顾，就是表现弱小民族的悲哀、民众的痛苦和所谓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并热情向读者引介刊物中的作品。除了“卷头语”和“编后”外，整本刊物共有文章十篇，其中有两篇为张我军所作，一篇是《从革命文学论到无产阶级文学》，一篇是日本黑田乙吉原作的《高尔基之为人》的译文。在《从革命文学论到无产阶级文学》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51—161页。一文中，张我军首先指出：近几年革命文学的声浪席卷全国，但是鱼龙混杂，许多人并没有弄明白革命文学是怎么回事，“于是革命文学的旗帜，尽管到处飞扬，而人们对于革命文学的意义，似乎都没有弄清楚。有些人，甚至以为作品里面，有革命啊，炸弹啊，暗杀啊，打啊，血啊一类的字样，便算是革命文学的作品；而论文之类，只消大呼打倒非革命文学的文学，就大可以受文学青年的欢迎了”，于是文坛上竟然发生了这样的怪现象：“凡是揭上革命文学的旗帜的，即使内容是反革命的，也彼此大呼同志，而受人欢迎；凡是不显然揭出革命文学的旗帜的，即使内容是道地的革命文学，也要在被打倒之列了”。这的确是当时中国文坛存在的问题，张我军以其清醒和深刻的头脑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接着张我军在文中对革命文学进行了分析，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提出革命文学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每一时代新兴的文学都是当时的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从破坏旧的形式入手，但是其重心却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凡是具有“革除旧思想、旧制度，以及生活中社会上的各种不自然的因袭、陋俗”的内容的作品从广义上来说都可以称作是革命文学。而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来讲，无产阶级文学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这个笼统的概念在当时并不适用，而且学界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介绍、理解也是混乱的。张我军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点特色：“第一，是无产阶级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说话，第二，是知识阶级替无产阶级说话，第三，是在社会革命之前线的斗士，利用文学的力量，宣传社会革命思想，煽动革命行为。”最后，他呼吁文学界认真研究无产阶级文学，号召批评界对其进行指导。否则无产阶级文学的前途堪忧，难以出现能够表现时代环境的伟大作品。从这篇文章来看，张我军在关注祖国命运、台湾命运的同时也始终关注着中国文坛的发展。在20年代初期他接受了祖国大陆的五四反帝反封建思潮和文学革命的主张，成为台湾新文学的开路先锋之后，他也一直在探索着文学的发展之路，并跟随时代的脚步一起向前迈进。在理论上对文学的发展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只是张我军在新野社的活动中创作的其他作品已不可考，令人感到十分遗憾。
第五章 重圆大学梦
第二节 别具一格的小说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张我军在读大学期间还进行了小说创作。就在他考入中国大学的当月，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买彩票》。这篇小说带有自叙传色彩，有张我军本人在北京生活的痕迹。作品以五四之后的北京为背景，主人公陈哲生是一个靠微薄积蓄到北京求学的台湾穷学生。周末的下午，他正在寓所等待自己的穷朋友，准备向他们诉说衷肠。因为他积攒的那点钱马上就要用完了，家中只有等他赡养的老母，朋友处又无从接济，他又不想写信向“乐善好施”的同乡摇尾乞怜，所以，他用不了多久就不得不返回台湾了。但是他心中又无比眷恋正在热恋中的情人，无法割舍，因此心情郁闷，无以排遣。他的穷朋友没能等来，而两位素不相能的富有的同乡林天财和李万金却找上门来。这两位富家子弟，不学无术，学业荒废，凭借每月一二百元的生活费终日只是打牌、喝酒、宿娼、玩乐。这次因为打牌输钱仅仅一周就把一个月的生活费挥霍殆尽，北京的八大胡同又不收留他们，只好到每月只有二三十元生活费的穷同乡这里来借宿。这两个人不知反省却异想天开地希望通过买彩票发横财，继续挥霍。陈哲生对于他们这种人和他们的做法非常鄙夷。但在自己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听了林、李二人关于买彩票发财的一番话之后，也不禁心动。为了学业和爱情，怀着矛盾的心理违心地买了两张彩票来碰运气。虽然明知百分之九十九不会中奖，但还是为自己描绘了许多中奖之后的欢快场面，开奖后希望果然落空，他只好等几天以后回家的路费一到就收拾行装，放下学业，告别最爱的人，远远地离开北京，回自己的故乡台湾了。
小说通过两种台湾留学生的不同追求、生活方式及其心态的对比，“揭露了留学生生活的艰苦、心灵的无根、浓烈的乡愁和爱的苦闷，还敏锐触及到当时棘手的社会问题——贫富不均。作者明显地站在穷困者的一边，以谴责富人的沉靡和社会的不公，全篇的语调在愤懑中略带无奈”。张恒豪：《苦闷的北京经验——张我军集·序》，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8页。当然小说也涉及到了留学生的教育问题，诸如林天财、李万金式的留学生大有人在。不仅台湾留学生中有这种人，大陆的留学生中也同样不乏其人。小说对这种现象的批判具有普遍性。而作者揭露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更是当时台湾和大陆共有的问题。在一篇篇幅短小、描写一件偶然发生的买彩票的事件中容纳了如此深广的社会内容，对于初写小说的张我军来说实属难得。而陈哲生这个青年知识分子形象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境遇出现在当时的台湾文坛，更应该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一大收获。当时台湾不少有志青年不甘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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