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屐、早茶及其它-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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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即使在广州,也少见木屐了。
屐在中国,却是比布鞋有着更早的历史,皮鞋则是海禁开通以后,由西方传入的事物了。南朝有位谢灵运,最后是在广州掉了脑袋的大诗人,生前是位浪荡公子,袭封康乐侯,性好游猎,他为了登山方便,还特地做了一种前低后高的木屐,等到下山时;倒过来,后高前低。据说,如屐平地云云。可见中国古代,脚下之物,都登木屐,大抵是不错的。
现在日本人仍在穿着的木屐,肯定是在唐代以前,由中国传到那里去的。那时候,日本人学中国的一切,和如今我们学西方的一切,那热情是很相仿佛的。不过,人家学了以后,客为主用,渐渐变成本上化的东西。但木屐在它的发源地,倒见不大到的了。和茶道的命运也差不多,在中国,除潮汕一带的功夫茶,还有一点古人饮茶的影子外,其它地方,把所有喝茶的繁文缛节都给免了,只是在一衣带水的东邻那儿,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而且变成纯粹的东洋文化了。
等到中国的木屐完全消失以后,将来,有一天,这也会成为日本的国粹。这实在很有一点嘲讽意味的。
人的记忆有一种奇怪的选择功能,常常只有最快乐和最悲伤的事情,才能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象。但那泛泛的,无关痛痒的经历闻见,时间久了,也就置之脑后了,或者竟忘得干干净净。
但是,记忆犹如一张旧照片,偶尔翻出来的话,虽然发黄了,褪色了,若能从模糊的影像中识别一些什么的话,说来也怪,那其实已经消失的部分,又能捕捉到一些,于是,陆陆续续地把那张记忆的破网,补缀起来。
我年轻时,头一次到广州出差,那是五十年代,傻里巴几地被主人领着上九下九,白云越秀那么一逛。至今,只有那满城的绿,和那踢里踏拉的木屐声,仍在脑海里,其它细节,几乎全部淡忘了。
木屐声声,给城市增添了一番有时匆忙,有时悠闲的韵律。
一个陌生人,到了新的地方,总是先看到什么,接着才是听到什么,这种感觉的顺序,在当时的广州,常常是颠倒过来的,先是声音,后是画面。而且粤语的滴里嘟噜,木屐的踢里踏拉,有着一种共鸣作用,让我耳目一新。这两者,应该是杂沓的,噪乱的,但居然很合拍,很和谐,实在是奇妙的感觉,尤其,街上一些小女子穿着木屐,扭动着腰肢,边走边说,娇语展声,花容笑面,那镜头是很让人神往的。
现在,当我努力回想起来,那时的这个城市,也许是最地道的一座原封不动的广州了,是一个没有变化的旧式广州。除了南下的干部外,这里很少有外来人口,一色的听不懂的广东活,和满街满巷的木屐声,构成了这个城市的特色。
后来再会广州,那里成了胶拖的天下,失去那聒耳的木屐声,真是情致大减。特别是小巷里的石板路上,夜深人静时,若无清脆的木屐声,的的笃笃地走过,听不到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串回响,拟乎缺少了一些兴味。其实,听不惯这种踢里踏拉的声音,夜里,扰人清梦,一早,搅人懒觉,是不怎么令人宁耐的。可是多呆些时日,便觉得不拖木屐而说广东话,好像不那么对劲,那话音的声势,也顿时削弱许多。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一夜之间,木屐的踪迹全无,街巷里悄莫声儿,连买木屐的店也找不到了,实在是很遗憾的。我还记得那种上了厚厚的漆,绘上好看的花纹,前低后高,讲究造型的木展,穿在广东人所谓的X女脚下,那娉娉婷婷的样子,绝不是穿别种鞋所能走出来的绰约姿态,很有一番别处见不到的风情。以后,多次去广州,还到珠江三角洲转了个遍,也难得看到木屐和穿木屐的人。
我倒不是特别痛苦这种木屐文化的消失,只是奇怪忽而轰然而上,忽而戛然而止的国民性格。唯恐来不及地追时髦,赶浪头,又唯恐迟了半步扬弃决裂,广州的那些普通人,穿来潇洒方便的木屐,真像成语说的那样“弃之如敝屐”地扔掉了,总是有点可惜。
其实,无伤大雅的事情,完全用不着求其一律的。我们有些人,喜欢百分之百,喜欢一夜东风花竞放,喜欢大张旗鼓,喜欢雷厉风行,这有好的一面,但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事和事,地方和地方,差别总是存在着的,有点参差不齐,也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那是头一次去广州,天天被拖着木屐的主人,邀去东山那熙熙攘攘的、很负盛名的茶楼,坐在那里,消磨掉一个上午。初初不甚习惯,渐渐乐在其中,慢慢也体会到穿木屐,喝早茶,聊大天,是我们这位作东的主人,看作人生一大快事的原因了。
那时的两三块钱,总有现在的好几十或者上百罢,不大的桌面上都堆得无法再堆了。在我们这些所谓早点,不过点到为止的外地人看来,这样一种大啖而特啖之的吃法,不禁目瞪口呆。在中国,唯有广东人的早茶,绝对是真刀实枪,动真格地吃和喝,也是最能体现广东人性格的地方。
据主人说,一天睁开眼来,拖着木屐,踱出门去,没有到茶馆坐坐,这一天便不甚开心了。只要坐到桌边,至吝者,也得一盅两件,几个碟子,肠粉能少嘛,马蹄糕能不要嘛,那凤爪几乎是必点的,否则,还叫什么早茶呢?我也发现,在茶楼的食客中间,招待朋友者,联络感情者,洽谈生意者,聚会晤面者,各色不一,具有一定目的性者不少。但多数人,就是为享受这种早茶感觉而来的。这种当地人对于吃早茶的重视,如同礼拜,已经进入一种宗教感情范围,也许我们外乡人不胜讶异。
后来,总是有机会到广州来,可能由于商业社会的缘故吧,那种茶楼里的平民气氛日见其淡了。价格也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口袋所能承受得起的了。而且,随着食客的非广东人成份的比例加大,茶楼为适应这些人的胃口,那些不中不西,不南不北的面点粥菜,也和传统的早茶食品,一块登场了。
那些视早茶为礼拜,早先穿木屐的食客,肯定对这种变化的早茶,要敬而远之了。
变化,是世事之常,世界上所有好的,不好不坏的,以及坏的种种变化,无不因为政权的力量,金钱的力量,和属于老百姓自觉或不自觉的力量所促成。广州人的早茶,会不会最后像木屐的命运一样,变得不知所云,也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广州,穿木屐,打雨伞,于微风细雨中,踏泥泞街道,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的情景,已不多见了。还记得喝罢茶出来,途经菜市,见识广州的主妇购菜,也很让我们这些外地人大开眼界。居然挑了半天,只买一条二指宽的鱼,而且还是半边;居然在肉案前站了好一会,才割一点点肉,一根草茎即可挽起,重量少有超过半斤者。这在北方,也就是猫食的水平罢了。
后来,终于明白,广州苦热,只有早晨凉快,所以,早茶是一天中吃得最大快朵颐的一顿。其它两顿,便用那两指宽的鱼,半斤重的肉,加上一碟蔬菜,随便对付了事。而木屐所以在广州有长久的生命力,就因为这地方的多雨和潮湿,和那路面总是泥泞积水的街巷使然。
生活的全部学问,就在具体实践之中。变,是一种必然。但变得罔顾现实存在,便难免荒谬悖误,这也是历来生出许多烦恼之所在。
最使我最念念不忘于那次广州之行者,就是在北方绝看不到的那满城的绿,这可真是最有魅力的特色了。
广州又名羊城,也叫花城。有一本文学杂志,很老牌的了,就叫《花城》,其实,广州更应该叫绿城才对。那小巷子里的路,好像从来不曾干过,下雨不下雨,永远是湿漉漉的,这大概也是广州人过去必须穿木屐的一个原因。由于这潮湿,巷子愈深,房子愈老,苔痕愈著,触目所及,无处不绿。那矮墙里探头的蕉叶,晒台上垂落的盆栽,庭院里摇摆的翠竹,屋顶瓦缝,山墙罅隙里自生自长的碧草野花,都是大块大块的淡青浓绿,满目翡翠。
过去,不知何以把深色的绿,称作“墨绿”,到广州,便晓得绿到极致,离墨便不远了,加这个“墨”字的来历,大概是这样的缘故。三十年代诗人徐志摩喜欢用的“浓得化不开”这形容词,第一次到广州的我,马上想起这句诗。这浓处化不开的绿,便是留在脑海里最深刻的记忆了。不过,现在的广州,高楼林立,路网密布,触目所及,只有钢铁水泥和玻璃墙幕构成的浑然大物,猛看过去,和香港铜锣湾一带几无差别,与纽约,芝加哥这些大都会相比,也快赶上去了。这当然不是坏事,否则还叫什么现代化呢?但绿城不绿,实在是给怀有那一份记忆的我,不禁暗然神伤了。
在第一次到广州以前,惭愧得很,年轻而且孤陋寡闻的我,连香蕉、芭蕉也没见识过。在南京读书时,见到校园里花匠侍弄的美人蕉,便觉得其叶之肥阔,之茁壮,比北方盆栽的同类要大气得多。到了广州,那叶片比一比半层高的蕉棵,那是小巫见大巫了。站在如此庞然大物的芭蕉前,那叶之硕大无朋,真吓一跳。连叶上面爬的蜗牛,也十分雄伟,尽管广东人富态者少,女士尤娇小玲珑,但当地的蜗牛好争气,比北方蜗牛要大几十倍,有拳头那么大小。也难怪只有这样的阔大叶片,才能托得住它了。这当然是北方人的少见多怪了,当地的朋友把我笑了个够。
我还记得,只有在南国,才能懂得那支广东音乐《雨打芭蕉》,为什么旋律是热烈而又欢快的原因了。最初在异地听这支曲子时,觉得那雨也不免卖力气一点,总有不那么协和的喧闹之感,是不是大快活,太跳跃一些呢?这大概由于人们的脑海里,有着太多关于“潇湘夜雨缠绵意”,和“巴山夜雨涨秋池”的那种润物无声的预期吧?但实地一体验,那南国的豪雨,打在芭蕉叶上,夜深人静,声响确是有紧锣密鼓感,有千军万马感,很惊人的。当时,作客的我,住在东山,人烟远没有现在这样稠密。有时,大白天,偏僻的马路上,幽静得竞无一人行走,现在,这景像大概再难找到了。时值台风季节,暴雨来时,绝对是气势磅礴,声震九天的。雨过以后,到院子里一看,满园残红败绿,一地翠色狼藉。留在树上的,绿得弥加生气蓬勃。跌落在泥土上的,也同样被冲洗得干干净净,绿得照样鲜明,和透出不死的生命力,这也是别处见不大到的盛况。
也是那次台风,把东山靠铁路那边的行道树,都是巨大的白杨吧,给刮得东倒西歪,有的还断了,倒了。卧在马路上,一时来不及抢修,车子便从倒地的枝叶碾压过去,也许,五十年代,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拥塞,断树残枝拦在路口,一两天不清除,似乎也无甚影响。
令我们惊骇的是,这些垂死的树木,那绿叶仍然挺括地生长着。天天路过那儿,天天如此茂蕤,直到被锯断,被拉走时,一点萎靡的样子也没有,还是那样绿盈盈地透出鲜活的生气。
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生命力的绿,我们都被那不死的绿震慑住了。可现在,广州的绿,被高楼大厦挤得已经快没有立足之地了,至少在城市的中心部分,已经是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态势。
我记得一九四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