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07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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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当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的确关涉到今日中国诗歌文化之走向。然而就目前而言，两者“统一”不过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因为事实上，中国今日诗歌离不开“西化”和“化西”的两难命题，民族文化的自觉和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价值的普世性企图之间内在着紧张。这样，中国当代诗歌究竟要不要择取人文性资源和运用本土化策略，虽然不是美学问题，但是应从诗学的角度提出来。
我以为，包括诗歌在内的任何文学创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于资源的汇聚、选择、利用和转化。对于当代诗歌来说，我们具有丰富的人文性资源，那些传统的理性智能与感性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把共同的、永恒的东西显现出来。
其一是思想资源。
在我看来，中国优秀的人文精神传统，应当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思想资源，予以传承、激活和创造性的转化。中国人重其活出个人样，活得有尊严。为老为释，诗书礼易，汉儒宋贤，程朱陆王，代代所崇尚的，乃是为文道法谋篇，为事格物致知，为民敢歌敢哭，仁、义、礼、知、信，五字并言。中国人向往更高的精神自觉——建立在忧患意识之上的实践理性。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庄子曰“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由此产生了“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的艺术，产生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有亮节的篇章，产生了“国破山河在”（杜甫）的有浩气的诗行，也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忧国忧民之大作。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崇本息末，中国志士仁人的“无恒产而有恒心”，总以国家民族大群之盛衰、兴亡为怀，这一不可征服的脊梁，维系着黄土地上万千群类和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于2000年在北京发表过一次演讲，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始终有一种感时忧国的使命感，近现代也连续不断。冰雕有海涛的波纹。感时忧国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深远传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蚌痛成珠”构造了从古到今大诗人创造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可以注意到，池鱼思故渊，当代已有一批诗人表示出一种朴素的意愿，即应从民族的人文传统中寻找自己创作的基石。在全球化文化价值的普世化企图日益被人们识破的情况下，民族性的文化自觉和感时忧国的使命意识已变得越来越迫切，也要求精英阶层能承担起维护民族文化的使命。然而当代的现实是，多数技术官员在文化上是中立的；经济领域的专业人士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学者、教授、作家在人文科学中的力量十分薄弱，其影响力微乎其微，处边缘地位。全球化、“后殖民”语境中能成就一大批专业精英人士，成长出一群又一群被齿轮绞成碎片的文化动物，而要产生真正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阶层则相当困难。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性的文化病症。
当代诗歌何为？需要“三拒绝”：拒绝工具理性，拒绝文而不化，拒绝使命感的失落。需要“三呼唤”：呼唤人文理性，呼唤重读传统，呼唤民族的自主性和诗歌的本体论。这就需要接续中国人的文脉，吸收传统思想资源的养分，进一步盘活和翻新。
其二是美学资源。
“美学”一词从西方引进。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西方学者，历来不认为中国有完整的哲学、美学体系。西方诗人也从来不承认中国有什么诗学、史诗。他们用一种“主体通性”的观念来看待中国美学、诗学，即出于知之甚少，也存在一定偏见。
如果说，西方美学是以二元对立为哲学基础，以抽象思辩为思维方式，以想象性活动为实在内容，以建构“形而上”的体系为终极目标；那么，中国传统美学则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感性体悟为思维方式，以人生实践与审美情趣为真实内容，以人微的观察和灵动的艺术并呈“片断”的形态为叙述点燃光亮。先秦美学可谓中国诗学的一大源头。沿着“思无邪”的思路而倡导先善后美，以善制美；强调“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寻求主客交融，共感心会；主张“中和”而归复生命的本明，意象的化生；从“知味”、“辩味”到“治心”、“养气”，确认了体证生生，生生之韵；而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诗性文心，又导向了辩证且审美地处理文质、因袭、言意、形神以及多少、大小、远近、高下、浓淡、粗精等等多种为艺之道。中国历代文人诗家不求深奥、蹈虚、体系式的美学概述，却视诗学（广义的或狭义的）为生命之学、心性之学，是自主的行为、人性的修炼和审美的投射。
上述美学资源相当久远，且在其深层处，可与今人心灵暗合、相通。当代诗人于坚与评论家谢有顺有一次关于“文学是慢的历史”的对话，于坚说到：“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时代，每一个人想的都是中国古代那一套肯定是完蛋了，被踩在脚下了，史无前例的革命，摧毁过去的一切，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中国，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画。但是，三十年后，书店里重新摆满了《论语》，我读里面的很多东西，觉得它就是一种真理，过去的真理根本就没有失效，你现在读这些，会使你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更智慧，比清朝更有效。”（见《先锋就是自由》第14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不只是《论语》，还有《老子》、《庄子》、《礼记》、《乐记》、《文赋》、《文心雕龙》、《诗品》、《原诗》、《艺概》等等及至《饮冰室诗话》、《人间词话》，汇成美学的星空，诗性的智慧之光何其灿烂。对于如此丰富的美学资源，万不可以“碎片”而等闲视之，也不能从“技”、“器”、“用”的层面去打理，需要从“精”、“气”、“神”、“体”上来内化、再生。
其三是语言资源。
当代诗运用的是现代白话——活在当代
人唇舌上的语言。一般讲，进入诗中的现代白话的语言资源，有历代话本、日常口语、欧化白话、市井白话、民间话语以及多民族的话语。一时代的诗歌生命，正是依靠能用活的语言去表现情感和思想。然而，白话落实到纸面，仍是中文汉字。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化过程中失去本土的诗歌经验和语言文化的危险，最担心的是汉诗的语言的西方化。这与我们对自身的语言资源缺乏认知有关。德里达和罗兰·巴特仅仅从语音的角度就认定中文是没有能指的语言，此乃大谬。殊不知，汉字以象为本，是一种具有鲜明感性特征的视觉符号、语言符号、生命符号。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有三种：埃及的图画文字，苏马利亚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还有就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如今，前两种文字都拼音化了，唯独汉字作为形声互动的符号和显示感性信息的语码，不仅存活至今，还为诗性智慧和人文精神的霏布滋蔓提供了沛然的可能。从古到今，汉语所具有的多义、弹性、隐喻、佯谬、张力乃至以音系联、谐音游戏等等，都显示了语言的非凡魔力。像“鸟”字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栩栩如生，而枯燥抽象的“NIAO”与之就没有可比性。
在汉语诗歌表述上，“字之多义”是资传送“情至多绪”，也很难用西方人的实证法可以寻辨文理。例如“断肠”一语，是西医用手术刀切断了大肠、小肠或直肠么？显然不是。在蔡琰《胡笳十八拍》中，“空断肠兮思愔愔”，“断肠”是极言其悲伤之情；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中，“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断肠”成了倏忽间的一阵欢喜；在李白的《清平调》中，“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断肠”传达的是因香艳而销魂的感性迷狂；在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愁肠寸断之人，浪迹天涯倍思乡，一语“断肠”而尽得风流。而大量丰采的各地区的民间语言资源，更证明了“有限”的汉语能指“无限”的诗情意绪。况且，外来语言进入汉语以后，汉语对其有强大的改造功能和灵巧的更新功能（如“康桥”、“翡冷翠”、“粉丝”等等）。
时至今日，汉语越来越丰富、越出彩，在抵制英国化、美国化的过程中，汉语可能是最有效的一种力量。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和认识世界的工具，而汉语才是我们母性的声音，是真正的根。遗憾的是在更年轻的一代人中，“计算机失写证”一族的队伍日见扩大，网络诗歌中汉字、拼音、英语混杂使用并力主“怪、错、别”，语言环境被污染，越来越令人焦虑。要获得主体性，首先要对汉语自我认同和自觉活用，这也是当今诗歌必须正视的一大课题。
自然，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当今的诗歌已经结合“当代性”的解读而寻找着，也形成着新的生长点。然而，倘若我们获得“当代性”的代价只是认知“当代性”的命名而不能真正落实到大气盘旋的诗创造，仍然是件可悲的事情。思想的贫困化、构思的单调化、语言的粗鄙化等等就发生在我们周围。中国有中国的诗歌问题，有些问题可能也是这个世界通约性的问题。对于诗歌而言，全球化浪潮只能造成“同而不和”，本土化策略则执著追求“和而不同”——那才是中国当代诗人所期待的诗歌生态和文化理想。
本土化策略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回到传统的文本、规范、典律，而是对自己的诗歌境况作出反思，对诗歌现象作出新解，对抒情方式作出改进，从而重建自身诗歌美学历史的连续性。本土化策略概而言之，或可用十六字归纳，即：汲古润今，汲洋润中，深入当代，自主创新。我们的目标是使当代诗歌再经历一次从语境到观念、范式、表达的“凤凰涅檠”，可能是既不“古”也不“洋”的，恰恰是集百年之功又有新的深度、力度和高度的充满现代精神的新诗歌。
本土化策略在中国诗坛具有天然的特长和优势。择其要者，我们至少可以进行下列的探索：
——发掘与整理丰富的古典诗论资源，由当代意识激活而自铸新词。
——探悉属于中国文化母题性质的诗话诗语，寻求其“变奏”的规律，重新获取生命力和转化力。
——研究中国诗歌中的生命情调，并由此考虑中国人的思维习性与基本品格的当代体现。
——在中国特殊的诗歌语境下，通过细读古今名篇，而获得诗作如何“以小见大”、“以一当十”的艺术效果。
——对超出本土范围的相关性诗歌问题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在文化碰撞中“穿越西方中心主义”。
人文性资源与本土化策略，其实是指向一个问题：当代中国诗歌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如今诗歌的“多元”状态，既证明了开放的图景，也期待着“一体”的流向，那就是作为理想、精神承担者的当代诗人，努力以“中国产品”获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再一个百年太久，但愿只争朝夕！
2005年10月20日草于北京潘家园
在
1973年7月12日晚，我从宁夏贺兰县化建农场中宣部“五七干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