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往我这儿看(14岁作品)-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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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回答“脑筋急转弯”的大孩子。还有一群不断爬上台，然后不断被主持人以赶鸭子的姿势赶下去的中大孩子，还有一群拽着女主持人的裙角擦口水的小孩子。
我去的时候，节目已经到了高潮——“智力问答”，主持人像选妃一样认真挑选着参赛者。不想，几个不干不净的孩子已经爬上了台子，像活泼的虾一样跳来跳去，并振臂高呼，好像自己登上了珠穆朗玛峰。
十分钟之后，台上人潮散去，露出了几个在第一轮拼抢中得了奖品“乌鸡白凤丸”的胜利者。主持人整整衣衫，满脸兴奋：
“下面一个环节是时装秀，表演的模特都是重金聘请的，重金聘请的！重金啊重金！”他被拉下舞台的最后一刻，仍在高叫着“重金”，台下的孩子议论道：“八成是疯了。”
音乐起，台上变出了几个活模特，模特手中的糖比她们的美色更让“小朋友”兴奋。等到模特做天女散糖状的时候，小朋友的口水已经自觉流畅地流了出来。模特的每一把糖，都引起了一阵尖叫声和百十个小孩的大迁移。即使糖落在单车旁边，他们也会像疯狗一样跪到车轮旁边撕扯争抢。
虽然我不是那路有事没事都叹息的人，但看到这群小孩，却憋不住那份悲悯：我实在受不了模特撒糖时的优越模样，还以为在撒“九天仙露丸”呢！那神情，摆明了台下是一群抢霸王餐的乞丐。那些小孩也不争气，怕别人没看出他们是“乞丐”，争抢得越发激烈和卖力。
我们的乞丐上帝的举动，多半还是要归功于妈妈的教唆。她们鼓励自己的孩子抢糖和参加智力问答，时常因为自己孩子的内向，而被别人抢了智力问答的名额而生气：“你这孩子咋这样笨呢？要竞争！竞争你知道吧？”她们牢牢地追踪糖的落点，并且对抢到糖的孩子表现最大程度的赞许：“真能干！”，戳着没抢到糖的孩子脑袋：“你看你！明明是落在你这儿的，结果被小强抢走了！”
“清仓大处理联欢晚会”要收摊了，主持人大叫大跳：“这次晚会很热烈！很热烈！获得了巨大成功！谢谢捧场！”
一年级时，我曾经是班长，要组织一切有关“节”的活动，比如班会，板报。那时我们什么也不懂，直楞楞地等着教师节来，连板报都是老师办的。
我们的大队长，是个干练五年级大姐，在教师节前给我们提的要求很多。主题是“给老师一个惊喜”。比如：“给老师一杯暖心茶”，“给老师说一句暖心话”，给老师送一个自制的小礼物等等。
我把大队部布置的工作，跟我那群“昏庸”的“内阁”成员一说，他们倒是非常激动，纷纷举手发言。
龙超财大气粗，他说要买一个1000块钱的八层蛋糕，中间戳一根比圣诞树还大的蜡烛来代表老师。我怕蛋糕倒在讲台上，就把八层下降到一层。
杨非雪喜欢提一些华而不实的提议，她唧唧喳喳地说要买九千九百九十九朵康乃馨，旁边装饰“满天星（照亮老师的办公桌）”和紫色的风铃（给老师听悦耳的音乐），还要摆成巨大的心形，她画了几张设计图，请我指正。
其他的人也积极地表示，要把家里的煤炉子、壶、紫砂陶杯带来烧水。这回老师一定是个大惊喜！
教师节这天，老师走到教室里，露出有些惊讶的表情，她摸摸光板板的讲台，终于确定上面什么也没有，教室里也没有已经惊喜过了的迹象，老师什么也没说，就开始上课。我那些“官员”，好象完全忘记了自己今天该干什么。我看看自己的肚皮，担心因为食言而突然长肥了。
第二天，我拼命地在柜子里刨，动作像挖坑，终于在满地乱纸中，选中了一个文件夹，我就把里面的帐本都扒拉出来，甩了一地，我妈以为我要找张三埋的三百两银子。就来干涉，我说：
“我要送给老师当礼物。”
我妈说：“我也是个老师啊，再说这是个旧的，你买个新的去。”
我说：“大队部不让花钱买！”
那时可没细想拿一个老师的东西去送另一个老师有点荒唐，就气喘吁吁地跑到附近唯一的小卖部去，请他们包装，他们只卖些牙刷毛巾之类，对这扁平的东西不知从何入手，还是一个奶奶聪明，她把文件夹用黄色塑料袋套上，又用酒瓶脖子上的红丝带扎了一朵花。
当我把这包装很接近礼物的“礼物”送给老师时，老师说：
“算了算了，只要你们好好学就行了，再说，教师节也过去了。”
我刚准备回座位，就先后被十余个同学拽住：
“班主任说不教我们了！”
这大概是由于上午的课纪律不太好吧，但是这样的豪言壮语老师已说过几次，我只当是老师耍脾气。但到办公室逛一逛，探探虚实是免不了的。
我进了办公室，看到老师正在闲聊：
“我真是受骗了呀，我买了两斤肥肠，说是‘肥而不腻’，结果回家一煮，锅里漂了一层油。”
我看了看门外只露了半个脑袋的同学们——是谁造的谣？我羞涩地问：
“老师，您是不是不教我们了呀？”
老师像刚才说猪肉一样爽快地回答：
“是啊！教你们太累了！”
忽然，我们班“四大天王”之首何伟业踱了进来，张口就哭。我吃了一惊：这样的环境固然需要哭，可是没想到何伟业会抢在我们前面。来自何伟业的压力迫使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哭，我想着老师待我的好，以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眼睛终于湿润了！
回到教室里，我依然哭着，一遍又一遍地向前来打听的同学复述着老师仅有的几句话，各别悟性不高，一时半会儿还哭不出来同学看我哭得此起彼伏，意识到事情严重，却听不出有什么可以用来催泪的理由。忽然，何伟业拍着我的桌子催促：
“快点写检查，快点！检讨！”
有同学向何伟业咨询：
“用不用在检讨上滴几滴矿泉水当眼泪？”
更有甚者，哄抢着何伟业手中收到的检讨，说要“参考参考”。
剩下的课程因为没有老师来上，所以上自习，有同学擅自出教室上厕所，其他同学看他往办公室（厕所旁边）走去，以为他想第一个慰问老师，抢头功。急了，喝了一声：
“兄弟们！冲啊！看老师去！”
当我赶到办公室门口时，那里已经被挤满了，我好不容易挤进去，瞧见了老师的半拉脑袋，同学却一窝蜂地出来了，各个都是竖着进去，哭着出来。此时，老师正看我们写的检讨，竟然看哭了！难道她就没发现几张一样的？
刚刚上完厕所的同学回到教室，看到这景象，吃惊不小，到处打听发生了什么变故，却遭到别人的白眼——
“老师不要我们了，你还高兴？！总之你哭就是了！”
在我们哭的过程中，别班的同学都趴在窗台上看我们班的动静：
“你们班怎么啦？南京大屠杀吗？”
我们班“全班嚎哭”的事件甚至引起了学校福利社大嫂的关注：
“最近没怎么听说死人啊！三班干嘛买这么多面巾纸？”
忽然，老师走进了教室，顿时，全班哭声达到了最高潮。我也长吁一口气，回来了就好，我们居委会（班委会）本来还想买半斤人参去劝老师回心转意呢！这回连人参钱也免了。
第二天我们班同学打招呼的方式都由“吃了吗？”改成了：“昨天你哭湿几斤面巾纸？”
正如我不明白别人为什么感动得要哭，别人也同样不明白我为什么感动得要哭。
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电影，看到高潮处，远处忽然传来嘤嘤的哭声，女生心想：不好，她哭就证明她感情丰富，深刻理解了戏里的内容，观后感就好写多了！于是，女生们想方设法地令自己哭出来。哭不出来的，就竭力想使自己打喷嚏或者打呵欠，我只好指着眼睑库里仅存的一点眼屎，力争上游地说：
“我也哭了。”
并递给他们放大镜，请他们观察我的“泪珠”。
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谈起她们家的小狗小猫，她们先是给我讲那宠物的毛各个区域的不同，再逼我问：
“后来呢？”
她们酝酿好情绪，红着眼睛，说：
“死了！是我爸踩死的。”
还把脑浆的喷射形状给我描述一番，说着，就径自抹起眼泪来，我只好边轻拍着她们的后背，边安慰道：
“狗死不能复生，节哀顺便。”
安抚好民情，我赶忙跳开。因为那些女生们觉得自己一个人哭，没有气势，边一直用渴望的眼神望着我，等着我加入大合唱。可我偏偏是个晴天不落雨的人。
有人严重推荐《布拉格有张床》，说是让人感动呀感动。原来他们感动的就是最后男主人公得了绝症。一位金发碧眼的医生说：
“先生，你得了绝症，你在地面上只有三个月可活！”
嘻哈哈嘻！这种把戏，就像被人嚼烂了吐下来的甘蔗渣子，已经唤不醒我眼中泪水的波动了。仔细想来，那医生甚是没有专业水准。绝症就可以没有名字啊？！难不成医学协会又发明了一种病，就叫做“绝症”？让好人得癌（且必须是晚期），是导演的下的最后一道“虎狼药”，放的最后一颗“催泪弹”。
我的感动点不在这儿！
有一次，我被人送了一罐巧克力，介绍怎么吃巧克力的说明书上写着：
“我们坚持用最好的原料制成巧克力。”
这块巧克力似乎化身成为一位拒绝受贿的官员，被一大堆巧克力推来搡去：
“你就用坏一点的材料嘛！这样你下半辈子的荣华富贵都有着落了。”
这块巧克力却一脸坚决地推开他们，说：
“不！我坚持，我喜欢。”
我正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拼命地挤出两滴眼泪。因为我这个人从不因为感动而落泪，所以怀疑自己不太正常。
班里一直有“值日班长制”，值日班长，美其名曰，就是民主管理，培养俺们的竞争意识。值日班长官小事杂，大到同学生命安全，小到同学文具盒的每一寸肌肤，都要值日班长来保护，老师上课前总要先把值日班长挑出来，指着他的鼻子说：
“你要以身作则呀，这节课纪律不好，我可是要找你算帐的！”
我有幸成了第一届值日班长。
话说在那硝烟滚滚，弹片横飞的打扫卫生的现场。范都都迈着大步向我走来，他一见我，便唱了起来：
“我今天陪爸爸，带着全家去杀人……”
这显然是想制造恐怖气氛，歌词是他的开场白，就像童话里会说话的小狗，先“汪汪”两声，再说人话。他刚唱完，就全身扭曲起来，好象肚子疼，装得委屈得不得了。他说：
“宇文宇他踢我！”
虽然范都都喜欢过我，但是我公事公办，不轻易冤枉一个好人。我问：
“几脚？”
他好象没做好准备，数了半天手指头，说：
“一脚。”
哈！才一脚跑来报什么案哪？我尽量婉转地吼道：
“按规矩，踢三脚才能报案。否则熟归熟，我一样可以告你报假案！”
范都都显然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