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品三国-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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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襄阳士民追随刘备,是害怕曹操屠城,这也是不确的。没错,曹操是干过屠城的事。兴平元年(公元194),曹操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这事影响极其恶劣,荀彧就批评了曹操,曹操后来也接受了教训,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反正,自徐州事件后,曹操已经明白屠城这种野蛮行径并不利于自己一统天下的事业,何况刘琮已经不战而降,有什么必要滥杀无辜呢?曹操还没有蠢到这个地步。”(《品三国》186页)
看,易中天以曹操的辩护律师的身份出庭了。但他的辩护词,本院经过研究之后,还是未予采信。为什么呢?
第一. 易中天不得不承认曹操干过屠城的事。证据呢,是曹操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这资料引自《三国志·武帝纪》,因为是曹操的本传,所以对他的屠城之事避重就轻,轻描淡写,用“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一带而过。而《三国志·陶谦传》则说:“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后汉书·陶谦传》则说杀死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数字可能有所夸大,反正人数是不少的。《曹瞒传》则说:“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他的罪行令人发指,岂是“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所能概括的?
第二. 所谓荀彧批评了曹操,曹操接受了教训,与事实不符。我们反复查阅了《三国志》有关各纪传,并没有发现荀彧批评曹操的记载。只是在《荀彧传》里提到:陶谦死后,曹操要先取徐州,后定吕布。荀彧不同意,认为徐州不太好打,还是先定吕布为是。他说:“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这只是委婉地谈到屠戮徐州的影响。屠城不说屠城,叫做“威罚实行”,因为你有罪,我才惩罚你。“其子弟念及父兄之耻”,是说徐州子弟念及父兄被杀的耻辱,这里也有意地回避了屠杀,屠戮的字样。至于影响,那就是徐州人民必要坚决防守,没有投降之心,你就是打败了他,他也不会归附的。
标题: 24 刘玄德携民渡江辩析(2)
内容: 这叫什么批评?顶多算是婉言建议不要先打徐州,并未涉及到屠徐州的是非问题,也没有劝谏曹操不要再干的意思。而且把敏感的、带有血腥味的名词都取消了。至于说曹操接受了教训,则根本没有记载。在曹操的所有言论中,没有一句话谈到对屠徐州的认识,正反两方面的认识都没有,就更谈不到接受教训了。我们只知道:过了几年之后,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了袁绍,又以“伪降”为借口,抗杀降卒七、八万人。人民,特别是徐州人民头脑中的伤痕,是短时期内难以平复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老百姓跟着刘备跑?只有一个解释:怕曹操屠城,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而且也没有必要为之回护。曹操有屠城杀降的记录,老百姓听说他来了,便纷纷逃难,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再说,就在这年春天,孙权进攻黄祖,就“屠其城”,可见屠城之事在当时并不新鲜,孙权这么干了,谁知道曹操会不会故伎重演呢?毕竟当时荆州百姓还不知道曹操这么“可爱”,如果知其可爱,也就不跑了。何苦呢!
标题: 25 孙权被拖下水?(1)
内容: 易书在讲述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见孙权,孙权权衡在当前的形势下如何决策时,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次战争原本是曹刘之战,与孙权并没有关系,孙权是被拖下水的。
易中天说:“孙权的决策并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他要在曹操和刘备之间做一个选择。”(《品三国》189页)
选择什么呢?易书列出了三项。一为论亲疏,二为论强弱,三为论感情。所谓“论亲疏”,就是孙权和曹操是姻亲,曹操的侄女嫁给了孙权的弟弟孙匡,曹操的儿子曹彰娶了孙权的侄女。这都是孙策时的事,在《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上有记载。“不像刘备,非亲非故,八竿子打不着。”至于论情感,易书说:“孙权对曹操是又恨又怕又作恭敬状,对刘备这个天下枭雄则谈不上喜欢不喜欢,至少犯不着去管他的死活。”
易书接下来说:“但是,曹操的手伸到自己的隔壁,而且是自己觊觎的地方,孙权是不高兴的。何况这次被消灭的是刘备,下一步就会轮到自己。至少,占据荆州的计划就会落空。这种唇亡齿寒的感觉,孙权不会没有;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孙权也不能不考虑。”(《品三国》189页)
但易中天说孙权对于曹操进攻荆州有“唇亡齿寒”的感觉,这毕竟还是间接的影响问题。曹操的进攻,是否有直接针对孙权的涵义呢?易中天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曹操的进攻,只是针对刘备,和孙权并没有什么关系。诸葛亮到柴桑游说孙权,是“把孙权拉下水。”(《品三国》191页)是给孙权惹来麻烦。(《品三国》192页)“曹操发动的这场战争,原本就不是冲着孙权来的。《三国志·武帝传》说得很清楚:‘公自江陵征刘备。公至赤壁与备战。’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也包括后来的赤壁之战,原本是曹刘之战,孙权是被拖下水的。既然曹操打的是刘备,夺的是荆州,并不关孙权什么事,孙权又怎么可能仅凭诸葛亮一席话就卷入这场是非,去趟这汪混水?”(《品三国》195页)
事情果然如此吗?我们不妨认真地研究一下。
这场战争,一开始既不是指向刘备,也不是指向孙权,而是指向刘表的。《三国志·武帝纪》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秋,七月,公南征刘表。”《三国志·荀彧传》说:“太祖将伐刘表,问彧策安出。”但刘备当时是刘表的部下(准确地说,是宾客),屯兵樊城,当然伐刘表也包括刘备。不过曹操针对的首先是刘表,“擒贼先擒王”嘛。后来刘表死去,刘琮投降,而刘备却不肯服软,裹带很多难民向南逃去。曹操率五千精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在当阳之长坂赶上了刘备,刘备的“人众辎重”都被曹操俘去,妻子也失散了(甘夫人和阿斗被赵云救回)。刘备、诸葛亮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鲁肃,然后斜趋汉津,一路向东,逃至夏口(在今湖北武汉市汉口对岸)。曹操则没有继续追击,进军到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停了下来。这是战争的第一阶段。
曹操在江陵呆了两个多月,然后便顺江东下了。这顺江东下,仅仅是为了打刘备,而和孙权不相干吗?我们还是用史料来说话吧!
据《三国志·贾诩传》说: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汉水之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飧吏士(如果利用旧日楚国之地的丰富资源来供养官吏和士兵),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但裴松之却认为贾诩出的是馊主意。这么大好的时机,“不乘此取吴,将安俟哉?(将要等到何时呢?)”由此可见,曹操进军的目的是“江东稽服”,不过在策略上有快慢之分,贾诩主张先巩固在荆州的统治,以后不用作战便可达到这个目的;而曹操则要马上顺江东下,解决问题。怎么能说曹操光打“八竿子打不着”的刘备,而不去打自己的“亲戚”孙权呢!事实很明显,单凭刘备一个羁旅之客,兵不多,将不广,连一块自己的地盘也没有,曹操就没有必要再兴师动众了,杀鸡之事,焉用牛刀!使曹操最发生兴趣的,还是据有江东六郡的孙权。当时曹操骄兵自恃,趾高气扬,觉得统一天下的美梦就要实现了,岂能轻易地放过孙权?而孙权君臣也不是一群草包,他们也都看透了曹操的目的。据《三国志·吴主传》说:
标题: 25 孙权被拖下水?(2)
内容: “是时曹公新得表众(新收降了刘表的军队),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多劝孙权迎接曹操。就是投降。)
《三国志·周瑜传》也说:
“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将士闻之皆恐(害怕)。权延见臣下,问以计策。议者咸曰:“……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可见,如果这事只是曹刘两家之争,与东吴无关,东吴君臣害什么怕?为什么很多人嚷嚷着要投降?易书说:诸葛亮到柴桑见孙权,孙权处于两难之中。怎么个两难呢?帮助刘备不是,不帮助刘备也不是。“帮助刘备,无异于引火烧身;不帮助刘备,则等于助纣为虐。反过来说也一样:不帮助刘备,唇亡齿寒;帮助刘备,养虎遗患。”(《品三国》190页)
其实,当时让孙权两难的,不是帮不帮刘备的问题,而是战与降的问题,只能从中选择其一。如果要降,则拒绝与刘备联合;如果要战,就要联合刘备。尽管刘备兵力不强,总还能出两万兵马,比没有帮手要强得多了。所以,并不是没有孙权的事,却要拉孙权下水的问题。孙权并非超然物外的旁观者,而是当事者。不是要不要帮刘备,而是要不要和刘备联合。不仅要帮助别人,还要请别人帮助自己。和刘备联合,不是抱打不平,而首先是为了自救。
在这个问题上,易中天又来了一个“革命阶段论”,说在曹操给孙权送来恐吓信之前,只是曹刘之间的战争,没有孙权的事,孙权管也行,不管也行,不必非下水不可。接到信以后,就变成孙权自己的事,就只有降与战的选择了。而如果要战,就要联合刘备了。(《品三国》199页)其实,从一开始,曹操只要占据了荆州,接下来是必然要打孙权的,所以孙权君臣吓得要命,惶惶不可终日,还分什么阶段?只是他们看到恐吓信以后,怕得更厉害而已。
上面我们说过,易中天讲史写书有一个特点:他自己花很大力气树立起来的一个观点,不定在什么地方,又由他自己来否定与修正了。这不,在201页,我们惊奇地发现了这么一段话:
“其实,就算曹操不写这封信,东吴方面也十分紧张。因为单是曹操在荆州的凌厉攻势,就已经使他们‘望风畏惧’了。而且,不管怎么说,曹操”顺江东下“,矛头所指,不是孙权也是孙权。也就是说:不管曹操写没写这封信,江东诸臣的感受都是大祸临头。这才会有投降曹操的主张。如果曹操只是要灭刘备,他们投什么降?”
这才是明白话,再明白不过了。但如果易中天一开始就这么明白,他也不会翻来覆去地说了那么多话,读者(或观众)也就不会感到困惑,我也不会费这么多笔墨了。
标题: 26 孙权决策,谁是头功?(1)
内容: 易中天提出了一个问题:孙权为什么最后决定联刘抗曹?究竟谁使他作出了这个决定?易中天说:
“在一般人看来,扭转了乾坤的当然是诸葛亮。这显然是受了《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是小说,且不去管它。《资治通鉴》是正史,就不能不讨论了。”(《品三国》190页)
其实,关于孙权决策的过程,《资治通鉴》并没有利用什么新资料,都是照抄《三国志》的吴主、鲁肃、周瑜、诸葛亮等传及裴注引《江表传》等。只是《三国志》是纪传体,时间顺序有时不够清楚;《资治通鉴》是编年体,按时间先后把事件串了起来,这就出现了编排是否合适的问题。易中天不满意《资治通鉴》的编排,讽之为“春秋笔法”。在这个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