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街墨巷 作者:卢岚-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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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演时，被观众喝倒彩。聚会时，各人将自己新出版的书带去，都德在他的《巴黎生活三十年》中写道：“我们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地交谈，既不奉承，又不互相赞美。”福楼拜逝世后，由莫泊桑补上。他也参加由文学评论家圣伯夫发起，定期在“玛尼”餐馆举行的晚餐，也曾被邀请到大仲马家做客。屠氏在法国的文学活动，贯穿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文坛的历史。　

　　　　　　　　1878年，为作家版权问题，在法国召开国际文学大会，雨果担任主席，屠格涅夫担任副主席，并在会上发言，全文刊登在报纸上。他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参加大会。英国纪念司格特诞辰一百周年时，屠氏应邀到爱丁堡大会上发言。1879年他被封为牛津荣誉博士。　

　　　　　　　　楼上的书房和寝室，是根据宝莲娜的女儿克洛汀的绘画重建的。书柜和书桌都是屠氏使用过的原件。房间的装修由一所专门学校的学生负责，后来他们以此为题材写毕业论文。1883年5月，维阿尔多先生逝世，屠氏健康也恶化，切除神经肿瘤后，他给宝莲娜口述了一篇特写《海上火警》和短篇小说《末日》后，还希望能以这种方式继续合作。但病情急剧恶化，7月他给托尔斯泰写的最后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非常荣幸作为你同时代的人。”9月3日就在该房间，在宝莲娜身边逝世。　

　　　　　　　　1968年，宝莲娜的一个孙女，将祖母交给她的一批信件，赠送给法国国家图书馆。1972年，这批屠格涅夫给宝莲娜以及少量给她家人的信，得以结集出版。信件虽非全部，但从中可以看到十九世纪文坛的活动和一些历史事件，尤其是他与宝莲娜之间不渝的友情或爱情。屠格涅夫的俄式别墅卢岚摄他给涅克拉索夫的信，曾经抱怨生活在“他人窠边”的痛苦。“他人窠边”实际是另一个男人的窠边：“我在别人的窠边呆腻了。既然没有自己的窠，就什么窠也不要。”他思念祖国了，想尽早返回圣彼得堡。但给宝莲娜的信曾经如是说：“如果我是一棵树，你同时是我的根和树冠。”既然他的根和冠都在法国，走不动了，只能留下来了。在布吉瓦尔逝世后，由克洛汀夫妇陪同灵柩归葬圣彼得堡，但他的名字却与法兰西，与宝莲娜永远连结在了一起。他的梦想、渴望、追求、生死系念，走过了千山万水，最后也必然归结到这两者身上。　

　　　　　　　　科姆湖上的司汤达　
　　　　　　　　你从法国南部乘高速火车TGV，穿过阿尔卑斯山重重密密的山头和山间隧道，抵达山脚下的意大利湖区时，你仿如懵懵懂懂闯入了另一个世界。说桃花源、香格里拉都不是。透过午后时分轻笼的薄雾，你看到蒙尘镜面般的湖水，湖岸散落着珍珠似的华宅。一种“意大利感觉”迎面袭来，像乐曲的行板。你从记忆深处搜捕些什么，隐约记起某一部书里“科姆湖”这几个字眼。那时候，马蹄声、号角、嗖嗖的风中旌旗，夹带着战鼓之声隐约而来，正如司汤达的《帕尔玛修道院》著名的开头所描写的：　

　　　　　　　　1796年5月15日，波拿巴将军带领的那支年轻的军队刚好通过洛狄桥，正向世界宣告，经历了这么些世纪以后，凯撒大帝和亚历山大大帝有了一个继承人。　
　　　　　　　　将意大利变成文学作品，始于中世纪的拉伯雷和蒙田，但只有当文化艺术和浪漫主义时代的到来，这个国家才成为一个吸引古老欧洲的光点，成为学者、作家、艺术家、美学家的梦想之地。他们看到一个欧洲花园的同时，也以忧郁的目光投向那些废墟，一个被光荣与疲劳弄得精疲力竭的意大利。它不仅是阳光和煦，彩云多变，静得奇特的地方，也是被感性和充满个人见识的目光所穿透的实体。它让人逃避现实，让人自我寻找，自我启蒙。你可以到那里捕捉情爱或生死玄机，铸造另一个灵魂，另一个自我。且不管是意大利造就了文学，还是文学创造了意大利，这个国度的面貌，从此在作家的笔下变得永恒而千变万化。拜伦的抒情意大利，大仲马的复仇意大利，巴雷斯的感觉意大利，福楼拜的诱惑意大利，丹纳的博学意大利，龚古尔兄弟的闪跳变形意大利……在他们的旅行笔记、小说和诗歌中，从宏观角度，可以粗略看到欧洲的历史，人类长途跋涉中一些文化、艺术、政治、风俗的俯瞰式的整体或零星事件；从微观角度，可以看到不少文人与意大利之间的故事和他们的罗曼史。以科姆湖为例，柏格尼尼曾经在湖边唱歌、拉小提琴；罗西尼写下《坦克雷德》；贝里尼写下《梦游者》；福楼拜在旅行日记中承认，曾经情不自禁地亲吻过“阿穆尔和普绪喀”的塑像。1837年，李斯特和金发美人马丽达古到湖畔偷情，住进Serbelloni　
　　　　　　大宅。马丽达古是有夫之妇，李斯特将她强夺过来，跟她共度蜜月。他一边弹琴一边听“湖的呼吸”，跟情人长途漫步，一直走到著名的Melzi华宅，在但丁和贝亚特丽斯的塑像前面良久驻足，陷入沉思。返回Serbelloni后，他写下《看过但丁之后》和《彼特拉克唢吶》。　

　　　　　　　　提起写意大利众多的外国作家，我们首先想起的是司汤达。他是在战鼓声中进入意大利的。1800年5月，一个名叫享利·比勒（Henri　
　　　　　　Beyle）的十七岁的骑兵少尉，跟随拿破仑的军队进入意大利，从此跟这个国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转入外交界，先后成为特里耶斯特和西维达·韦西亚城的领事，直到去世。1817年，他第一次以司汤达的笔名发表了随笔《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后来几乎所有作品都跟意大利有关，如《意大利绘画史》、《踯足罗马》、《意大利传闻》、《罗西尼传》，等等。长期的意大利生活，使他对那里的乡村、城市，如罗马、热那亚、特里耶斯特等都很熟悉；对绘画、音乐，直至罗马教廷的历史，皆了如指掌，以至人家将他的作品作为游览意大利的指南。　

　　　　　　　　然而，不管他在多少个城市当过外交官，写过多少个城镇乡村，真正标志他的意大利生活的是科姆湖。它那满溢阳光的湖岸，于他不只是种植橄榄树和柠檬树的地方，而是隐藏着一段浪漫记忆，有过一场似是而非的情爱的地方。他曾经在科姆湖畔生活过，到森林里去搜猎，在林中的音乐室听莫扎特，到湖岸的华宅探访朋友。在他的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中，对科姆湖的美和神秘有过描写，那是1817年7月18日，在美芝（Melzi）华宅里写的：　

　　　　　　　　科姆湖的山头覆盖着栗树，直到山之巅。分布在山腰上的村庄，由于教堂的钟楼高耸在树林之上而显得遥远。被远距离和湖水的轻波减弱了的钟楼的钟声，在那些痛苦的灵魂中回响着。怎样来描绘和道出这种感受呀？必须要热爱艺术，必须要陷入情爱与不幸。　

　　　　　　　　从情爱与不幸的角度来理解科姆湖，是他个人的独特视角。这位外交官作家，生活作风一贯严肃，被看作文人的模范，平生艳遇甚少，只一心将生活变成艺术作品。但他三十四岁那年，一个机会无意间来到，他跟美丽的伯爵夫人瓦朗莎同游科姆湖。那是她的丈夫恩准的，因为有其他人一起。1871年7月18日的日记中，他有这样一段记载：　

　　　　　　　　使我的忧郁祸不单行的是，我要陪伴漂亮的伯爵夫人瓦朗莎去游湖。我在Smolensk认识她的丈夫。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跟这几天在湖上，在树枝泡进水波的栗树丛中所度过的灼热而美好的夏日相比拟。　

　　　　　　　　对一个生活作风严谨的外交官来说，以这样的文字来记载他毕生难忘的夏日韵事，已经是难为他了。数天的湖上生活，于他简直是整整的一生。李斯特的勇气和流氓手段不是他的专长。然而，忧郁之余，他有过一句惊人的话：　

　　　　　　　　就是在那里，必须用枪在头部开杀自己。　
　　　　　　　　是科姆湖美得使他想杀死自己？理解这句话无须太多神秘色彩，景物往往为衬托人而存在，也因为人的故事改变色调。但他没有当真将自己开杀，有其他办法可以解脱。他以科姆湖和湖畔的加尔洛达（Carlotta）贵族府邸为背景，写了《帕尔玛修道院》。事实他一生所有道路都通向帕尔玛。故事开始时，拿破仑带领军队进入米兰，大约十八九年后3月的某一天，拿破仑从第一次流放地厄尔巴岛返回法国，招兵买马准备复辟。消息传到这座府邸，侯爵台尔·唐戈大为恐慌。然而，在同一屋顶下，有人恐惧有人欢喜。欢喜的是法布里斯，侯爵的小儿子，他兴奋地打点行装，准备去投效拿破仑。他果然参加了滑铁卢之战，手握战马笼头的缰绳，策马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司汤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或者，他以文学的手段，将那场不可能的爱情摆平。意大利本身不存在了，它变成了《帕尔玛修道院》，一个司汤达的国度，一个以他本人的欢乐、忧郁或不幸建立起来的国度。　

　　　　　　　　司汤达有关意大利的作品，如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踯足罗马》等都很成功。他漫步在街头上，就是漫步于现在和过去当中，是一场内心的历程。他谈罗马，是以历史学家、学者或政治家的口吻，从它的建城谈起，后来如何在野蛮的冲击下变成废墟，又如何经历了文艺复兴，将古代的精华复活。还指出，罗马的艺术气氛和成就，是宗教和教廷一手造就的。　

　　　　　　　　然而，奇怪的是，司汤达是最著名的，不为他的时代所接受的作家。生前默默无闻，作品少人问津，连《红与黑》也不例外。这部杰作当年被杯葛，因为他写一个木匠的儿子和贵族夫人的恋情，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等级界限。到底是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他孜孜不倦笔耕数十年，不时有作品问世，就像不时将一只瓶子拋到海里，可惜谁也没有捞到。直到1935年，才开始有人阅读他的作品。　

　　　　　　　　其实巴尔扎克对他评价甚高。早在1840年9月，他在《巴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修道院这部著作，只能在欧洲头一万二千或者一万五千人当中找到读者。因此，我在这里说的话，是向那些高贵而纯粹的心坎说的。他们生活在每一个国家，像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杰出人物。”他又认为，该书的结尾可以引出另一本书。又说：“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们，我将《帕尔玛修道院》的作者，看作我们时代的有思想深度的最好作家之一。他所占的份额将会大于人家给他的那一份。”那时候司汤达还在罗马，同年10月份看到了那篇文章。瓦莱里也别具慧眼，看出这部作品独树一帜，称作者为“偶像的杀手”。　

　　　　　　　　更使人感到遗憾的是，1841年3月，他脑溢血病发逝世时，报章发出的讣告中，他的原名Henri　Beyle　被误写成M。Bayle　
　　　　　　，笔名Stendhal　写成　Stendhall，还白白送给他一个姓Fédéric。　
　　　　　　大家将他的名字跟另一位作家混淆了。巴黎一半以上刊物不知道他的名字该怎样写。还有哪一位作家跟他的时代弄得这么糟糕的？直到他逝世几近百年，才开始被读者接受。一旦被接受，就开始膨胀，被崇拜，被封圣，出现了“司汤达主义”，成立了“司汤达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