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报局档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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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特古德女士年事已高，1973年惟一陪伴她的朋友去世，她从此独自一人生活。她的住所的一部分嵌在兰利大楼的大院里，中央情报局的警卫人员在安全巡逻时把她家也一并算上了，所以她的家比美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安全。凯西任局长时，她还被邀请到局长餐厅吃饭，不过老太太一点也没客气，在席上直接把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搞颠覆、发动别国内战的做法狠狠批评了一通。
这位可敬的女士和中情局做了25年的邻居。1986年她因中风去世，至此中情局才把她的产业圈进自己的栅栏里面。
兰利大楼的名气如此大，几乎全华盛顿的居民都知道中情局在哪里。曾经有一个反对中情局的民间组织，派人守在兰利的入口附近，偷偷地用相机拍下了很多进出汽车的牌照号码，并且据此查出部分中情局雇员的名单，登在报纸上。这让中央情报局很窝火，因为有些雇员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绝对不能为外界知道他在为中情局效力。更可怕的是，有证据表明，苏联人也采取过类似的手段。中情局和主管机动车注册的部门反复交涉，后者答应修改部分条例，对根据牌照号码查询车主姓名的做法加了诸多限制。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2）
兰利大楼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门禁严格，不知道在哪一个角落，就有全副武装的警卫、警犬和闭路电视摄像机。1977年，有三个喝醉了的海军军官想攀越兰利的栅栏，以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他们刚触到栅栏，警铃就响了，一个倒霉的家伙在大院里被抓住，另外两个在爬上汽车的前一刻被逮住了。他们被押回海军基地，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
近年来，兰利总部逐渐开放，接待一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小型团体参观，不过范围非常有限，只是冷战展览会、行动中心等极少的非机密的部分。
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
1996年圣诞节期间，在闻名遐迩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上，刊登了一份引人注目的广告。该广告以《最终的海外生涯》为题，非常直接地为美国招聘优秀的间谍人才。
广告中提出了几项具体条件：
1、具有学士学位并且成绩优秀；
2、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3、写作清晰准确；
4、对国际问题感兴趣；
5、35岁以下；
6、应聘者及其配偶都是美国公民。
《经济学人》是面向全世界发行的知名杂志，总共60多万份，仅在美国就有23万份。这则广告理所当然地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而始作俑者，广告的发布人——中央情报局却安之若素。其实，为了竞争人才，中情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银盾局徽，做大型广告，只是这次投入的手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总共耗资2000英镑。
公开发布广告，招聘间谍。这是中情局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70年代以后，有关中情局的丑闻就不断地冒出来。冷战结束以后，一些材料解密，更多的事情被揭露出来。1994年“鼹鼠”埃姆斯间谍案等爆光，在俄罗斯工作的众多中情局特工暴露身份，有几十人被处决，更使得中情局的声誉和形象大跌。公开招募情报人员，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中情局工作的公开性，提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想网罗大量的优秀人才。
中央情报局一向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引进，它在大学生身上花费了很大气力，负责网罗人才的官员每年访问各州的名牌大学两次。情报工作的神秘性、挑战性、冒险特点和“007”式英雄主义色彩，也使它对年轻的大学生充满了吸引力。每年都有大批的高才生应聘中央情报局，其中不乏哈佛、耶鲁这样的世界著名大学。
中情局的招聘面向全社会，除年轻的大学生外，它也录用社会各个领域的方面的人才。它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招聘宗教人士。所有应聘者在录用之前须经过严格的筛选、测谎和检查，被录用者将接受为期3年的专门训练。
不过，中情局对高级职位的招聘有特殊的规定。历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都毕业于名牌大学，惟一的例外是1950～1953年的史密斯，他不是大学毕业生。在中央情报局建立初期，它的高级官员多是常春藤联合会所属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另外，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倾向于在熟人中招募间谍，这似乎成了美国政界的传统。所以中情局早期的骨干中有不少出身显赫的，或是社会知名人士。
中央情报局的提升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成绩，不论资排辈，这种自由的机制很有激励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黑人、拉美裔或亚裔美国人担任过任何部门的最高主管，人们因此认为，中情局是一个“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女性职员在中情局也很少担任高级职务，不过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1995年约翰·多伊奇担任中情局局长后，首次任命一位女性担任一部之长。
中央情报局所有的雇员必须遵守保密和沉默的规定，不得对任何人，包括配偶，透露自己工作的细节内容。除此之外，他们与华盛顿其他办公人员一样，按照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在麦克莱恩附近的饭店和酒吧里，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们经常结伴而行，上班时挂在脖子上的工作证随便塞进衬衫的口袋里，你很容易把他们辨认出来。他们可以公开承认自己的工作单位，但是，就此打住。而在以前，被问到职业，只能含混地回答：“在政府里工作。”问的人也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上述自由并不包括秘密特工，尤其是中情局行动处，那里面主要是谍报、反间谍人员和秘密操作员，他们的身份是必须绝对保密的。
公众事务办公室
1975年，克诺夫出版社出版的《中央情报局及情报迷信》面市。由于水门事件和不久之前关于这本书的那场沸沸扬扬的官司，这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书很受欢迎。书里有168处空白——出版商特意标明这是被中央情报局删掉的地方。此举令书的身价倍增，人们趋之若鹜，疯狂购买。该书也迅速荣登畅销书的前三名宝座。
与此同时，中情局的公众事务办公室里乱成一团，媒体和公众打来的电话一直没有间断过，被这本书搞得大为光火的上级和同事也间或跑过来，问问消息，发发牢骚。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已经被这本书折腾得焦头烂额了。
第二部分：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一个最特别的邻居（3）
这部书是由神通广大的维克特·马凯蒂和约翰·马克斯合写的，前者原来担任过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执行助理。中情局认为他违反了保密合同，委托司法部对他进行起诉。马凯蒂则认为中央情报局坚持删改他的书，要起诉中情局。两起诉讼闹得沸沸扬扬，最后马凯蒂都输了，并且他的上诉被驳回。但是书还是出版了，并且引起了比预想中还要大的轰动。中情局对此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
令公众事务办公室的人郁闷的是，这种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1964年，中央情报局从一个偶然的机会拿到《隐形的政府》一书的草样，书里面揭露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一些违反法律的行为。中情局认为这本书会惹来很多麻烦，一定要予以制止。得知书将由兰德姆出版社出版，中情局去跟出版社的总裁巴尼特·瑟夫交涉，问他能不能把第一次印刷的书全买下来。瑟夫满口答应，说他太乐意了。中情局的人还没松一口气，瑟夫又接着说，但他还会印第二批，第三批。被涮了一把的中情局很气恼，可是没有办法。他们想过把作者送上公堂，可是写书的两个，戴维·怀斯和托马斯·罗斯，是记者而不是它的前雇员。
无独有偶。1977年，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弗兰可·斯内帕出版了《适当的间隔》一书，讲述他在越南的经历。他的书和马凯蒂一样，事先没有经过中情局出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他最后输掉了官司，被迫把所有稿费上交给政府。
20世纪80年代末，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将他的《秘密与民主：转变中的中央情报局》一书送审，出版审查委员会要求他删去100多处，主要是关于中央情报局的部门隔离的部分。特纳很不满，可是他的争辩毫无用处，尽管公众事务办公室是他一手创立的。
出版审查委员会是公众事务办公室下的一个重要部门，主要负责对工作人员或前工作人员准备公开发表的手稿进行审查以免泄露机密。在证明有关材料是出自机密文件的前提下，委员会将对手稿做相应的删除。其审查时间之长，删除力度之大，令人足以打消写作的意图。
公众事务办公室在中央情报局中地位比较特殊，它是不隶属于任何部门而直接向局长办公室报告的8个部门之一，下设出版审查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公开资料科等，还有专门负责处理媒体和公众来信来电、剪报、起草局长演讲稿以及联络学术界人士。
公众事务办公室经常干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公开资料科就更是这样。它主要负责根据《公开资料法》的条款，答复外界关于查阅中央情报局文件的要求。不用怀疑，这项工作怎么做都会得罪人。拒绝请求、答复太慢、给的资料太少，或者在提供的资料上有太多涂改的痕迹，都会使提出要求的人生气，批评中情局做法不民主、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更为严重的是，其中“有太多秘密”，而这些“秘密”都与现在局里的保密工作有着或多或少的实际联系——法律上的规定往往与现实不那么吻合，这是一个麻烦。有时候在认为没有损害的情况下为外人提供了部分材料，却把自己的同事惹恼了。有好几次，其他部门的同事会气冲冲地跑进来，大发一通脾气，说公开的资料给他们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2001年3月，中央情报局公开了850份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分析报告，共有19000多页。此前，中情局曾公开过2700份左右的类似的分析报告。随后一段时间，它又公开了71份关于中国的绝密材料，并且，估计将有更多的历史文件被解密和公开。这在世界情报组织中是绝无仅有的。
中央情报局不喜欢征求外界意见，因此，为弥补自身分析工作可能出现的失误，它会公开出版一些非机密情报，以征求广泛的检验和评论。然而，这样做最大的困难还是难以区分哪些资料是可以透露，哪些是不能透露的。中情局还曾因为这个惹来一场麻烦。那时白宫正极力促进美国银行贷款给波兰，而中情局恰巧刊出了一份有关波兰经济的资料，说波兰向西方借的大量外债未能使经济改观，连贷款也难以偿还。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气得“脸色发青”，严厉地指责中情局说，一个政府部门损害政府的政策是骇人听闻的，白宫对中央情报局随意向公众透露情报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控制。
第二部分：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