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9年合订本-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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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觉得自豪吗？你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你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怎样的？
携着上述问题，由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童世骏主持的名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大型社会调查，给太多人带来了意外。这份报告所展示的，已不仅是一张问卷的答案，而是当代中国人不自觉的内心独白。
因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在4568个有效回答中，认为作为中国人“非常自豪”的占52．3％，“比较自豪”为30．5％，“一般”为12．2％，“不太自豪”为1．8％，“一点也不自豪”为0．8％，“说不清楚”为2．5％。
“这是让我和我的同事们普遍有些意外的一个结果，”童世骏说，“从分析结果来看，中国人的自豪感指数还是相当高的。”
在问卷备选的17条自豪的理由中，名列前三的是“悠久的历史”、“辽阔的国土和美丽的山河”以及“灿烂的文化和艺术”，后三名则是“人民团结、奋进”、“社会治安良好”以及“这是我祖先生活过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0．8％的被访者提出了其他的原因，包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人有敢闯敢干的精神；社会主义好、毛主席好、共产党好，国家和平，农民减负；交通好、生活条件好；男女平等；老人有保障；人民非常聪明；人们互相帮助；有人权有自由，人口多；有美好的未来。
“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原因大都是超越具体事物的宏观认识，或者说是来源于教育的结果。但从对一些‘微观事实’的回答来看，显然现实中的许多方面并没有得到被访者的认同，说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更应该强化处理微观事务的能力。”该调查报告的主要分析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张文明说。
“另外，我们还从‘非常自豪’的角度，分别从地区分布、学历、年龄、收入四个方面做了一系列分析，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张博士说。
年收入越高自豪感指数越低。在文化程度上，自豪感指数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态势。小学以下和大学以上毕业的人都低于10％，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更低于1％。与此相反，从年龄来看，自豪感则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豪感的指数也在增长。
“20至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的自豪感指数最低，特别是21至24岁，这个年龄段正是读大学或者进入社会的关键阶段，他们表现了对国家的‘无意识’状态。”张博士说。
城市人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人
对于“你对目前的生活是否满意”，张博士说，这个问题的设置是试图观察中国人对目前具体社会生活状况的“综合判断”。
调查结果显示，有44．9％的中国人对目前生活是满意的，即“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有55．1％的人表示了“一股”和“不满意”。
有意思的是，城市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人口，而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处于城乡的中间水平；同时，生活满意度呈现一种由南向北、由西向东的递减趋势，认为生活满意的华北最高，其次是西北、西南、华东、东北、中南。从极值的分布来看，西南地区生活满意度最高，东北地区最差。
与自豪感类似，学历越高的人生活满意度越低，分析者认为，对生活的高要求可能导致了他们满意度的下降。
在14种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中，受访者被要求用1至5分来进行打分，分值越高，影响满意度的程度就越大。结果发现，影响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呈现一种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硬”条件向与生活距离较远的“软”条件递减的趋势。
“我们发现，影响中国人生活满意度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现实因素，主要集中在收入、健康、家庭、居住、人际交往等具体事情之上。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环境因素居于其次，个体意识因素的影响力最小。”张文明分析。
另外，也有少数其他影响因素被受访者提到，如中国的国际地位、教育问题、休闲娱乐、社会制度和社会安全。
中国人已有很强的自我认同意识
整个调查报告中，“社会风气”一栏显得很特别。张文明的解释是，课题组试图通过被访者的回答来观察当代中国人如何评价其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并希望发现中国人“自我”精神状态存在的社会环境。
在被调查者中，认为目前社会风气“好”的只占被访者的四分之一，而认为社会风气“一般”或“不好”的却占了绝大多数。
与前面的调查方式相同，课题组也从学历、年龄、地域、收入四个方面作了分析，结果发现，文化程度越高认为社会风气越不好，这样的人群主要集中在高中以上到博士以下文化程度；年龄越大、个人收入越高，认为社会风气不好的比例也越高。
在认为“社会风气好的表现”中，“社会和平、稳定”、“社会治安较好”、“社会氛围轻松、自由”占到了前三位。其中，认为社会和平稳定的最多，占全部回答者的四分之三强。“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展快”和“观念进步了”也被认为是社会风气好的表现。
对于“社会风气不好的表现”，超过70％的受访者选择了“许多领导干部不为人民服务，不带头遵守党纪”，“社会治安不好”、“社会缺少诚信”位居其后。而认为社会氛围不自由的最少，只占全部回答者的9．3％。
张博士分析说：“中国人已经有了很强的自我认同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在对自身生活情境进行判断时的自主性。同时，我们发现中国人在追求精神自主时也表现了极其强烈的‘现实性’，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具体的物质形态上表现了‘自主与理性’的统一。”
学历越高越期待公平竞争
涉及“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个问题时，课题组并没有急于求解，而是做了其他一些内容的铺垫，答案却再一次让他们惊诧。
首先，课题组请受访者对不同时代人精神生活丰富与充实的状况作出评价，统计发现，被判断为精神充实的人群顺序为：第一代人（参加建国、建党的那一代），第六代人（八九十年代出生，对信用卡、无厘头、QQ习以为常）；第三代人（建国前后出生，年轻时参加过“学雷锋”、“红卫兵”、“上山下乡”）；第五代人（“文革”期间出生，“文革”以后读高中、上大学）；第二代人（建国前后参加工作，“大跃进”的主力）；第四代人（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文革”时期读中小学）。
张文明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随着学历的增高，人们认为第一代人精神生活丰富、充实的比重也在增高，而对认为第六代人精神生活状况的判断正好与此相反。另外，课题组还发现，第一代人和第六代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生活质量能够给出很高的评价，表现出了对自我的高度认同，而其他年龄段人群的相应评价却普遍不高。
课题组随后提出了“希望生活在哪种社会之中”的问题。“调查结果出乎我们预料，数据显示只有6．2％的人希望生活在目前这样的社会中，而更期待生活在前三种社会之中，即‘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落差’、‘竞争激烈，规则公平’以及‘社会不动荡，人人道德高尚’。”张文明说，“人们在判断什么样的社会更适合生存时，并没有表现出我们一贯想象和认定的对财富的要求，而更多的表现了对社会公平、道德高尚的期待。”
与我们的一般认知相符，将“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作为理想社会的人群，主要是从事农牧渔业者、家庭主妇和服务人员这些从事竞争能力较低职业的人员；而希望生活在“竞争激烈，规则公平”的社会的，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学生和管理人员；认为“现在这样的社会”比较理想的则是从事农牧渔业者、管理人员、普通办事人员和营业人员，显示了这部分群体对目前生活状况的满足并追求稳定的心态。
分析显示，学历越低的人更希望生活在“生活水平一般，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中，相反，学历越高者对“竞争激烈，规则公平”社会的期望就越高。
九成以上的人认为明天会更好
与对现状的不满相反，课题组调查发现，中国人对未来生活充满了期待。
受访者被要求将现在的生活与过去5年作一对比，42．3％的人认为“好多了”，42．2％的人认为“好一些”，认为没有变化的有十分之一，只有4．1％的人认为生活不如从前。
张博士说：“中国的社会分层正在逐步加剧，处于各个不同阶层的人对生活变化的判断显然不会相同，因此，对不同人群进行观察就显得更有意义。”
从地区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人们对生活变化的判断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趋势，这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趋势相吻合；而东北地区由于艰难的国企改革等因素，人们觉得状况好转的程度最低。
让整个课题组感到震撼的是，拥有大学和硕士学历的人认为生活“好多子”的判断指数最低，而军人和从事农牧渔业者两个群体的这一指数则最高。这一判断，与军队待遇提高和农牧渔业税收的减免相吻合。
研究者提到，受访者判断生活变化程度大多基于与物质相关的因素，很少涉及精神方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条件和居住问题占据相当的权重，而国家政策好、子女成才、休闲途径增多、自然环境改善、社会自由、交通通讯设施改善等，也被作为影响生活变化的因素而列举出来。
对于“将来生活状况会怎样变化”，90．4％的人认为一定会变好，这个结果验证了课题组的一个猜想——“中国人对目前生活不十分满意可能源于对未来生活更大的期待”。另外，课题组还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对未来生活变化的这种积极心态与地域、学历、收入、年龄等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相关性，说明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为当代中国人所共有的。
住房条件和医疗条件、社会保障、教育投入、货币投入、就业环境，被认为是最急需改善的前五个方面，而这正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通过这组问题的解读，我想我们还是能够松口气。因为不管现实如何，当代中国人从内心深处对未来生活仍然充满了自信。”花费整整三年主持这个调查报告的童世骏说。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38
成功就是翻越远方的大山
刘翔
很早就知道阿兰·约翰逊的名字了，我想每一个练跨栏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就像踢足球的人知道贝利，打篮球的人知道乔丹那样。
事实上，我一直很关心约翰逊，我知道他以前和我一样，也曾练过跳远，但一次左腿韧带的伤让他选择了跨栏，我为他感到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