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9年合订本-第2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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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到死，能够躲在烈风背后的白菜，比那些过早成泥的，多活了几个月。像人，有的夭折，有的长寿。
在尼采降生的那一刻，他的母亲回忆说，这个孩子的眼睛充满了全部世界的悲哀。是这个世界的，而不是他自己的。
我不能买那棵888元的白菜。假如那商场的经理出面，拿出他窄薄的名片，说，多谢我的光临，请我任取一样东西作为留念。我也不会再要那棵白菜。它太无瑕疵，太歪曲生命，它美化了真实，因为它不腐烂。
有一个一生不顺的人，别人说他的直率、袒露，恐怕要远离开中国，换到另外的一块大陆上去，才能被理解和接纳。这个人在内地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对一个壮年人说，请你让出你的座位来，那边有一个老人！车上所有的人都诧异，有小孩子问，他是售票员吗？最终，人们像看一件异物，目送他到站下车。那个壮年人始终没离开座位。事情发生的这座城市，在外国游客中，有恐怖之城的美誉。侥幸，他那天没有遇到拳脚。没有一个流氓冲上来说，小子，你的死期到了。
我喜欢他。这棵苍凉、孤独的老白菜。
尼采的眼睛睁开又合上。悲哀之流，怎么可能被一两个人盯视而退却。悲哀不可能干枯。我看见许多不真实的、类似玻璃、宝石、珍珠、玛瑙的物体，从商场的柜台里出来。他们公然走到市面上。这是一个新的人种。在他们光滑精致的仪表之下，他们微笑着，说行的时候，往往是不行。他们婉转着说不行的时候，往往暗示着行。眼睛流动时，他在琢磨你。直朴地望着你，他却在想另外的事情。有最好的做工和设计，我们不用专门去买一棵玻璃的白菜。一日所见已经眼花缭乱。
像游乐场里的老虎机，只认那种铁片制造的硬币。这个时代，认那些精明剔透的玻璃人，爱怜他们、纵容他们。财富向他们倾斜，使他们一次次旗开得胜。
而另外一些人，像迎着风，苍凉直立的白菜。他们天赋了失败的人格。这些失败的白菜，过早成泥的白菜。我极少数的老友们，你们永远不会走开。就在我的近旁。我们互相为伍，在这世界的残冬。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16期P58
贸易造就和平
李子暘
明朝时，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瓦剌、鞑靼、蒙古等游牧民族经常南下，在明朝的北部边境地区大肆劫掠，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472年，鞑靼人深入平凉一带，“如入无人之境”，大肆劫掠。1529年以后，蒙古各部连年来犯，在山西陕西一带纵横劫掠，甚至进犯大同太原，杀掠人畜数万。1542年，俺答汗部入掠山西，纵横三十八个州县，杀戮男女二十余万人，牲畜损失二百万，焚烧房屋八万余所。人民痛苦不堪、流离失所。边境地区也因此积贫积弱。更严重的是，对这些凶蛮的游牧民族，明朝政府一筹莫展、苦无良策。
派大军进剿吧，看上去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可实际根本不是。首先，游牧民族弓马娴熟，民风彪悍，战斗力很强。明军与之对战一向败多胜少。明英宗亲自率军出征，结果却被俘虏，是所谓“土木堡事变”。其次，游牧民族马上作战，来去迅速，进剿的明军却辎重繁多，行动缓慢，深入草原又人地两生，补给困难，即使打上几个胜仗，也不能彻底消灭对手，自己能否安全返回倒成了问题。第三，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众多，你来我走，即使打败了一个对手，将之远远赶走，也无法防止其他的游牧民族来填补空白。因此再大的胜仗也只能是暂时解决问题。最后，明军往往纪律涣散，不但靡费众多，而且严重扰民，对边境民众的危害甚至不比那些前来劫掠的游牧民族小。据估算，一次大军出征，可能要耗费明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取得的战果往往仅仅是“斩敌首”几十上百，这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冤死百姓的人头——明军的确干过这种“杀良冒功”的行径。
比进剿合算得多的方式是修建长城这样的防御工事。与马上的游牧民族作战，利用地形守险当然更符合明军的优势。事实上，明政府也确实修建了不少长城。现在看得到的长城并不是秦长城，基本上都是明长城。在抵御进攻方面，长城确实有着其他手段难以比拟的优势。对于小规模的骚扰，基本可以有效对付。对于大规模的进袭，则至少可以迟滞敌方的速度。富有戏剧性的是，在鞑靼人一次进攻时，长城没有挡住敌人的进攻，但是却在敌人劫掠完后撤退时发挥了作用。鞑靼人被长城所阻，“散漫不得出”，追逐的明军得以赶上，于是，鞑靼人大败。而一些修缮良好的长城，甚至在抵御大规模进攻时也非常有效。借助于长城和火器，战斗力处于下风的明军能够和游牧民族实现大致的武力均衡。
但是，修建长城也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虽然比之大军出征要节省得多，但还是成为明朝社会的沉重经济负担，而且，长城的存在并不能彻底打消游牧民族劫掠的念头，只是加大了他们劫掠的难度。战争的威胁还一直存在着。这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比之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更加依赖自然条件。一旦发生大的天灾，他们除了南下劫掠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维持生存的手段了。而且，游牧民族生产的的产品种类较少，他们要想得到其他更丰富的生活用品，只有从农耕民族那里得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一直存在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主要原因。
既然“战”和“守”的方式都不理想，那么，难道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办法了？当然有。而且，更乐于采用这种办法的恰恰不是明朝这边的受害者，而是北边的劫掠者。
1542年，在多次劫掠得手以后，俺答派遣使者到大同向明朝政府表示，希望能开放边境贸易，实行“互市”。使者说，他们南下劫掠，无非是想得到锦帛茶叶等物，可是动手去抢的话，恰恰难以得到这些细软，只能抢到人口和牲畜，偏偏他们那里并不缺人口和牲畜。而且，由于他们的劫掠，边境人民纷纷逃亡，可抢的资财越来越少。再有，虽然游牧民族在武力上占据优势，但出动军马，也是所耗不菲，还要和明军打仗，死伤人员。算来算去，怎么也不如双方互市来得合算，所以，他们诚恳希望和明朝发展边境贸易。
游牧使者的这番话看来是真心表白。可惜，这个建议并没有立即被明政府接受。1542年的使者是个不幸的人。他作为一个使者，却被明朝的大同巡抚扣押，并被送往北京处死。双方之间的往来也因此中断了五年。其间又发生了多次入侵。五年后，一个明朝的军官被蒙古人擒获。蒙古人对这个俘虏说，谈起抢劫来，对你们危害虽大，我们这边的利益却很小，问题是你们不允许互市，要不然何必这样打来打去呢？这位军官自告奋勇，要为蒙古人游说此事。蒙古人便释放了这名军官，并派了三名使者。这三名使者又被人杀害，因为想要拿去请功。蒙古方面却不屈不挠，再次派出使者，仍然希望讲和互市。
这一次，蒙古人的希望在朝廷上得到了讨论。可是，明朝君臣不但不打算讲和，还开始讨论收复河套的计划。蒙古人大怒，攻陷古北口长城，包围了北京，并在河北大掠。震动了明朝整个朝野上下。蒙古人撤出以后，朝廷讲和的呼声高涨起来。在皇帝面前的讨论中，著名的忠臣杨继盛慷慨陈词，坚决反对讲和互市，认为和敌方贸易是示弱，是辱国，一定要先报仇雪耻。嘉靖皇帝被杨继盛的慷慨陈词打动，要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可是，著名奸臣大将军仇鸾却站了出来，先卷起了袖子，不过不是准备和蒙古人打一仗，而是卷起袖子把杨继盛大骂了一番：小子连寇都没见过，说得到轻巧！
其他大臣也站在奸臣这一边，主张讲和互市。杨继盛辈的主张被弃置一旁，本人也因仇鸾背后使坏被贬官。开放互市的政策定了下来。看来，所谓“爱国贼”并不是现代产物，而是古已有之。
当然，虽然杨继盛被贬，但“爱国贼”并没有后继无人，这造成了互市时断时续，停停打打，明朝有时会以各种理由关闭互市，实施贸易禁运，蒙古人则以武力进袭作为报复。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双方对于战与和的利益对比有了清楚明确的认识。互市终于稳定下来。1570年，双方达成协议——隆庆和议，正式实现了和平和贸易。“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费省什七”。
军费节省了70％，这只是直接收益，间接的收益可以说是无法计算的。不但避免了由于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且，边境一带由于处于农牧区的分界线，由战争的受害者一下子变成了贸易的受益者。今人玩味不已的“晋商”就是从那时开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明朝的边贸政策为清朝所延续，于是，在清朝的历史上，人们就没有再看到如明朝那样的来自北方游牧的边患。相反，蒙古人还成为满族统治者的坚定盟友，也就是所谓“满蒙亲善”。这种特殊关系虽然来自于双方早期的战略合作，但持续的贸易关系无疑也是重要的凝聚因素。贸易创造了和平，贸易创造了友谊。对此，魏源评价说，隆庆和议不仅息明朝边塞五十年之烽燧，且开本朝（指清朝）开二百年之太平。
在所谓的“常识”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认为买东西不如抢东西。抢东西多好啊！不用花钱，白白得到财物。可是，抢怎么会是“白白”的呢？实际上，抢的成本很高，而且成效很小。被抢者会反抗，会逃跑，会消极抵抗。如果你可以自由抢劫微软公司的话，在通过抢劫得到Windows98以后，你还能指望盖茨们为你努力开发出WindowsXP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财富实力的，不是那些强盗，而是企业家。真正富裕的国家，不是充满了强盗的国家，而是拥有更多企业家的国家。
可惜，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当然，虽然他们认识不到，但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不会去到处抢劫。他们虽然缺乏理解能力，但并不缺乏实践智慧。但是，在对那些不属于他们直接生活范围的问题，比如是否选择自由贸易，是否接受全球化等问题表态时，他们往往就会表现出自己理解力的局限。他们怀疑贸易的功能，认为进行贸易是一种等而下之、不得已的办法，不是获得财物的最佳途径。他们认为强者不需要贸易，而弱者只能在贸易中受害，所以如果有可能，最好通过非贸易的手段，比如征服和劫掠去获利，那样才能保证稳赚不赔。
他们肯定是错了。逻辑和事实都表明，想要得到一样东西，花钱去买是最好的办法。通过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换把社会组织起来的自由市场制度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同时会实现人际关系的最佳化，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和服务，并把社会中的暴力因素降到最低。贸易天生是化解战争、创造和平的因素。
自由贸易与其说是人类的发明，不如说是人类的发现。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了更大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