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9年合订本-第2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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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采访过的一位团长。我当时问他，你爱西藏吗？他说，没想过。我又问他，想过要离开吗？他仍说，没想过。如今八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西藏。我不知道如果我今天再问他，你爱西藏吗？他会怎样回答。也许他仍会说，没想过。
他无须用言语表达。
再讲个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军官吧。
小伙子是北京兵，从军校毕业被分配进了西藏，而且一下被分到了最边防的一个哨所。日子到底怎么过的，我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他最初是不情愿去那里的，只盼着有机会就调走，后来感情是怎么变化的，连他自己也没察觉。一年后他该探家了，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父亲母亲，哥哥嫂子，总之他身边的所有亲人，都像迎接劳苦功高的英雄那样迎接他。他们在一家高档酒楼里订了包间，众星捧月般地将他围在中间。他也陶醉在聚会的中心。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了？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生猛海鲜了？有多长时间没看见漂亮小姐站在身边倒酒了？
父亲端起酒杯，众亲戚们也纷纷端起酒杯站了起来，他笑吟吟地说，谢谢大家，我太高兴，我……我今天……
突然，真的非常突然，眼泪一下盈满了他的眼眶，他说不出话来。他垂下头，哇地一声，哭出了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在这里吃这么好的东西，我坐在这么温暖明亮的地方，可是我的那些兄弟，他们连电视都看不到，他们住在屋里结冰的地方，他们好多人从来没吃过海鲜，我吃不下啊……
所有的人都红了眼圈儿，所有的人都在那一刻，挂念起了他们素不相识的遥远的西藏。
后来，小伙子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了他的哨所。他提着满满两大包东西，全是好吃的。他看到他的那些兄弟围着他乐呵呵的样子，心满意足。
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当西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向往，这三个男人，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却始终特别。他们奔赴高原，不是为了好奇，不是为了风景，不是为了丰富自己的阅历，不是为了写作，不是为了舞蹈，不是为了绘画，不是为了音乐，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愿望。甚至，他们奔赴高原并非己愿。但他们一旦去了，就会稳稳地站在那里，增加高原的高度，增加雪山的高度。他们从不表达他们对西藏的爱，因为他们和西藏融在一起。
他们就是西藏军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36
４条鱼≠３条鱼＋１条鱼
●施 展
我居于法国，与政府机构打过若干交道。法国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态度良好，但效率奇低，甚至低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据与法国公司打过交道的朋友说，法国企业的办事效率也很低下。我想，法国人历来不以严谨著称，效率难免低下，而历来号称严谨、高效的德国人，必不如此。
最近到德国去了一趟，所见所闻让我吃惊不已。
可怕的流程
德国人的守纪律、严谨，德国社会运作的高度流程化，世界闻名。德国的政府、企业……都是高度流程化，内部分工极明确，每一事项都有专人负责，旁人不得越权，每个人只需做好分内的事，整个机构就可流畅运转。
听起来非常好，不过，什么事都得有个限度，过犹不及。机构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是机器，谁都可能出错，一旦流程中有一个人出错，整个流程就会运转不下去，因为其他人无权代理，不懂得该怎样代理，甚至都想不到要来代理。
我在汉堡的一位朋友，在住处申请上网。汉堡网络公司的规矩是，每月初向用户寄送上月网络费用的账单，用户据此缴费。朋友说，他家的网络接通后，连续６个月没有收到账单，他就只好一直不缴费。此后，网络公司寄来了律师函，催他缴费。他于是去网络公司说明，自己从未收到账单。原来，寄送账单的部门把他的地址搞错了，但寄送律师函的部门拿到的地址是正确的，只是，这两个部门都只做自己的事，决不多做一点儿分外的工作。
后来，朋友要回国了，便要求取消网络服务。他本可以在月底注销网络并回国，而账单要到下月初才会寄到，网络公司就收不到这最后一个月的钱。朋友不好意思占便宜，于是跟网络公司商量，提前把这最后一个月的账单打出来，他好提前缴费。没想到，网络公司的工作人员态度温和、语气坚决地告诉他：绝对不行，即使钱收不到，流程也不能改。结果，这位本想“诚信为本”的老兄，只好“欠费回国”。
德国医院中的“程序主义”也非常惊人。我有几个朋友深受其害。
朋友Ａ肚子疼，去医院检查。按照流程，每个科都查了一遍，都说没问题。可是流程里似乎没有一个可以汇总的地方，结果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诊断结果。
朋友Ｂ是个来自中国的小姑娘，大腿上长了个脓疮，于是去医院看，大夫说要做个小手术，把它割掉。大夫割了一会儿，问小姑娘，你疼不疼？小姑娘从小饱读英雄事迹，便咬紧牙关说，不疼！过了一会儿，大夫又问，疼吗？“不疼！”……大夫非常奇怪：“怎么还不疼呢？我早把它割掉了呀！”原来这一问一答是流程中大夫判断是否结束手术的标准。
朋友Ｃ是个小伙子，打篮球受了点儿小伤，手上破了个口子，流了些血。反正他有医疗保险，看病一分钱不花，就去医院看。大夫简单看了看说，一个很小的血管破了，不用包扎。小伙子反问，你怎么知道是一根小血管破了？大夫说：“你不信？那我给你看。”说着拿起镊子，刷刷两下，把伤口撕得更大，然后指着伤口说，你看，就是这里破了。这位老兄欲哭无泪，这下想不包扎也不行了。
急死人的效率
既然流程无论如何都要严格遵守，效率低下也就几乎成了必然。
朋友的一位师弟到汉堡大学教务部门打一份成绩证明，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不能给你，一周后寄给你。一周后，没有动静，这位同学又去，工作人员说，请再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同学再去，工作人员对天发誓：再等一周一定寄去。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只好再去……就这样，一份成绩证明等了４周才拿到。
一位朋友住的房子，到了规定的年限，阳台的外墙需要重新粉刷。德国工人搭好了脚手架。几周后，来了几个人，粉刷了一部分。又过了几周，又有几个人来粉刷了一部分……就这样，一个阳台外墙，一年多了，竟然没刷完。
我也亲身体会过这种低效率。我和朋友去一个德国人开的饭店里吃午饭，当时客人很少。我俩各点了一份菜，其实就是在炒鸡蛋里加上烤土豆块。在中国，这么简单的东西要是５分钟之内上不了桌，这个饭店就离关门不远了。可是在德国，我俩足足等了４０多分钟。看着我一脸的愤怒，朋友无奈地说：“这在德国太正常了。”
“傻”得可爱的德国人
汉堡有个非常著名的鱼市，每周日上午开市。我看到一个摊上的鱼不错，就问价。鱼贩说：“１条４欧元，３条１０欧元。”我说买４条。鱼贩说：“１６欧元。”“怎么是１６欧元？不是３条１０欧元吗？”鱼贩说：“你要的是４条，４条就是１６欧元。”“那我先买３条，再买１条，多少钱？”鱼贩算了半天，说：“１４欧元。”“这和我买４条有什么区别？”鱼贩说：“你买４条，就是１６欧元；要是先买３条再买１条，就是１４欧元。”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德国工厂里打工，一天，主管要他和四五个德国同事查一下货架上还有多少货。朋友看了一眼就说，还有３４件——每排９件，一共４排，最上面一排少了两件。主管很怀疑地瞪了他一眼：“数！”于是大家开始数，数完报数，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主管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再数！”数了好几遍，终于数出来是３４件。主管特别惊讶地看着我的朋友：“你怎么那么快就数出来了？”
这么一路说来，似乎德国是个无药可救的国家了。其实不然。
德国人恪守的流程，在正常情况下，能够百分之百地保证完成工作的质量。比如德国人铺马路，要铺多少层材料，每层多厚，都有严格的标准。德国人会不时用尺子去量，以保证每一层的厚度绝对符合规定。这样铺出来的马路，多少年都不会坏。
当然，要想用上这个马路，你也得先等上很长一段时间。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60
“穷人老爹”的爱心传奇
●冯武勇
一个人走了，全法国都在流泪。
94岁的阿贝·皮埃尔，一个僧侣，一个传教士，一个议员，一个终其一生为穷人奔走呼吁的法国老人，在巴黎圣母院接受了法国人最后的哀悼。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我们失去了“法国的良心”和“善的化身”。
阿贝是希拉克总统口中的现代“法国传奇”。从1954年为无家可归者发出愤怒的呼喊以来，他的生活信条就只有一个：唤醒社会良知，为穷人、为流浪汉、为被剥夺和被损害者寻求福利和救济。
在最受爱戴的法国人评选中，阿贝连续17年被授予这一殊荣，直至他主动退出评选。2005年，全法电视观众把他评为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个人之一。
2007年1月22日，阿贝与世长辞。法国政府将26日定为全国哀悼日，以追思这位“法国的良心”。阿贝的灵柩26日摆放在巴黎圣母院，上自希拉克总统、下至巴黎贫民窟的穷人，数千人在肃穆的管风琴声中，向这位绰号“穷人老爹”的法国老人致敬。
在圣母院外面，一群无家可归者搭起帐篷，上面写着大字：“谢谢你！”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在巴黎游行示威，要求享有居住权。
阿贝为穷人发出的第一声呼喊是在1954年1月1日，那天巴黎天寒地冻。“我的朋友们！伸出你们的援手吧！一名妇女今天凌晨3时冻死在街头。”阿贝通过巴黎的电台直接向市民发出呼喊。
通过阿贝沉痛而焦虑的声音，法国民众得知，那名妇女冻死在马路边，她的手中还攥着一份租房合同解约书。阿贝还提到一名3个月大的婴儿，冻死在一个由公交车改装成的临时居所内。
电波传入千家万户。几分钟后，第一批志愿者出现在巴黎市内一个救济中心。很快，200多名市民开车出门，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寻找其他可怜人，捐赠物品从法国各地源源不断涌来。
阿贝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他曾经是散尽家财、走进修道院的虔诚青年，是法国抗击纳粹的地下解放运动斗士，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但1954年那个冬夜后，他把后半生完全用于为穷人争取权益。
在向穷困发起的“战争”中，阿贝不惜用愤怒和“挑衅”的方式向无视民众疾苦的政客开火，他把这称为“神圣的愤怒”。
阿贝说：“我不是天性易怒的人。但是，当我必须去谴责糟蹋人类的那些人和事时，我会发狂。”阿贝强调说：“激发这种神圣愤怒的是爱，它们不可分割。”阿贝创立的“埃莫国际”如今在四大洲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