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7年第1期-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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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三角地”》，黄修己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26．00元）
“飞入寻常百姓家”
陈梧桐
王春瑜先生一向主张，历史学家的作品，应当“飞入寻常百姓家”。认为如果历史作品仅在史学圈内孤芳自赏，那是一种悲哀。他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躬行实践，相继写下逾百万字的雅俗共赏的明史札记、随笔、杂文，先后出版了《“土地庙”随笔》《牛屋杂俎》《老牛堂三记》《老牛堂札记》《续封神》等几部历史随笔集。最近出版的《看了明朝就明白》，是他践行这一主张的又一部新作。
普通百姓往往觉得，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离今天已很遥远，现在为自己的生计还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去读什么历史作品。其实，历史与现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人们虽说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却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为了纠正一般人的错误观念，作者延续他长期坚持的“古今一线牵”的做法，通过明朝的大量史实告诉人们：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开门七件事”、“三百六十行”、“父母官”等等，是在几百年前的明朝才定型，成为千家万户的口头语的；在国破家亡时奋起抗争，反抗压迫，不屈不挠，坚持民族气节的顾炎武、金堡等人的高风亮节，正是我们今天提倡的爱国主义传统；今天江湖上出现的用蒙汗药迷人、作案，流氓、黑社会势力的种种骗术，不过是明朝江湖流氓骗术的花样翻新；明朝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其遗毒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沉渣泛起，贻患无穷……这种将谈历史与谈现实杂糅在一起，熔古今于一炉的写法，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读者明白，历史离今天并不遥远，目下的一些事，原来是古已有之的，从而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关注。取《看了明朝就明白》的书名，其立意即在于此。
历史随笔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历史作品，不仅要有文学功底，更需要有史学功底，所写的史实必须准确无误，史实弄错了，由此生发出来的种种议论将会谬之千里。最近读到一部历史随笔集，见书中将燕王朱棣说成朱元璋的第五子（实为四子），将宣府的今地注为山西大同（实为河北宣化），说它是雄镇西北的军事重镇，也是进出西域的重要通商口岸，对书中的议论便不免产生怀疑。王春瑜先生曾师从陈守实先生攻读元明清史，后来又曾与谢国桢先生同事，得到二位极重考据的史学名家的亲炙，具有扎实的史学功底，考据功夫。他的这部史学作品，所叙的史事，大至一个政治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小至一件具体的物品如蒙汗药、麻将、马桶等，都系统地爬梳史料，仔细考订，弄个明白无误，才写成文章。书中所引用的每条史料，都注明出处，涉及到正史、政书、实录和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诗词、文集、方志、族谱，等等，范围极其广泛。由于勤于发掘，精于考订，叙史准确可靠，由此生发的议论自然地也就令人信服。
更难能可贵的是，王先生具有锐利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善于对历史作深层次的思考，能知微见著，从一件件看似平常的史事中，引出关乎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的经验教训。如《“吃他娘……”》一文，从李白成起义军进军河南后传唱的一首民谣，说到明朝官场越刮越凶的吃喝风，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局面，导致广大饥民的揭竿而起和明王朝的土崩瓦解，然后联系到当今的吃喝风说：“值得注意的是，吃喝风虽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竟有人一桌饭菜花去35万人民币，真是热昏。而官场吃喝风的蔓延，更使识者忧之。”“愿三百多年前吃喝风的悲惨结局，使国人有所思有所悟。”《张居正的悲剧》一文，记述张居正的改革，虽然惩治腐败，却未持之以恒，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未能洁身自好，遂使改革半途而废，死后不久被追夺官秩、查抄家产，使改革成果付之东流，最后语重心长地指出：“明朝前期的经济改革家夏原吉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君子不以冥冥堕行’（《明史》卷149），改革家更不应当稀里糊涂地自行堕落、腐败，从而被顽固、腐朽的政治势力，像‘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书神之吼》一文，记述古代史籍中所载的书神之吼，指出所谓书神同一切神一样纯属子虚乌有，不过神话归根结底是拐了弯的人话，“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不读书，相信知识无用论，迟早必遭惩罚”。然后联系当今的现实，不无愤懑地写道：“眼下铜臭熏得时人醉，大量青少年弃学、失学，新华书店改成服装店、火锅城，安得有‘书神’发雷霆之怒，连连大吼，振聋发聩，不亦快哉！”这一桩桩凝聚着前人血泪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无不发人深思，令人警省。
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长期以来未能彻底批判和肃清，十年“文革”中沉渣泛起，使许许多多老干部深受其害，百姓遭殃，作者也“从死地走一回”。因此，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尤其着力，也尤为深刻。《明清神化皇帝一瞥》一文，用犀利的笔触，揭露明清时代神化皇帝的各种手段，指出一切神都是人造的幻影，皇帝同常人一样，也是肉眼凡胎，也有七情六欲，所不同的是，“他们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且绝对不容分割，总想把家天下一代一代传下去，重复做着秦始皇的千年皇帝梦。为此，他们不惜制造冤狱，株连九族，切人头如切西瓜”。书中的许多篇什，即通过具体的史实，揭露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与残暴。《阉不掉的诗情》一文，提到万历年间的太监王翱的一首诗时写道：“‘曾入皇家大网罗’，真是可圈可点。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其实就是一张黑暗的大网，插翅难飞的宫女、太监，像笼中的鸟，失去自由，消耗尽青春年华，直到无声地死去，他们是何等的不幸。”《明朝特种监狱——诏狱》一文，利用署名“燕客具草撰”的《诏狱惨言》之记载，揭露三百多年前由皇帝亲自操纵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直接把持的诏狱的种种罪行，指出“它从一个侧面，照出了封建社会法外之法的可憎可怖”，“它更是明代大肆膨胀、高度发展的皇权，在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过程中，充分暴露的腐朽、野蛮、残酷的一个缩影”。当然，作者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这种批判，也是为现实服务的。因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并没有随着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退出历史舞台而宣告终结。作者沉痛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对个人的神化，事实上也不过是历史的残梦”，“‘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几被砸烂，‘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一、二、三办专案组，疯狂迫害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革命，几是变相的诏狱”，“明清神化皇帝的旧梦，虽然早已随风而逝。但是，大大小小的续封神现象，人们见得还少吗”？提醒人们，应该彻底批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否则“文化大革命”或类似“文化大革命”的祸患就可能卷土重来，给国家、民族再一次带来灾难。
古人云；“言之不文，行而不远。”时下的不少史学作品，虽有精辟的见解，却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更多的则是思想平庸，毫无创见，文字呆板枯燥，艰涩难懂，令人望而生畏。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会有多少人问津。有鉴于此，王先生继承我国“文史一家”的优良传统，多年来致力于文史结合的写作，追求把史学文学化，把文学史学化。这部新作，就体现了他的这种追求。全书采用随笔、散文的笔调写成，不仅思想深刻，观点鲜明，而且内容生动、形象、有趣，文字清雅、劲健、自然。这种文学化的史学作品，不仅让人看了就明白，而且能得到美的享受，历史的熏陶，智慧的启迪，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它比通俗化的史学作品更有品位，因此当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飞人寻常百姓家”。
（《看了明朝就明白》，王春瑜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28．00元）
回首科举，看把读书人宠的
张诒三
生长在新中国的读书人，对久已远逝的科举制度自然没有什么感觉。就算有些印象，也往往不是好印象！即使恢复高考之后，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的人，说起科举制度，也是认为它害人非浅，残戕了历史上多少知识分子青春、才华和毕生的精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学语文教材上关于古代科举制度的课文有两篇，一是节选自《儒林外史》的《范进中举》，再就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很多人都能按老师讲授的那样认为：范进和孔乙己都是旧时代科举制度的牺牲品，科举制度到底怎样害人？看，科举时代的成功者如范进，他差点疯了；失败者如孔乙己，居然成了乞丐！
那么，自隋代兴起、唐代大兴，一直盛行于宋辽西夏金明清、贯穿中国几个王朝、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果真不是使人发疯，就是使人成为乞丐吗？近读《中国的科名》，使我对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就是，如果读书人在历史上曾经风光，曾经被皇帝、官员和社会大众宠爱过的话，那还就是科举时代！
正如书名所示，该书以解释“科名”为主要内容。“中国自行科举制度以来，一千余年的工夫，造成了一项科名的阶级，由秀才到状元，共有十几种名词，这些名词，既非官衔，又非功名，特别起了一个名词曰科名。”（序）但它不是一般的字典辞书，而是以散文化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生活细节。尤其科举制度带给读书人的荣耀，当时社会对于科举考试和读书人的关注，让人体会到读书人曾经被宠爱、被炒作的热闹与得意。
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只要参加了科举考试，即使考不中，其身份也发生了质变：如“童生”，“从前读书人，经过考试不得进秀才者，方名日童生。尚未经过考试，虽一生读书，也只名曰白丁，就是将来成了经学家，可以称为处士，也不得称为童生。”（第5页）成了“童生”之后，就受特别的对待：“一是偶遇诉讼事情，写状纸时，写告状人某人，平常人须写民人某人，童生则可以写童生某人，过堂时，因无科名，固然也须和平民一样的跪着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