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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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后，乘胜一举击败了坂田名人，年仅二十三岁就登上了名
人宝座。看到林海峰君将会代我称雄棋坛，这对连续惨败、棋力
日衰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

　　　　按照惯例，在名人战中全败后，要从下一期名人战的预选赛
上开始出场。不过，读卖社的小岛编辑局长说过：“吴清源如在
名人战中陷落，读卖社将中止名人战，再以吴清源为中心考虑新
的计划。”

　　　　我与读卖社订有君子协定：我心须优先参加读卖社举办的棋
战，没有该社的允许不能参加其他报社举办的棋战。事实上，我
曾接到过许多报社的邀请，我自己也愿意参加，但我的人格不允
许我这样做。只要有约在先，不论个人如何受损，也要忠实地履
行诺言。例如，朝日新闻社创立“专业十杰战”时，就邀请了我，
并开门见山他说，这是为我举办的棋战，无论如何也要我去参战。
我通过多贺谷先生与读卖社的有关人员交涉，基本上取得了同意。
谁知读卖社后来又反悔了，作出“读卖新闻社不能允许吴清源去
参加十杰战”的决定。我只得作罢，另外，与名人战大约同时设
立的还有《产经新闻》的“十段战”，《日经新闻》的“王座战”
等，都曾热情邀请我出场，只因没得到读卖社的允许，我只好一
一谢绝了。　再说读卖新闻社是怎样对待我这个名人循环赛中全败　
的棋士呢？我们双方的谈判一时出现了僵局。这时我已意识到，自
己正处于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此没有对他们轻易地妥协。他们
则向我提出各种解决办法。从报社的立场来看，他们最热衷的莫
过于劝我引退。还说什么：考虑到我已取得辉煌的成绩，鉴于我
目前的身体状况及年龄，不如“功成名就早还乡”。据说，报社
打算对吴清源多年来的功绩付出一笔酬金作退休费。
　
　　　　我不否认，自己棋士生涯的终点已经可以望到了。但是，只
靠读卖社的一点儿退休金确是难以悠闲度日；更重要的是，我从
十几岁就跻身棋士世界，如今就这么冷冷清清、无声无息地去过
引退生活，心里实在难以接受。因此我拒绝了报社关于引退的劝
说。　

　　　　结果，我只得决定解除与读卖新闻社的协作关系。作为代价，
报社只答应付给我一点儿微薄的退休金。至此，我与长达二十五
年的读卖新闻围棋专栏的对局挥手告别了。
　
与日本棋院的关系问题
　　　　我曾考虑到，以前有许多报社都热情地邀请过我参加名人战以外的
棋战，现在我离开读卖新闻，就可以直接在各报主办的棋战中出场了。
　　　　
　　　　　　于是，我利用“林海峰君就位名人仪式”以及NHK主办的快棋表演赛
等机会，向有关人士透露出我打算参加读卖社以外的任何棋赛。没想到
我只得到了十分含糊的回答，没有一个人当场表示欢迎。

　　　记得“十段赛”等对局，正是我在名人战遭到挫败后不久举行的。当
初读卖社不顾其他报社对我的多次邀请，有意拖延时间，最后用了两年
才了结了与读卖的关系。现在我要参加“十段赛”的事刚有了点眉目，
各报社却又提出要我去和日本棋院商量。当时，我还不知道战后的，棋
赛都是各家报社与日本棋院共同举办的。而且我一直自以为是日本棋院
所属的棋士，因此不明白为何要去找棋院商量。

　　　在读卖社以外的棋战中，我首次出场的是《日经新闻》主办的“王座
战”。我直接向该报社长大轩顺三社长表示愿意参加棋赛，大轩社长顿时
喜出望外，当场决定提高我的对局费和奖金。

　　　昭和四十三年，我又参加了“专业十杰战”。

　　　后来，我还想参加本因坊战，便打电话给日本棋院涉外部次长，向他
提出了申请，但一直未见回音。我再次催促棋院理事会，希望尽早决定下
来。不久，棋院答复说：“经理事会研究后决定，因你在日本棋院无籍，
请作为外来者重新提出申请。”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被棋院“除籍”了。我原来始终认为自己
是为日本棋院效力的，因此，除籍一事犹如晴天霹雳，使我受到极大打击。
我马上跑去询问：穷竟何时、何故将我除籍？当时的棋院涉外部长答复道：
“你在战后一直与读卖新闻社缔结专属契约，无意于隶属日本棋院，这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正是由于你不属于日本棋院，所以才决定给予你名誉客
员的待遇。难道不是这样吗？”又说：“如果你隶属于日本棋院，那么，
你为八段时就有参加升段大赛和读卖以外的新闻棋战的义务。与新闻社缔
结出场契约必须通过棋院才行。但是，无论在那个方面，你都没有履行应
尽的义务。”

　　　可是，既没有人告诉过我战后日本棋院的规则，我也从未闹清过“名誉
客员”的含义，这个称号就突然戴到了我头上。尤其在战后，我离开玺宇
后移居箱根，又迁至小田原，注在远离东京的地方，难得与其他棋士交往，
对日本棋院的事当然很不了解。再者，有关我出场对局的事情全都拜托给
我的经理——多贺谷先生办理，所以，与报社定的契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从未考虑过。我想，无论如何，日本棋院应将“除籍”的决定与理由通
知给本人！假如有个通知之类的东西，当初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我如
此盘究下去时，涉外部长被问得无言以对。

　　　由于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此决定拜托木谷实，请他帮我调查一
下战后有关我的事情。结果查明，昭和二十二年（1947）八月，日本棋院
收到一份我的假“辞呈”。

　　　　　自从查明这个事实以后，我和棋院的关系立刻别扭起来。棋院方面一再
强辩说，辞呈既是我师傅濑越先生提交的，就等于是我自己提出的一样。
因此，若想复归日本棋院，就必须就退出一事承认错误。我却反驳说，应
该道歉的是棋院，莫须有的事怎能让我谢罪？我从不记得脱离过棋院，也
没收到任何有关除籍的通知，因此我有充分的理由否认“脱离日本棋院”
这一事实的存在。应该说，我至今仍然是棋院的棋士，所谓“复归”问题
根本不能成立。

　　　　　　记得有许多人为使此事得到圆满解决，在我们双方之间奔走调停，特别
是“清峰会”的发起人前田隆治先生。他在去世之前曾热情地充当了我的调
停人。记得前田先生曾说，只要我承认了退出棋院一事，以后的事就都可以
圆满解决。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一步也不能退让。即使是师傅提交的辞
呈，只要它不是我写的，我就决不承认是出自本意。我认为，若是违心地承
认了，将给我这样的侨民身份的棋士在履历上留下污点。进一步说，给我的
历史上抹黑，就等于是对居住在大陆和台湾的十亿中国人的中伤。我要永保
纯洁的棋士声誉，就决不能有负于中国人对我的期待。

　　　　　　　　其实我完全明白，如果承认了脱籍之事，重新复归棋院，对我个人肯定
会有许多好处。正因如此，我更不能见利忘义、违心从事了。

　　　不过，近年来有迹象表明，以我的“引退纪念会”为契机，日本棋院正
致力于改善与我的关系。毫无疑问，这对我来讲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美国之游
　　　　　昭和四十六年（1971），我谐同妻子到美国去旅游。此行目的是巡视一
下美国各地的日本棋院海外支部，同时为建立日本棋院会馆募捐。沿途访问的
各个海外支部都是日本棋院事先安排好的。按棋院的规定，募集款子中的百分
之二十可作为我们的旅行经费。但我却想藉此机会自由自在地旅行，因此一切
费用都由我自付，不要棋院的报酬。这次旅行，除了中国和日本以外，是我首
次到海外旅行，也是我们夫妇成家后第一次长途旅行。

　　　　第一站是夏威夷，然后是洛杉矾、纽约、旧金山等地。所到之处都受到各
地支部的热烈欢迎。我每到一个支部，都与众人作多面打的教习，在举行教习
时，妻子由支部的人作陪，到各处游览。在纽约，华侨宋先生还带我们参观了
联合国总部。恰值中美刚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驻美国大使在联合国首次发表
了演说。这时，人们正兴奋地谈论着这件事，我们也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话题。
我至今难忘宋先生谈及此事时脸上露出的那种非常自豪的神情。我想，虽然台
湾与大陆在政治上处于对立关系，但大家同是炎黄子孙，没有理由不和睦相处。
　　
　　　　我们在洛杉矾住的饭店是上个世纪建成的；日式建筑。风格朴素坚实，电
梯的门须自己动手开关，咯登咯登地显得很沉重，升降也十分缓慢。旅馆里没
有餐厅，用餐时得上街去找饭馆。我们每天到附近一家饭馆吃早餐，那里有大
批工人就餐，虽然气氛有点儿粗野，却充满了生气。我一边望着工人们进进出
出的身影，一边悠闲自得地用早餐，每次我都痛饮咖啡。这里的咖啡无论添加
几次都不再收钱。从那以来，我就开始喜欢喝咖啡了，回到日本后，竟成了咖
啡嗜好者。

　　　　我们还参观了好莱坞和迪斯尼乐园。第一次接触美国社会，使我处处感到
新鲜和惊奇。

　　　　不到一个月，我们夫妇的美国之游就结束了。时间虽短，但那种轻松愉快
的感觉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母亲之死与人籍日本
　　　　昭和四十年，林海峰君就位名人后，准备衣锦还乡，探望台湾的父老
乡亲。为了报答师傅的培育之恩，他邀请我同行。借此机会，我打算护送
母亲到台湾的大哥那里去往。

　　　　阔别十三年后的台湾棋院，机构比以往更加健全，围棋的开展也兴盛
起来厂。与前次访台一样，我们受到同胞们的热烈欢迎，同时还见到蒋介
石先生，畅谈了一番。

　　　　访台后的第二年，由于考虑到孩子们的将来，所以离开了居住十年之
久的小田原，移居东京，住进新宿区四谷的公寓里。那年，我五十二岁，
正是在名人战中败北后不久，苦虑于与读卖社交涉之中。

　　　　母亲到了台湾以后给我来过几封信，告诉我她的近况。每封信都有这
样的内容：“我的墓地和寿材都已准备好，不必担心。我死后，你是否来
送葬，要视情况而定，不必勉强。最重要的是好好照顾家人，注意身体。”
看来，母亲对我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复杂关系中的微妙处境不仅非
常理解，而且也很担心。

　　　　此后，我终止了与读卖社的关系，在与日本棋院的关系尚未正常化的
情况下，几度参加了“王座战”、“专业十杰战”和“十段战”。可惜由
于身体欠佳，常常被医生禁止参加比赛，不得不一再忍痛远离对局场。

　　　　　　　昭和五十三年（1978），孩子们已经长大，但我的中国（台湾）国籍影响
了他们的婚姻、就业等问题。于是我决定去找曾历任法务大臣等职的稻叶
修先生商量，请他帮忙办理加入日本籍的手续。当时稻叶修先生说入籍日
本并不难办。但实际上却牵扯到许多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因而绝非那么
简单。

　　　在我申请加入日籍的时候，即昭和五十三年（1978）十二月二十四日，
大哥吴浣突然打来国际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