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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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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诊断为肾炎时,只允许我吃西瓜,被诊为伤寒时又被宣布禁食。高烧不退,也不许进食,身体衰弱到极点。看上去我像是垂死的病人。记得安永先生也到病榻前探视,他步出房间后,隔着拉门说:〃难道是吴君没救了吗?〃此话我听得清清楚楚。

    卧床半月之后,热度仍不减退。读卖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很是担心,便将庆应医院的西野大夫请到家里来。诊断结果是来自朝鲜的流行性重感冒,因而必须多吃东西,恢复体力才行。

    金泽的前田先生听说我患病后,也特意远道来探视,并且还带来了我最爱吃的〃小枝螃蟹〃,劝我多吃一些。我饱餐了一顿美味的螃蟹之后,一下子就感到身上好像有了力气,第二天就觉得好多了。

    发烧后两个月左右,我终于离开病榻,翌年二月便完全复元到可以畅快对局了。

    与桥本(宇)十盘棋的对局,从第七局到第十局都顺利地弈完。于昭和二十六年(1951)八月宣告结束。成绩是五胜三败二平。面对雄居本因坊的对手,又是以〃先相先〃这样相差一段的交手棋份来对局,可以称作是令人自慰的好成绩了。
 
养马之梦
 


    对桥本本因坊的十盘棋结束后,暂没有什么重大的棋赛,得以在仙石原过一段安静的日子。那时家里只有我们夫妇俩和一个女佣人,有时妻子娘家的人来小住几日,此外很少有人来访。
   仙石原的确是个不便之处,尤其是请大夫最难。有时胃痉挛发作,请医生到家里来需用半天。我常常在等大夫期间疼得浑身冒汗,像只虾米似的弯曲着身子,呻吟不止。另外交通也不方便,出去对局,赶到汽车站一看,平时总是误点的汽车却往往提前两三分钟开过去了。假如死等下一班汽车,就会赶不上转乘的火车。叫辆出租小车也要费很大周折,其实,小车仅用二十分钟左右便能驶到小田原。尽管如此,能够生活在辽阔的大自然的怀抱里,我还是非常喜欢。在仙石原生活期间,我习惯了被浓绿包围的环境,并产生了养马的念头。若能在这一望无际的高原上养马,每天骑马兜风,该是何等地乐逸呀!

   我对动物没什么兴趣,可不知为何从小特别喜欢马。

   看到中国画中的旅行者都是持缰乘马,悠然信步在群山耸立的羊肠小径上,越发使我迷恋挥鞭纵马之事。那阵子,别人问我喜欢什么,我总是回答说喜欢马。因而亲朋好友们便送给我许多以马为内容的东西。不久,家里布满了马的书画及摆设。这样一来,我就更渴望有一匹真正的马。去九州云仙洞时,正值秋高气爽,在驯马手的引导下,我曾兴致勃勃地骑马围绕饭店跑了一周。这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也更加激起我养马和骑马的愿望。在仙石原高原上一边骑着马溜达,一边侧耳聆听百鸟啼鸣,真是美哉妙哉!由于这个念头愈来愈强烈,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如何实现养马之梦。

   我整天琢磨养马的事,并开始学习饲养方法。我家斜对面有一块九百五十坪左右的空地,那里青草繁茂。如果买到手,足够饲养两三匹马。我想,假如饲养费用太高,将来可作为观光马委托给别人经营,这样起码可以赚回饲料钱。 

   那块空地为表石阁旅馆所有。由于我每天去那里洗温泉,和旅馆经理很熟。当我间他是否有意出售那块空地时,对方回答说:“如果是吴先生的话,卖给您当然可以。”价钱是一坪五百日元。听后我高兴地和多贺谷先生商量,但他只是“嗯、嗯”地听着,好像没什么兴趣。当时旁听的妻子虽没公开反对,但也是一副不乐意的样子。嗣后,多贺谷先生出于我的经理人的立场,对养马之事进行了一些调查,数日后,他说地皮一坪五百日元太贵了,前一年有个叫田中的人在附近买了五千坪土地,当时价钱一坪才三百日元。只因为我对家庭经济一无所知,再加上多贺谷先生和妻子的不悦神色,弄得我不敢执拗,只得作罢。

   不知不觉之间,对藤泽九段的十盘棋计划逐步具体化了。加上我养马的念头渐渐淡薄,建立观光牧场的美梦至此烟消云散。

   一般来说,大凡棋手搞实业,十有八九难获成功。可是养两三匹驾马又算得上什么实业呢?连这么个小小的计划都未能实现,现在想起来真觉得遗憾。倘若当时我稍微坚持一下,即使只买下那块空地也是好的。总之,在那块我常去散步的空地上,至今留存着我的养马之梦与迷恋之情。

 
用棋士生命作赌注的十盘棋
 

    自藤泽(库)和我晋升九段之日起,就命里注定要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当时各家报社都争相计划举行我们两人的决战对局。结果,读卖、朝日和每日新闻三家之间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三家将停止竞争,平分秋色地分别举办有关我与藤泽(库)九段的对局。读卖新闻主办“擂争十盘棋”,每日新闻主办贴四目半的“四盘棋”,朝日新闻主办我与藤泽(库)、木谷实、桥本四棋士的“四强战”。由于朝日主办的“四强战”中我要一人独弈六盘,因此将三社的对局合起来,我将苦战二十盘。
    如前所述,因我一直觉得十盘棋不过是擂台战式的对局,所以随时都有接受挑战的精神准备,但藤泽(库)九段那方面却似乎是件复杂的事情。他总不给予应战的答复,致使前次与他的商谈搁浅。

    我本人并不知晓藤泽(库)九段为何在与报社的商谈中闹别扭,据说他之所以迟迟不愿应战,主要是围绕这样一个问题纠缠不休,即秀哉名人引退之后,名人位这把空交椅应由谁来坐?

    由于藤泽(库)九段不愿应战,读卖新闻才急忙组织了我与桥本本因坊的第二次十盘棋对局。而且,在该报的通告中,谈到藤泽的近况时有如下的评述:

    “广大围棋迷们期待已久的吴氏与藤泽氏的交手,尽管吴氏历来是从容坐擂,但不知何故藤泽九段却怏怏无应战之意。因此,二人的决斗难以实现。而且藤泽氏自晋升九段以来,棋力已显出骤降之势。昭和二十四年秋季升段大赛时他三胜三败,昭和二十五年春季大赛时二胜四败,本届本因坊战为三胜三败,不振之势持续未减。有人认为,由于桥本八段在本因坊战已取得了优胜,时至今日,棋界人士们的注意力恐怕已从‘吴一藤泽之对抗’,转移到‘吴一桥本之决战’上来了。为此,本社为了继续期待藤泽九段振作起来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待此决定首先举办‘吴一桥本十盘棋’的对局。可以预见,作为‘吴一桥本时代’到来的响亮回答,此番决战成为本年度最大的历史性的争棋!”

    藤泽九段读了通告之后火冒三丈,立即在日本棋院机关刊物《棋道》上以头版头条报道的形式发出了“我随时应战”的声明,并在文中指责读卖新闻“无理”。对此读卖新闻也针锋相对地同样在《棋道》上刊载了“是谁无理”一文。至此,一场笔战更使商谈陷入了僵局。这场架越打越烈,后来竟演变成了互相揭短的地步。几个月过去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还闹得满城风雨。后来,由于藤泽的母亲去世,据说在举办葬礼仪式的过程中,人们趁机使双方言归于好,并且终于实现了“吴一藤泽对局”的最初目的。

    虽然如此,在对局限用时间的商谈中又遇到了难题。长考派的藤泽毫不让步地主张双方各为十三小时。我则主张最长十小时,并表示以此为界,不再退让。

    我很早就主张对局应以一日终局为原则。尽管围棋有很强的艺术性,但终究属于竞技。如果对局为两日以上,就难免有伙伴儿的提醒与支招儿,从而容易使竞赛掺进不纯的因素。另外,我认为,要想使围棋作为国际比赛而加以普及,也应当将对局限定为一天为佳。限用时间短,但棋艺不一定下降。快棋赛中也曾有过不少出色的棋谱。再者,我所敬重的本因坊秀荣名人也曾主张限用时间应为一天。

    总之,在限用时间问题上,我不能只对一家报社让步,如果轻易让步,那么三社共计二十盘的对局,我都必须遵守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三日终局制的规定。这对于以体重七十公斤为自豪的藤泽来说十分适宜,但对于体力很差的我来说,就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总之,当时我主张的十小时不容改变,最多退让到二日制才愿出阵迎敌。谁知藤泽更是顽固,毫无让步姿态。我为了打开僵局,折中取十一个半小时来做让步,最后甚至让步到十二个半小时。然而即使是我一让再让,藤泽在限用时间问题上仍然是连一分钟都不肯退让。


    由于在限用时间上没有达成协议、交涉再度出现搁浅。之后半个多月里,我没有听到任何来自报社的消息。事情到底怎样了?正当我也有些沉不住气的时候,朝日新闻社的“责任记者”学艺部次长户川常夫先生突然到我家来访。一见面,他就劝我无论如何要同意限用十三小时的要求。而且还告诉我说,朝日新闻社的首脑会议决走,今天如得不到我的同意,就放弃“四强战”的计划。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理解他的处境。我想,如再僵持下去,最最为难的是这些有关人士。因此,为了顾全大局,我毅然答应了十三个小时的要求。

    说点儿离题的,我至今还记得有关朝日新闻“四强战”对局费的往事。由于朝日新闻社早就听说过我喜欢马,打算用对局费的一部分买一匹一流的赛马赠送与我。如前所述,当时我只是热衷于养马的计划,根本没想过当赛马的马主。当此事传入耳中,我惊愕不已地对他们说:“我只不过想骑马代步而已,赛马的事我可是力不能及”。不消说,我当场谢绝了这件事。

    我对户川先生表示同意限用时间为十三小时之后,又打电话将我的主意通知了另外两家报社。这样一来,与藤泽九段的十盘棋对局便排除了一切障碍。霎时间,战云密
布。我与藤泽九段的决斗不久即将揭开战幕!我反复体会着这一对局的重大意义,于翌日踏上了去金泽的旅程。我打算先到前田先生那里落一下脚,在就近的温泉治疗一下痔疮。

    一到温泉后,我估计当天的报纸会发表“藤泽对吴十盘棋”的消息。然而寻遍了报上所有的角落也没有见到发表的消息。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户川先生离开我家后,径直去了藤泽那里,将我同意限用时间的事告诉了他。不料,藤泽却一反当初“随时应战”的诺言,没有立即给予应战的答复。户川先生又尾追到名古屋,再次与藤泽谈判。结果却是吵闹一场,不欢而散。为此,朝日新闻社不得不忍痛决定放弃“四强战”的计划。

    当读卖新闻社任命山田虎吉先生为“责任记者”后,这个被称为既费时间、又很棘手、空前绝后的“吴一藤泽十盘棋”才终于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十月,朝着可望落实的路上迈进了。与藤泽九段的交涉,从开始筹划到落实,共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此次十盘棋或许可以称为“昭和二十年代最大的争棋”。我于临战前从未有过“必胜不可”、“决不能输”之类的念头。因为我历来认为胜负取决于天运,所以在对局的“前夜祭”的仪式上让我当众表示决心等事,对我来说实在是受罪:,但这次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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