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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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劫争中拼杀，临到终局仍然残留下劫的难题。当时只好以〃白胜一目或两目〃这样奇怪的结论而告终。

　　　　分析一下当时的棋谱便可知道，弈至尾声，官子的争夺已不存在，黑棋第99手在A位提劫便彻底终局。但黑棋若在A位落子便会招至一目损，只好避而不投，顽抗到最后一手下完。这样，双方一边填单宫，一边继续打劫。后来就连劫材也没有了，于是黑棋仍然不在A位落子，就此便将白棋乙子提取了。为何如此呢？因黑棋劫材居多，不需要在A位落子便可提取那粒白子。

　　　　当然，黑棋在A位落子最终将损失一目、白获二目胜；黑A位不落子白亦胜一目。不管怎样，我必胜无疑了，因此我拜托濑越先生来作明断，随后便回馆歇息去了。

　　　　那时，日本棋院还没有严格的围棋规则，只根据〃任何一方，当劫材多于对方的情况下，最后的劫可不落于而终局〃这一暂时规定而判定成绩。局后，此局又更正为〃白获一目胜〃。

　　　　这件事发生后，日本棋院开始着手制定围棋规则，昭和二十四年十月，围棋规则初步形成。

　　　　第二局于七月二十一日起在箱根举行。那时，玺宇一行已住进由我出面买下的箱根仙石原的〃读卖庄〃，继续进行宗教活动。这样，见近期内搬迁的忧虑大为减少，我也就安心地离开仙石原去弈棋了。

　　　　第二局我执黑，痛快淋漓地获得中盘胜。

　　　　第三局，执黑的本因坊发挥出他那天生无敌力量，黑棋获三目胜。

　　　　第四局是我执黑获胜。迄此我三胜一败。

　　　　第五局于十月移师山形县的赤汤温泉，在浓艳的红叶景色中对局，此周本因坊执黑，弈至中盘，几乎黑胜已成定局，可惜胜利在望时本因坊大意失了荆州，反被我的白棋扭转乾坤，夺去了一城。

　　　　第六局我执黑又获得一胜，成绩为五胜一败，净胜局超过本因坊四局，将其降了一格。

　　　　谁知第六局刚刚结束时，玺宇那里又起了风波，我妻子被玺光尊判为〃恶徒〃，原来自八户事件之后，我妻子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全部心血都倾注于玺宇了。她的心思也立即被玺光尊察觉。

　　　　那时，玺光尊一方面设下狠毒的离间计，有意让我与妻子疏远，不许我们二人相见；另一方面又暗中策划了美人计，找来一个名叫山本英子的晚辈来作我妻子的〃替身〃，指使她伺机接近我。难怪在玺宇的宗教活动中，我们俩经常奉命搭伴为一组去行动，原来玺光尊早就阴谋唆使山本英于来扮演我工作上的〃伴侣〃了。有一天，山本英子果然在玺光尊的授意下伺机向我表示亲昵，当场遭到我义正词严的拒绝。

　　　　后来，玺光尊竟恶狠狠地表示要对我妻子设〃御白洲〃公审。我得知后，断然表示拒绝。这是我多年来头一次公开反对玺光尊。

　　　　第七局的对弈，正是我们夫妻在玺宇内处境凶险的时候进行的。对局场选在东京世田谷〃时雨亭〃一侧。这一场胜负之争，本因坊棋过中盘仍然保持着优势，可惜收官时手脚稍有忙乱，结果转化为平局。

　　　　此局告终时，已是夜里10时左右。我腰酸目眩地步回寝室，正准备躺到床上去睡，多贺谷先生忽然来唤，说是我的岳母来访，已在前厅等候，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呀？我觉得纳闷，立即前去迎接。岳母见到我，说是受我妻子的委托，送来一封信。只因那天我苦战一局刚刚结束，累得不想动弹，连那封信部懒得拆开看。送走岳母，回到房问里便一头栽到在床上，任凭雷鸣电闪也照样死睡不醒。

　　　　翌日，返回箱根石原玺宇馆的途中，我利用候车时间，将妻于的那封信拆开，一气读完。

　　　　信中悦她终于遭到驱逐，只得去北海道的祖母家暂且栖身，反正她打算再也不回玺光尊的身边了。

　　　　早已料到的事终于发生了！当时我镇静自若，毫不慌张，再一想；这样一来我也没必要再回玺宇馆了，于是当即掉转方向，径直朝横须贺的一位朋友家奔去。

　　　　后来听妻子说，八户事件后她的心渐渐地离开了玺宇。和玺光尊的关系也日趋恶化，并且发展到不管哪一天对她宣布驱逐令都毫不奇怪的地步。因为她心中早已有了提防，所以，被勒令退出玺宇的那一天，她二话没说，抱起小包袱，连头也不回就跑下山去。

　　　　她路过娘家时，托母亲将信转交给我，要了些盘缠便奔向金泽，在前多先生家打扰了两天后，又投奔到北海道去了。

　　　　我在横须贺的朋友家里，迎来了昭和二十四年（1949）的元旦。不久，为了与岩本本因坊继续打十盘棋第八局，践约来到广岛。

　　　　第八局于一月十九日在广岛〃悔林庄〃对弈。布局时我苦战不休，逾至中盘，我顽强还击，终于获得了执白三目胜。

　　　　直到第九局开始，我始终未返东京，从广岛一路乘船，跨过濑户内海，到达对局场别府。第九局于别府又拉开战幕。我执黑，对局的第二天胜负见出分晓，结果是我中盘胜，这样，对战成绩我为七胜一败二平。

　　　　第九局结束后回到了东京。妻子也从北海道归来。我们夫妻如牛郎织女，千里相逢，就暂借湘南杉田的西幸太郎先生寓所的一间配房住下。

　　　　昭和二十四年二月十日，大雪纷飞，我们向西幸先生告辞，离开了那间小配房。那时我们的全部财产除了三千三百日元以外，一无所有。身上穿的，床上铺的，以及锅碗瓢盆等用品全都是向金泽的前多先生等人借来的。

　　　　但犹如出宠之鸟的我却心情愉快，精神爽朗。话又说回来，像我这样近乎于两袖清风的人，眼下这般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展望前程，还是不寒而栗。

　　　　离开西幸先生的家不久，我对岩本本因坊擂争十盘棋的第十局开始了。结果，执黑的本因坊获三目胜。最后这十盘棋以我七胜二败一平而宣告结束。

　　　　如今回顾起与玺光尊一起在玺宇四年的生活，我不但毫无后悔之心，还为能获得难得的生活经验而庆幸。虽说我那时已历尽干辛万苦，但我在强手如林的棋坛上却始终所向披靡、一帆风顺。因此，世人谁也无法尖刻地对我叱责什么。只有玺光尊这位孤家寡人常常以〃支那人〃一类的粗野语言，公然蔑视和辱骂我。最后，迫使我不能再盲从于她那复古主义的国粹思想，与她彻底地分道扬镳。不过，玺宇四年间最令人珍惜的事实是：凡人吴清源和其他玺宇的信徒一样，同甘苦、共患难地生活过来了。通过那颠沛流离的生活，使我不断得到严厉的自我反省。因此，我为能更深知自己而感到无限地欣慰。
　
客居杉田
　
　　　　如前所述，那时我们夫妇在西幸大郎家里地以安顿。
　　　　据说那座私宅本是从“山下轮船公司”社长山下太朗先生手里买过来的，庭院十分宽敞，院内错落着西幸氏一家起居的正房和几间配房。我们一家借往了一栋配房。当时画家和田三造造先生也在正房的一间借宿。

　　　　那间容我们暂且安身的配房，除去厨房、卫生间外，铺六叠榻榻米和四叠半的居室各一间，我和妻子、岳母以及妹妹一家四口在这狭小的住房里聊以卒岁。由于当时正处于战后“住房难”的时期，我们又穷困潦倒，身上几乎不名分文，能住上这样的房子，已经是已经是幸运至极了，家具全是皆来的的，只有一个梳妆台，是我咬咬牙给妻子买下来的。那时的价钱是一千日元，相当于我们全部家当的三分之一。那面镜子根本不是经久耐用的东西，如今已发污，但妻子觉得这是我们置办的第一件家具，很有纪念意义，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得丢掉，至今仍然保存着。

　　　　那个时期，我虽然两袖清风，但精神爽快，逍遥自在。房东西幸先生是位实业家，他一方面在筑丰经营煤矿，同时把持着八艘渔船，在霞浦还有几栋仓库，此外还经营着一个五千坪大小的养鸡场。但西幸先生并没有整天为了实业而疲于奔命。每天晚饭后，他总是带着一个女人到我住的配房来玩。西幸先生一到，就要开局玩麻将。牌友一般是西幸先生和带来的女人，加上我和多贺谷先生共四人。妻子偶然也玩玩。虽说我们玩的是分文不赌的家庭娱乐式的麻将，并没多大意思，但西幸先生却玩得津津有味，每天来打牌时，他那兴致勃勃的样子真有点儿不可思议。这对于西幸氏的老婆来说，却是件感谢不尽的好事。因为，每天晚上打麻将，使丈夫按时归家，不再去外面夜游鬼混了。

　　　　我们有时还在西幸先生家里举行小型棋会。西幸先生棋术不高，我须让九子。当时有许多业余棋手也经常来玩。如战前曾任大藏大臣、被政界公认为有出色棋力的青木一男先生，刚从巢鸭拘留所释放出来，就常来这里露面。青木先生和我下棋须让他三子。那是他重返政界之前，有足够的闲暇，因而一局有时要下五、六个小时。记得我客居杉田期间大约和他对局十次左右。


　　　　后来，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当时处于无国籍状态，只得立即去横滨领事馆申请旅日华人护照，昭和二十四年（1949）我作为“国民政府之下”的中国人而恢发了国籍。

　
“脱离日本棋院”的真相
　
　
　　　　来日之后，我一直是作为日本棋院的棋士而活跃多年。没想到战后我却变成了脱离棋院、隶属读卖新闻社的一张王牌，长期过着“无所属”的棋士生活。即使是现在查找日本棋院所属棋士的名簿，其中也没有我的名字，我不过是作为“名誉客员”而名标榜尾而已。

　　　　对于此事我既不理解，也难以接受！首先，我个人从未考虑过脱离棋院，当然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表示，只因我不喑世故，以致战后近二十年之久竟然从未发觉自己已是被日本棋院“除籍”了的棋土。

　　　　战后的长时间内，我由于身体欠佳，除了读卖新闻社主办的十盘棋对局以外，并不怎么参加棋赛有关对局事情的交涉，全都托付于多贺谷先生。因此，对与棋院的关系也就没有更多地考虑，当我知道已被日本棋院“除籍”时，已是读卖新闻社举办第四期名人战之后了，即昭和四十年（1965）秋天。到了昭和四十一年（1966）我才如梦初醒，了解到为何被驱出日本棋院大门的。

　　　　尽管我生来不喑世故，诸事全不在意，但听说被“除籍”时，却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为何非要将我除籍？”　我忿怒地向棋院涉外理事提出了质问。谁知回答却是：“战后作为日本棋院所属的棋士，首先应当履行对局的义务。而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凭良心讲，我连日本棋院所属棋士的义务是什么都不知道，因而被人如此奉告之后，也就糊里糊涂地自认倒霉厂。但我仍认为“除籍”也应通知本人才合乎情
理。由于此事实在蹊跷，我便又拜托了木谷实先生，请他帮忙调查我何时，为何破“除籍”。

　　　　结果，发现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件：昭和二十二年（1947）八月，我的师傅濑越先生向日本棋院提交了一份我的“辞呈”。查日本棋院理事会的纪录，于昭和二十二年月十二日的理事会上，有一段“吴清源一事”的议题，并且还有“十四日濑越先生交来辞呈”的纪录。我急于澄清事实真相，与木谷实一起拜访了濑越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