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自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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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正欲上二楼去歇息，突然一阵轻微发作，顿时陷入了“神灵附体”的状态中。据“心灵学”解释，即“接灵”状态。若是“神灵附体”程度严重，便会手舞足蹈起来。嗣后我作了“玺光尊”（日本一宗教组织的头领）的信徒时，曾在金泽陪伴双叶山（日本著名相扑力士）三十五天之久。他也是灵感强烈之人，据说每当有劲敌相逢的相扑大赛的那天早晨，他都常常进入“接灵”状态之中。
总之，我无意识地双手摩挲着自己的身体，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随后便感觉腹中一下子变得空空的了。这时，我像是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步履瞒珊地走进洗手间，直愣愣地坐下不动了。那时己是夜里10时左右。
母亲早已睡下。可是，一想起我穿过寝室前的走廊去厕所多时总不见出来，“明儿还有大赛，这是怎么啦？”母亲放心不下，便到厕所来看。只见我两眼直呆呆地坐在那里。母亲大惊失色，唤起妹妹们，将我迅速搀扶到房间里躺下，赶紧通知濑越先生，并请来了医生。
医生诊视了我的“病”状后，也只是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见我牙关紧咬，毫无表情；切脉微微，若跳若止；呼吸浅薄，并无异常。弄得医生无术可施，只得给我打了一针，说了声“请给他好好暖暖身子”，便回去了。我当时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直到被按躺下都隐隐约约地有所知觉，然而无法开口说话。又过了一小时后，于午夜12时，我终于能开口说话，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但是，即使是到了次日，依然有神灵附体的感觉。那天的升段大赛只好因“病”而“不战败”。
嗣后，我将精神贯注一统，向神祈告昨夜的事情究竟为何？于是，即刻在我心中听到了这样一个声音——“回天津！回天津！”
记得这次发作的数日前，天津的二哥吴炎给我寄来了当地发行的报纸《庸报》。那个报社的社长是一位红会的信徒，报纸每期都有他撰写的一篇有关红会的专栏论述。我读了报上的论述后非常感动，对红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将此事如实讲给望月先生，并递交了秋季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决定立即出发去天津。对濑越先生，我只说是回去祭扫家父之墓。不过先生觉得，在如此重要的升段大赛中途去扫墓，岂不怪哉？
放心不下的濑越先生便去望月先生那里询问，当我出发后不久，先生也了解了真相。我递交了升段大赛“休场报告”后，只身肩着背囊，除了带上三等舱的船票钱外，轻装简从地由神户上了船。三等舱位于船底，我从那昏暗的船底逃了出来，在甲板上让海风吹拂身体，久久眺望那无边的大海。举目无亲、身无半文的我，究竟为何而去？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毫不迷惘，更不怯懦。因为有一种信念在强烈地打动着我——神在身边保佑着我！
入红会
船到天津的塘沽港，二哥吴炎前来接我。说是母亲十分担心，早已给他去了电报。我决定先到哥哥住的南开大学宿舍打搅几天。到了宿舍，安顿下来，我便立即委托哥哥设法将《庸报》社长李先生介绍给我。当时，二哥边在大学读书，边在庸报社做零工。
据说李社长是个虔诚的红信徒，一切新闻报导都放任让记者们去干，他只在自己的专栏里每天撰写有关红会的解说或一些活动的报导。
我向李社长恳求尽早赐教红会教义，李先生愉快地答应了。从那天后，为了在李社长那里聆听教诲，我每日都去庸报社。
可是，当时南开大学是抗日民族运动开展最热烈的地方。何况我来自敌国日本，仅此一点就会遭白眼，若不是与二哥一起形影不离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围攻与殴打。
在这种处境下过了一周左右，我便离开大学宿舍，决定去烦扰二哥的朋友家。
这样，我于昭和十年、二十一岁时在天津入了红会。并迄今始终一贯地信仰红会，现在，我已是日本红干会的元老会员，并得赐道名为吴碟灵。
经常遇有各种各样的人请求我将红会的宗旨简单说明一下。然而，事情并非那样容易。若是勉强地作潦草解释，容易招致误解。无论怎样通俗易懂地来阐述，也要写成厚厚的一本。但我还是想斗胆一一试，将红会在此扼要介绍一下：
红十会布教之目的，在于领悟“解救他人，同时即解救自己”之真谛。大家都要互相帮助，从地球上消灭无益之争，实现世界和平，让人类得到解放。红会认为：综观一切宗教的本源，存在着宇宙之神——“至圣先天老祖”。那稣、释迦、穆罕默德、孔子、老子等，都是为了救济人类而受至圣先天老祖派遣的圣人。世界上的五大宗教，追根溯源，都是同根同生的，根据对世界五大宗教宗旨的研究，可以寻到那个本源，红会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宗教界里的所有排他性，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应该在同根同源的悟性上联合起来，从地球上消除各种无益之争，进而救济人类。正因为如此，红会不存在“开山教祖”，无论哪种宗教的信徒都可以信仰和加入此教。
书归正传，那时，我每天从热情相待的二哥的朋友家出来，到庸报社就一头扎进社长室，洗耳恭听李先生的教诲。
然后去道院，从晚十点半开始打坐。为此，我和李先生二人每日形影不离地往来于道院。盘腿打坐乃修行之一。为何要在那个时辰进行？因那正值日夜变换时刻，也正是阴阳交替的时候。所以认为此刻的修行最有效果。
有时我于10时前到达，有机会常和道院的干部们闲谈，或听讲有关红会的事情。坐禅一结束，归程中再到报社歇歇脚，吃点稀饭后回家。回到二哥的朋友家时，每次都是夜里近12时左右。虽然如此晚归，但寄宿家的伯母也曾是个道教信徒，见我千里迢迢热忱求教，每次都和蔼可亲地开门迎候。
当时的红 会非常严格，要想成为“修方”（正式的道院信徒），条件是必须有六位干部会员的介绍，并且要有百日以上的修行，我挚意成为修方，得到了六位干部介绍，为达到百日修行，每日往来于道院。
天津一到十一月，叶落秋深，寒气袭人，身上亟需外套一件。可是，我赤手只身离开日本，并未带外套。不过，那时天津住着一位曾是旧军阀、后又从政界引退了的人，名叫藩复，他叫人给我做了件漂亮的大衣，真是雪中送炭。
藩复先生引退后成为道教的信徒，当时他一家三十人住在天津，共有佣人六十人伺候他们的生活。过去有钱有势的家庭，佣人必须是家族人数的两倍，此乃一般常识。
在藩复先生家里，时常有围棋迷们云集一处开棋会。我有幸得到他的知遇，便是从应邀参加棋会开始的。总之，在天津，藩复先生作为我最善良的理解者给我以慷慨援助。
在中国，一般军阀等政治家引退后，走向信仰之路的人很多。就在我客居天津之时，听说孙传芳这位军阀政治家引退后也信了佛教。有一次他步出寺庙时，遭到一位二十岁左右女子的枪杀。孙传芳遇刺事件，原因只是那位小姐为报杀父之仇而已。
再说我虔诚地进入百日修行之后，约莫过了一个月左右，开始接连几次收到濑越先生发来的电报——“速归！”原来日本方面觉得我孑然一身远在千里，应该早些回返。
由于催我回东京的电报频传，我沉不住气只好请求将修行缩短为六十天。后来，六十天修行一完我就成为修方，拜得到“北极真经”一部，嗣后于十一月中旬，乘上了回日本的船。到达日本后，我打算在回东京的途中先去位于京都绫部的大本教本部拜访一次，希望能见到出口王仁三郎先生。为此，事先曾得到大本教天津支部的干部为我写的介绍信。可是，船一到下关，便接到濑越先生发来的“速回东京”的电报。接着又有通知说，十五日将在广岛举行棋会。我盘算着，那个棋会结束后，返程时再去大本教拜访亦不为迟。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东京。
非常遗憾，我最终也未能实现得见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先生。就在那个月的十日，我回到东京后不久，大本教遭到了大搜捕。大本教的干部全部被捕人狱，大本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毫无疑问，风云突变的战争前夕，社会陷入了连宗教活动也没有自由的黑暗时代。
富士见疗养所
回到日本，我再次一头扎进对局之中，每天一局接一局地应接不暇。
升为六段后，限用时间为十二小时的对局骤然增多，而且几乎都是两日制对局。两日制的第一天可以尽早封盘暂停，所以，第二天几乎都是昼夜拼杀。
木谷实最喜欢夜战，他在对局中，白天慢条斯理，一到夜间便猛地一下鼓起干劲，不战个通宵达旦决不收兵。我想，夜间也许情绪沉稳，可使注意力更加集中。怪不得后来我与他在镰仓进行“擂争十盘棋”的时候，他从白天起就要求将套窗关紧、点着电灯对局。那时，对局开始的时间早已事先走死，但午休可以自由地使用时间，和木谷实对局时，常常是第二天彻夜激战也不能终局，实际上一直是续战到第三天下午四时左右才见分晓。
因为我体弱无力，连续不断的日夜激战，实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可是，当时的新闻棋战大部采用的擂台赛的形式，因此，越是获胜，对局就越是增加。特别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夏天，在七、八两个月里，我不得不连续下了二日制的十七局，十七局可以说是每周平均两局。那时一局的艰辛，可以与当今两局相比。所以，局后只能休息一天，尔后又有对局恭候。这样，每周必有两天通宵达旦的搏斗。何况那时正值三伏盛夏，冷气设备还未诞生。
据说林海峰九段一般在比赛场合也是每下一局体重减轻三公斤，而且需要三天才能复元。因我生来就很瘦弱，一次不可能减轻三公斤的。即使是这样，一局熬下来也要掉
一公斤以上的肉。但是在体重尚未恢复之际，又必须一头扎进下一局的拼杀中去，到最后，竟瘦到再无多余的肉可减的地步，顶多只有四十公斤了。
我在新闻四社联合举办的擂台战中，曾力拔十二将，可惜遇到第十三人前田陈尔的那一局时，连看一眼棋石都感到恶心，结果以二目之差败北。
到了九月，身体疲备不堪，一副病态，每天夜里发低烧。于是赶紧到神田骏河台的杏云堂医院去检查，结果才知道患了“肺浸润”。肺浸润在今天属于肺结核的一种。我小时候曾患过此病，这次是自然痊愈后的再次复发。
我这副病态根本无法下棋了。只得在秋季升段大赛时“休场”，于家中静养，母亲和濑越先生尤其焦虑，用不知从何处打听到的各种各样的疗法来劝我医治。
三个月过去后，血沉由最初的每小时二十毫米恢复到十一、二毫米，每天仍然发烧，但不很高，37．5度左右。看来似乎有好转。
病情虽然不再趋向恶化，却总也不见明显的好转。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到何时才能参加角逐，似乎一时难以指望。于是，当时担任日本棋院理事长的古岛一雄先生便积
极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