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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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老衰。其三为不落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现实，有不落实之病。”其四落于消极亦再无前途，由于过份的理想主义导致与现实的隔离而致消极无望。其五暖昧而不明爽。梁氏对中国文化的把脉问诊可谓锐利独到。＇梁漱溟；2000＇
3．沙莲香等人的研究
沙莲香等将研究的兴趣放在中国人百年奋斗的精神人格力量上。她的研究在寻求正面的，积极的精神力量。她认为忠恕是最能体现“仁道” “修身”
精神的人格质素，恕道至诚人格是人格中的精品，是种理想人格。她将恕道至诚人格与中庸人格区分开来，认为中庸人格次于至诚人格，是中国人基础人格的核心。＇沙莲香；2001＇
沙氏的观点给本研究这样的启示：当我们将自恋型人格与儒家文化连在一起时，似乎带来了这样的矛盾即与儒家中庸之道的矛盾。但如果我们将自恋型人格障碍视作所谓“精品”
人格的病态发展，沙氏的观点则给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青年学者翟学伟在对被鲁讯先生称为是“中国人精神的纲领”…面子的研究上独树一帜。他以为，由于中国社会是一个重视和讲究“关系”
的社会，中国人相应地把重点放在面子上，因为，面子关系到他人的评价，而评价的好坏影响到关系的保持。由于老要顾全“面子”，
希望在他人的心目中保有良好的印象，常不得不说有违自已意愿的话和不得不做有违自已意愿的事。因而在社会互动中并非要以自我形象“脸”
的建立来获得心理地位…“面子”，做人的重点已不落在自已的人格与品性的施展上，而是放在他人的评价或表面应酬上。＇沙莲香等；1998＇翟的观点具有闪光之处。
总之，有关人格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中国近代的落后与奋进也让许许多多的目光聚焦在中国文化与人格的研究上，这些研究成果提供给我们认识自己的工具，也激起我们对未解之谜深究的兴趣。
七、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分析了近代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发现那些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主要作用的人，绝大多数是来源于有新教家庭背景的新教徒。由此，韦伯认为环境…即家族共同体和父母家庭所首肯的新教伦理影响了资本主义性格的形成。＇于晓等译；1987＇
韦伯的理论引发了本研究的思路，使我试图探讨以下问题：本文所涉及的一组自恋型人格障碍病人家庭中主导的文化是什么？该文化与这种人格障碍有否关系？这种文化的哪些要素引导了家庭中的亲子互动从而影响了这种人格障碍的形成。
学术界的一个较为共同的看法是：遗传的素质仅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个体所加入的社会生活，取决于个体经历的社会化进程。而社会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宏观的社会文化层次和微观的个体生活情境层次。社会文化层次是个体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宏观背景，个体生活情境层次是个体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微观机制。对个体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影响重大的是个体童年期的家庭生活，其中包括儿童在家庭内所处的地位，亲子关系以及父母的抚养方式＇周晓虹，2001＇。而实际上，个体的家庭环境是社会文化在某些方面的缩影，并传承了社会文化。
持人格发展终身观的学者将认为生命其它时期的社会化过程也很重要。但笔者在本研究中将研究的视野放在家庭文化对其成员社会化所起的作用上。因为，中国社会直到当代仍有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家庭系统。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它是一个社会单位，一个社会文化系统，它对中国人有着终身的影响。学者们在上述六个方面的观点，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⑴ 生理情感是社会化的重要基础，是人格发展的动力因素。
⑵ 幼年期家庭内亲子互动的方式是自我形成的关键。
⑶ 道德发展是渐进性的，是在自我满足、自我保护的前提下，随着情感发展而逐步完善，并发生利他的质的变化。
⑷ 自恋是人性中固有的成份，但随着个体社会化正常的发展，自恋可以发展为爱他人。自恋的固着与环境文化相关。
⑸ 儒家文化的有关要素导致了中国人性格上的过份理性、过份理想化、权威崇拜、依赖、幼稚、过份在意评价爱面子以致欺伪等特性。
第三章 不同家庭背景的一组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的描述及分析
我常常在动笔整理我的求治者们的资料时，内心沉重。我知道，作为一个观察者或研究者需要职业上的中立（neutrality）态度。是什么扰动了你的情感？我问我自已。牛津版的精神病学教科书上开宗名义：精神障碍者的病史是血和泪写成的。这句话几手成了我职业的“圣经”，
它教导我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和体验病人。这是唯一的原因吗？不，在与患者的互动中，我常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已的影子，因为，我与他们一样保存有对共和国苦难历史的记忆，也一同经历着社会变迁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同承载着我们二千年文化铸就的集体潜意识。拥有这一切，我难以客观，了解这一切，我学会客观。
（
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笔者将以第一人称展现医患互动，因为心理分析理论的前提是，随着医患关系的进展，在治疗场所，求治者会再现他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模式源自早年与父母的关系
。从而笔者试图再现在家庭这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和特殊的社会文化系统中被研究者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对他们人格障碍形成的影响。）
一、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患者（文中将分别以英文字母代替他们的名子）
案例A
一个现代“柳下惠”的故事
求治原因及一般情况
A，男性，37岁，已婚。某名校应用数学专业毕业生，现为一合资企业中方总经理。有自已的车和房，并称拥有的存款一辈子也花不完。但觉生活没意义。自16岁起就一直为“人终究避免不了一死”
这样的问题所困扰，感到紧张恐惧。二十年来常用努力工作和学习来转移注意力。近几年来，每当想到死亡问题时就控制不住恐惧不安，需用拳头捶打自已或墙面，直到出血方能控制。有时在飞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时甚至有劫机的冲动，伴随而来的是更深、更沉重的犯罪的恐惧。A困惑不解自已并不是个胆小鬼为什么患了“恐死症”（
患者自己给的诊断），因为越来越觉痛苦，故下决心仃止工作半年来治疗自已的心理疾病，并计划如果在中国找不到好医生就去美国治疗。在对其作了排除器质性疾病的检查后，我思考：他的精神症状下隐藏的是些什么意义呢？我不排除这个症状包含着人类面对死亡的焦虑感。但这并非他的主要问题。我脑子里有了这样的假设：这种自疟性的行为可能是种反向形成④，即将指向他人的攻击性转向自已，因为这种指向他人的攻击性被患者认为是不道德的，是需要压抑的。
狂妄的自我与缺乏自我界限的人际关系模式
A在最初几次会谈中表现出傲慢，较多地介绍自已的辉煌，声称自己患的是绝无仅有的病。以前问过其他心理医生听说过“恐死症”
吗，皆曰否。这次是因为听说我是从美国回来，故才来试试。在这种情形下我试着探讨了一些关于人生的问题并对他的痛苦表示了同情与理解。几次面谈后，A迅速将我理想化，觉得是遇到了最好的治疗师，自已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对我用尽了赞美之词。夸张地声称在中国，我是唯一能治疗他的人，正是由于我如此的渊博才能解决他如此特殊的问题。并反复要求我查查外文资料，看看国外有无类似疾病的报道。他在讲这些时，并未顾及我的感受，似乎是与一个他意向中的人的对话，给人一种距离和情感上的空白感。作为一名观察者，我的感觉是：A在叙述自己的辉煌和特殊的疾病时，是要治疗师将其当作一个特殊患者对待，这是典型的病态自恋。这类病人如此赞美治疗师时实际上是在赞美自已，就象一个漂亮的人要配一件漂亮衣衫一样，特别的病人需要特别优秀的治疗师相配。这来自于他过去的经历是对早年缺乏肯定接纳式关爱的代偿。当然这也是他无论是读书或工作总是比别人优秀的动机。
紧接着不久一次，A看见我买盒饭，在面谈时，A迅速将我贬值，称我与家庭妇女没有什么区别，不象他想象的那样，A为此感到失望并嘲笑我不打扮，不化妆且收费太低。我对这一切表示理解与宽容，因为对A来说，他拥有的治疗师的价值正是他自身价值的一部分，他因为不允许自已平凡故而也就不允许他的治疗师平凡。他缺乏将他人与自已独立区别开来的能力。
在这一阶段中，A呈现了他的人际关系模式，理想化对方，并希望对方如他想象的十全十美或神化。反过来说，他把对方看作自已希望的化身。但现实中，不可能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这就让他经常失望。我想探究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不敢或不愿去做一个平常的人？
家庭背景及个人成长史
A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爷爷和奶奶靠着勤扒苦做创下了一份产业（中农）。父亲是当地的文化人，A家是当地的书香门弟。A有一兄一姐，A兄与A在恢复高考后相继考上了大学。爷爷在A出生不久去世，在当地有较好的声望。父亲尽管很有才学，乡亲们一应文字上的需求皆是父亲代劳。父亲一生不得志，自“土改”起一直在大队或公社做着写写算算的工作，但一生也没有农转非。母亲出生在大户人家（外祖父被镇压），从小被教授三从四德。A称母亲善良勤劳贤惠，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母亲尽管能干贤惠，做事利落，但对父亲百依百顺，父亲在家时，连刷牙的牙膏也要帮他挤上。父亲因工作在外，家里一应农活皆由母亲打理。
父亲在外有好名声，父亲对乡亲们的事有求必应。A称父亲喜欢人家求他和崇拜他。记忆深刻的是：每当他从公社回来，绝不先回家，必围着村子转一圈让所有他的崇拜者知道他回来了。这样，父亲在家时，家里总有乡亲围着他听他高谈阔论家事国事天下事。父亲经常教育他们哥俩的是，男人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告诉他们哥俩“扶老携幼”
是人生第一要务。但A没有留下父亲向家人表达感情的记忆。
父亲还有一件必做的事情是：每年大年三十，吃团年饭前，必开一次家庭会，每个家庭成员必须检讨一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哥俩离开家上大学。当A回忆这些时说：“那真是些要命的记忆，桌上摆着一年中难得一见的好饭莱，村子里鞭炮声声，家里在开批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