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儒家文化背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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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互动和动物行为的区别在于它是由文化意义所规定的。　　
在儿童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家长通过有意或无意的行为将从社会文化中习得的道德价值、对角色的期待（如中国文化中的望子成龙）以及行为规范传承给后代。儿童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行为的奖惩、模仿和认同父母，以及内化从父母那儿习得的价值规范、角色期待逐步发展自我，从生物人变为社会人。
四、关于儿童道德社会化
　　　　　　　　
随着情感的发展，儿童的道德发展也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过程。麦独孤认为儿童行为在经过了社会奖惩机制的控制后，逐步发展到以社会的赞许和反对进行行为调节。他将这个阶段的利他行为描述为虚假的利他行为和准利他行为，他认为它们均产生于利已的基础上。比如说，虚假的利他动机者不愿看到旁人阴郁不悦的面孔，因为这让他们沮丧，他们为了让阴郁者高兴起来而做些有益于人的事情，但前提是能从自己慷慨行为受益者的认可中得到满足，尤其是受惠者表现出感激与尊敬之情。与虚假利他相并列的是准利他行为，麦独孤认为这类行为源自自我感情的扩展，在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比如，我们热爱一个人并为此产生为某人的幸福贡献一切的心愿。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能从这种为所爱者奉献的过程中获得快乐。自我的获得快乐似乎是利己行为，但是，这种自我感情可以沿着因爱这个人而扩展到爱他的家人、国家等。扩展了的自我感情可以衍生许多动机，推动人们做出可能包括自我牺性在内的种种行为。麦独孤认为这些利已感情的准利他扩张，构成了个体道德特质的极重要部分。这也为道德向更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道德发展的最高阶段，个人有能力进行道德判断，认识到现行社会规范并不都是完善的。“行为准则由‘理想行为’调控，个体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行动，而不计较周围社会环境的称许或责难”　
。＇威廉？麦独孤，1998＇　　　　　　
　　　　　　　
认知发展理论的学者们认为儿童的社会化（包括道德发展在内）是与其认知水平的发展并行不悖的过程。柯尔伯格认为虽然儿童的理智（智力或逻辑思维）发展是个体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个体道德发展的动力是来自个体之间的互动、个体之间直接的道德争论。在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随着个体承担社会角色机会的增多，个体的道德经验不断
结构化，不断同化吸收和调整平衡新的道德经验，从而使个体的道德结构产生新的质变，飞跃到新的发展水平。＇KOHIBERG。L；1984＇
五、精神分析学关于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研究
　　　　　　　　　
弗洛伊德认为成年期人们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建立在幼年与父母关系的基础上，儿童期遭遇的重要事件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他强调了早年家庭中亲子关系对儿童社会化的重大影响。　

　　　　　　　　　
弗洛依德认为个体在生命的早期是自恋的。随着个体社会化正常的发展，个体逐步将爱自己的能力发展至爱他人。自恋是一种精神能量，见于生命的早期。个体为了应付与母体分离的焦虑，在一段时期内需要将养育者当成自己的一部份来体验。在这个时期，孩子爱养育自已的人是将其当作自已的一体来爱的。这被称之为原始的自恋，它是一种活命的功能，其目的在于自我保护。原始自恋见于每一个人。随着个体发展的健康，这种爱将会投向他人（客体）。但是，如果投向他人的爱遭受挫折，这种朝向外的爱会折返回自我，这种现象被称为继发性自恋，亦即临床上的病理性自恋。这类人在以后爱的选择中，不是以他者为模型，而是以自我为模型，他们明显地将自我或自我理想作为爱的对象。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成熟起来，就不会长久地保持这种童年期完美自恋的幻觉，他将以寻求理想化的自我来代替自恋的爱。＇弗洛依德文集，车文博译，1998＇
　　　　　　　　
阿德勒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对自恋的影响。他认为自恋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自尊，而自尊与优越、安全、完美以及成功等社会价值是分不开的。如果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对以上诸方面的要求过高，人们在正常生活中满足不了的自尊就要用病态的方式满足。＇Heinz。L。Ausbacher；　
1985＇
　　　　　　　　
霍妮认为神经症人格（霍妮对一切心理障碍和人格障碍的总称）本质上来源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她认为人性，人的各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她认为病人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心理困扰与正常人相比仅是程度的差异。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会面临同样问题，这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就的。＇杨鑫辉主编，1998＇
　　　　　　　　　
近三十年来，国外对自恋的研究非常活跃。1967年杰夫（Joffe）指出“临床上认识自恋和自恋障碍必须要考虑到社会文化对其的影响，情感，态度，价值和理想是总体心理学很重要的部分，因而研究自恋必须考虑上述因素。”＇Moore　
and　Fine；1995＇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家科胡特（Heinz。kohut）根据他的临床发现，给予了自恋型人格障碍最全面的描述和临床解释。他的主要观点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体化的自我客体关系（selfobject）　
①科胡特发现这类病人与客体显现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称之为自我客体关系＇Sidney。Weissman；1999＇。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潜意识地将客体当作一个从属于自已的个体，当作自已身体的一部份。这种人际关系表现为严重的自我界限混乱或没有自我界限。
　　　　　　　　　二是无所不能的自身。科胡特　认为在心理发育的早期孩子需要养育者共情（empath）②的接纳和肯定他们带有幻想的雄心；　并允许将养育者理想化。　
随着与养育者的互动，孩子学会分别哪些是幻想，哪些可成为真实，并发展出正常的自尊、雄心和自我理想。这个阶段正常发展，才能保障随后与他人的关系的正常发展，才有能力区分自己与他人。反之，如果养育者不能共情地接纳，就会导致正常发展必需的早期的雄心和理想化父母印象的缺失＇Gandolf。Alnes；1983＇　
　　。缺失导致的后果为此种需要代偿性地加强，　　表现为在随后的人际交往中对他者过份理想化，以及自认为无所不能。
　　　　　　　　　三是对赞美的无限需要。　
将他人过份理想化反映了早年的心理创伤，是由于病人希望以此来代替自身缺失的那部分精神结构。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全能的神化的他人，并潜意识地将其当作自已的一部份。这类病人，在他们随后的人际关系中出于对早年缺失共情接纳的补偿，以对赞美无限的需要来证实自己无所不能。＇Gandolf。Alnes；1983＇
　　　　　　　　　
四是缺乏共情的能力。所谓共情是指能站在他人角度体验他人苦和乐的能力。自恋者由于与他人之间缺乏人际界限，他们无能力去理解他人行为的意义，他们理解和体验他人是将他人当作自己或自己身体的一部份。他们赞美他人是将他人潜意识地当作一个自身客体以满足自己的自恋。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在所有正常的爱的关系中，都包含有自恋的因素。如何区别正常与异常不太可能有一个定量的尺度。但是正常的爱的关系与病态的自恋的区别在于：正常爱的关系中，虽然有时也将自我理想投射⑶到对方身上，但能意识到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不同于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对自已来讲是很好或很坏的东西，对他人就不一定好或坏。这被称之为共情的能力。＇Miriam。Elson；1987＇
　　　　　　　　
但病态的自恋者则不同，在人际关系中，他们没有共情的能力，他们全按他或她自己的欲望来认知他人。极端一点地说，病态自恋者无视周围人的存在。他眼中只存在自己，周围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只被当作一个用具。或仅被作为一面理想化的镜子，从中可照出同样理想化的自身。美国当代精神分析家肯伯格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者似乎除了自已之外，不爱任何人，但事实上他们爱自已象他们爱别人一样无能，因为他们根本无爱的能力。＇Otto。F。Kernberg；1999＇
　　　五是环境与文化对自恋病理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科胡特是近代对自恋病理研究作出最伟大贡献的人物。他认为环境和文化对自恋病理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环境必须提供给人必须的经验，让一个孩子成长不光是作为一个人，而且要感觉到是个人＇Stephen。A。Mitchell；1995＇”。　
他认为自恋型人格障碍者是一群“悲剧性的人（tragic　man）”＇　
Johan。Gedo；1999＇。这种悲剧性人格表现在他们除了在乎他人、社会的评价外，并不知道自已真正需要什么。由于既不能感受自己、也不能感受他人而成为真正精神上的孤独者。
　　　　　　　　
六　、东西方文化中有关儒家文化与人格关系的研究
1．黑子刻的研究
　　　　　　　　
美国学者黑子刻认为儒家人格被一种需要依赖其社会上层以求得权威指导的沉重焦虑所支配。这种焦虑与紧张的心理基础成了刺激中国文明转换的一种“内部动力”。　
控制焦虑依赖于“神性自我”，　即相信人人具有神性，对神性自我的相信具有宗教信仰的功效。但，由于“君君臣臣”　
的伦理要求，这种精神气质表现在现存社会中，就是“自我神性”　式的极权主义具有最高最强的控制力。也就是说，这种“神性自我”　
总是被放在现实中的权威身上，“神性自我”　
变成了“神性他人”。因而这样就导致了神性自律与对权威依赖之间的矛盾。个人寻求的是天人合一，天作为一种超越方式存在于自我之外时离人很远，但天作为内在自我的一种特定感情状态…即合一时，那又离人很近。因此，个人的道德感和认同感就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行为规范之间来回摇摆。　
墨子刻的学贯中西的大手笔确让人有震耳发馈之感。＇沙莲香等；2001＇
2．20世纪上中叶中国学者的研究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论及中国人的性格时，认为儒家，特别是宋代的儒家坚信理智可以压倒感情，控制感情。对生活和人性的老成的理解现在是，并且一直是中国人理想性格的根本，这种中国理性的崇高地位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对事物的希望与欲念。他认为中国人性格中的保守性表现的是中国人的自豪感，“它是建立在对生活感到满足的基础上。由于人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中，通常很少有值得引以为傲和使人满足的东西，这样就成了内心丰富的标志。”＇林语堂；2000＇
　　　　　　　　　
中国近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提出了中国人人格中有知耻要强，人生向上，爱面子以至于欺伪的特性。并列出中国文化患有早熟病且有五大病象。其一曰：“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