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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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七、八年之后，所有制改革已经成为公认的了，当时逼董辅礽检讨的人却当着董辅礽的面对外国朋友说：“改革所有制问题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但他提得太早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提对了，但提早了也总是问题。　
　　是的，董辅礽提出所有制改革确实太早了！当时，虽然真理标准的讨论徐徐吹起了思想解放的春风，但研究禁区森严，学术仍无自由，迷信胜过科学，统治人们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理论根深蒂固，被认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他居然敢于向国家所有制和人民公社所有制挑战，公然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胆识确实惊天动地！他提出这些见解，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早三个月，并且后来逐步成为改革的实践。比如，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4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设的改革；1984年10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改革政企不分、企业成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状况，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此后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再如，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与董辅礽1978年9月提出改革公有制所采取的国家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找出能够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新形式，连文字表述都大体相同，可董辅礽却早提出近20年！他提得早，正是他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超前的独到的理论贡献，说明他具有深厚、博学的理论素养和对现实经济社会敏锐、深透的洞察力，更有探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和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勇气。　
　　　
　　市场化改革的率先倡导者　
　　　
　　改革初期，关于改革目标的争论，集中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董辅礽在1980年的一个演讲报告中，鲜明地表示不赞成两个调节，即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主张一个调节，即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主张取消指令性计划。他在1981年元月所写的一文中，揭示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排斥市场机制，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准确的经济信息，缺乏灵敏的反馈机制，不能自动地纠正计划决策的失误，在资源配置上难免人为地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些见解，已经触及到旧体制的根本弊端，提出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意向。　
　　1981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少数人开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征求意见，这一稿子将提交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后作为决议下发。董辅礽在发言中明确表示，不赞成“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一提法。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文件，应该为今后的改革留更大的余地，这样的提法会使将来不好推进改革，建议把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改为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既然是组织开会对文件稿征求意见，与会者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都应该是允许的。可是，此时虽然理论界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讨论热烈，但官方对市场的作用并没有太多的肯定。董辅礽的发言又被某些人记上了账，被定为是“南斯拉夫观点”，而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则是遭到激烈批判的异端邪说，是修正主义。这成为董辅礽的又一大“理论错误”，他为此再一次吃了不小的苦头。　
　　多次为自己提出超前的正确的理论观点而吃苦头的董辅礽，不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看破了名利得失，以更大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投身于经济理论研究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只能由计划来调节，计划调节更不就是指令性计划调节，必须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1989年官方的提法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倒退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气候下，董辅礽在一篇采访记中坚持：要发展市场经济，即把僵硬的实物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也就是使市场成为经济的调节者。　
　　董辅礽是市场化改革的率先倡导者，他的理论观点，集中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上下卷）和《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书中。他所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为我国确立起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在理论认识上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名副其实的人民代表　
　　　
　　1988年董辅礽以其渊博的学识、卓越的才干和群众信得过的人品，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他又被连选连任，继续担任同一职务。199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在这两个岗位上的15年中，他作为经济学家，代表人民的利益，发表了许多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做了大量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　
　　1992年底，董辅礽从各地纷纷上项目、争贷款，致使银行贷款大幅度增加、原材料紧缺和利率猛涨的社会经济现象中，敏锐地洞悉了经济过热的发展势头，对经济形势概括了四句话：现在的经济已经出现了部分过热；现在的经济还没有全面过热；经济有向全面过热的发展趋势；通过调控，可以防止经济的全面过热。在1993年初的人代会上，他指出，我国经济固然需要快速发展。但发展需要相应的条件才能支撑，我国现有的基础设施、原材料、能源、交通和资金都很紧缺，根本不可能支撑过快的增长速度。由于经济发展太快、投资太猛，必然引起价格猛涨，导致银行金融以至整个经济生活发生混乱，这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损失。当时正值全国经济发展的热头上，大家都热衷于大干快上，董辅礽冷静地说出这番话，当然又“不合时宜”，很多人都接受不了。果然，正如董辅礽所言，1992年中国GDP增长率一跃为14。2％，而1991年只有9。2％；投资增长42。6％；各项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长，致使物价上涨率由1991年的2。9％上升到1993年的13。2％，1993年上半年就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0。6％。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加强宏观调控的措施。但此时，经济过热的势头已经很难遏制，1994年物价更上涨了21。7％，迫使政府采取了进一步紧缩的调控政策。　
　　在1994年的人代会上，董辅礽又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热的情况下，政府面临两难选择：既要抑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就不能一直紧，因为一直紧对于经济发展不利；也不能一直松，因为一直松又会加剧通货膨胀。所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松和紧要交替进行。他主张：第一，增加企业的流动资金使其生产正常运转，以遏制企业效益大幅度下滑；第二，通过增加生产和进口来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以保持物价稳定。　
　　1996年，董辅礽在人大财经委员会的会上发言，再次明确指出，现在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财政政策应该适当放松，以增加财政投入，银行也应配合财政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财政应当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没有什么风险，而我国这方面也很薄弱。这可以防止经济的连续下滑，对经济的增长也有好处。他的发言当时就遭到有的人反对，说是“罗斯福新政”。这些人想不到后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果然又被董辅礽所言中。　
　　1998年春，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讨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财政和金融的会上，董辅礽又分别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基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今年的财政应该是放松的财政，应该增加财政的投入，不应该减少一百亿的赤字，而是需要更多地发行国债。对于银行，他提出不要再坚持“适度从紧”，应该放松，银行应该配合财政，增加流动资金贷款。他的这些意见虽然正确，不少人表示应该采纳，但指标已经定下不可能更改。后来由于经济增长乏力，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实施了加大财政宏观调控力度，增加投入、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外市场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8月，又作出了增发1000亿元国债和银行配套增加1000亿元贷款的决定，以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刺激经济增长。实践又一次证明，董辅礽所提出的一系列意见都是正确的。　
　　董辅礽总是超前提出正确的见解，并因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吃了不少苦头。面对强大的压力，他始终坚持真理，从未低头弯腰，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一次记者采访问他：你的正确观点是给国家、给社会、给改革带来了好处，而你却是不断地吃苦头，被误解，受到很大损失。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图什么？董辅礽说：“图什么？我认为不是图什么，不图什么。自己虽然为这些吃了些苦头，我觉得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从事经济研究，我的使命就是进行经济研究，我就要完成好这个使命，就应该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做出我的努力。也可能我的努力很微不足道，但是我还是应该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些经济问题，我看到了，想到了，就应该提出来。至于到底对还是不对，通过实践去检验，因为谁也不敢说自己提出来的观点就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它，或者我看到了不去讲它，甚至于我自己讲的和自己想的正好相反，净讲一些别人爱听的事情，这样也许自己可以得到重视啊，得到什么好处，这种情况常常有，但是我认为这不值。从我的人格上我就接受不了，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上我就接受不了。我觉得这是经济学家基本的素质，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这就是董辅礽敢于冒天大的风险一次又一次率先提出超前的改革理论的动因，也是他能够对于我国的经济科学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成功之道！　
　　董辅礽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我们要继承先生的遗志，为彻底完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彻底铲除使中国贫穷落后的根子；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为像他那样的经济学家和每一个公民，不再因为提出了超前理论和个人见解受压力、吃苦头，而更加努力地工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戴季陶与中印文化交流·李兴勇　
　　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素以知日著称，曾写过《日本论》，对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风俗有过精当的描述。殊不知戴季陶对印度也颇有研究，而且长期热心于发展中印文化交流，为沟通中印文化做出了贡献。　
　　　
　　创立中印学会　
　　　
　　早在辛亥革命前，戴季陶就特别喜爱印度泰戈尔大师的作品，曾翻译其诗文，登载在《天铎报》上。五四时期，戴季陶因敬慕甘地大师的为人，译其文并作诗歌颂，登载在1919年的《建设》杂志及《星期评论》上。甘地本名摩诃塔摩，戴季陶将其介绍给中国人时，经过审慎思考，最后将他译为甘地二字，以显示圣雄甘地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的弘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