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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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这样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心中的感受,难于言表。恳切地请求你们尽快在贵刊作出相应的处理。区区此心,切盼谅察!
彭定安敬上
2009年8月9日
编辑附言:
我们因工作疏忽,造成署名错误。谨此向原作者和彭定安先生致歉!
2009年8月10日
勘误
炎黄春秋杂志社:
贵刊2009年第8期中关于《姚依林谈一二·九运动》一文中倒数第十三段:“‘一二·九’当天,参加的学校比较少……于是黄敬才去敲起钟来”中的内容有误。
经我本人回忆,实际情况为:汪德昭(是我北大史学系同学)听到游行队伍经过北大红楼时,仓促从课堂中跑到楼下打钟。所以北大参加“一二·九”游行是临时参加的。
我从事后了解到,当时北平市学联派人来北大通知时,并没有找到我。请贵刊给予更正。
刘导生
2009年8月31日
《炎黄春秋》2009期第8期第64页第6段提到当时世界语学会的活动云:当时有两个口号:“Per Esperanto por peace”和“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我正好是世界语者,看出其中有一点错误。“Per Esperanto por peace”(大意是“用世界语推进和平”)中的“peace”(和平)是英文,不是世界语词汇,正确的词是“paco”。故此口号应为“Per Esperanto por paco”。“ 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 (大意是“用世界语推进社会主义”)中“ Por”和“ Socialismo”两此的第一个字母都不用大写。这个口号写成 “ Per Esperanto por socialismo”即可。不知是作者误记,还是编辑部误写。以前也曾注意到一些文章中的外文词出现错误。特提出,请编辑部在审稿时注意。 郑伯承
【故纸堆】
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尹曙生
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书籍、报刊、互联网,时不时披露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大多数作者由于没有确凿的数据和例证,文章说服力不强,善良的人们不太相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砀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8个县共发生10起。这类案件约有50%以上发生在三类(即坏人掌握领导权一笔者)社队,作案成员大多数是劳动人民,也有的是地富反坏分子。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发生这类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些地方生产没有搞好,口粮安排不落实,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特别是坏人当道的三类社队,干部为非作歹,停伙扣饭,群众出于生活所迫所致,个别的搞出去卖也是为了买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各地对此类案件,一般都当成政治破坏案件处理,由党委责成公安部门领导直接掌握,确定专人办理。从处理情况看,面宽、过严、绝大多数是逮捕、劳教、拘留起来,把很多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扩大了打击面。全省1289名作案成员中,就逮捕136名,劳教153名,拘留881名,判处死缓2名,合计占90。9%。这些人被逮捕、拘留后,由于他们本来身体就弱,有的还患有多种疾病。在投入劳改、劳教后,因生活管理不好,劳动过度,造成大批死亡,有的地方死亡率竟达70%以上。省公安厅已责成有关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处理。处理的原则是:对地富反坏分子有意造成政治影响以及杀人犯和搞这种东西出卖的,应从严处理,其余都教育释放。”
安徽省公安厅的这份报告,总的来说是实事求是的,中肯的。我不想作过多解释,因为写的清楚明白。由于时代限制,个别观点值得商榷,如“地富反坏有意破坏政治影响”,不是饿的没办法,谁愿意吃包括自己亲人在内的尸体呢?需要补充的是,报告没有说明这里面有多少是杀害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快要死的亲人而食肉的,就是报告上说的“杀人犯”。这种情况少,据我们在写公安史时的典型调查,这部分约占5%至8%。
下面用一个县的例子来论证省公安厅的报告。
安徽省凤阳县,改革开放后很出名,因为全国包产到户就是这个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搞起来的,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然后在全省推广、全国推广,很快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万里也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风云人物,“要吃米,找万里”的口号传遍全国。江泽民、胡锦涛等很多中央领导人到凤阳县小岗村视察、参观。可是这个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
先看看人口统计数字。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赵玉书为了“大跃进”,不顾人民死活,盲目蛮干造成的。为了“大跃进”,他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一个40万人口的县,他就下令公安机关逮捕、拘留3154人,管制1400多人,批斗2000多人,打击所谓反革命366人。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安徽省公安厅的报告送到省委以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幸好这份报告还保存着,笔者在主编《安徽省志公安志》时发现这份报告。这份报告使这一历史惨案不会石沉大海,无人知晓。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忏悔录】
生命的暗夜·陆晓娅
很久不曾失眠的我,却在那天一夜无眠。天快亮的时候,胃开始一阵阵地痉挛。
用我们心理治疗的行话说,身体是最诚实的。当大脑想要忘却的时候,身体却会通过紧绷、痉挛、疼痛、呕吐、失眠等等不自主的反应告诉你——其实那些事情你是忘不掉的。
十几年前,为了迎接母校建校50周年,有同学发起征文活动。小学时代对我来说。真是“金色的童年”:作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我主持过上千人的大队会;也曾因数学比赛得奖而受到瞩目;还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可是第一个跳到脑海中的场景,竟然是那个血腥的下午和那个下雨的晚上。
我知道那是我的灵魂在对我说话,它告诉我:你不可以回避这生命的暗面!
在犹豫了几天后,我还是把它写了出来。
来到了热热闹闹的校庆上,有同学和老师悄悄地对我说:“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我知道我的文章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谁愿意再想起那些事情,而老师也不想让参与过此事的同学感到难堪和难受。
说实话,我也想让它“过去”,可是我的身体却告诉我,它没有过去。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我不能获得安宁的话。我想就是它了。
更何况,对于那些遭受不幸和不义的人们,怎样才算是“过去”了?在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中,我曾一次次地发现,“文革”创伤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甚至影响着家庭中的第二代、第三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当它不能被言说的时候,表面愈合的心灵伤口其实一直在化脓。
我想,真正意义上的“过去”,应该是,也只有是——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校庆征文,使这个生命的暗夜第一次从潜意识中浮出来,要我去面对它。
而在一次心理工作坊中,它再次显形。
在这个工作坊中,有人谈到了“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一瞬间,悲伤和愤怒开始在房间中升腾和弥漫,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主持工作坊的是一位香港老师,她在震惊之余,不得不用团体的方式邀请有相似经验的人站出来。
我站出来了,但是我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用形体去表达感受,我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抗拒。
是的,站出来的都是受害者。有的亲人在“文革”中自杀,有的被抄家,有的作为“狗崽子”受尽羞辱……
我呢?我可以把自己放到受害者当中,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是受害者呢?可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让我无法迈步,只因为在那个夜晚,我不敢说、不能说我是“受害者”。
在经历了一夜的失眠和胃疼后,第二天工作坊一开始,我就举手表示有话要说。于是,当着很多年轻人的面,我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1966年那个初夏,我正在期盼通过升学考试考上北京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