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0全文-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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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抢救危重病人，从而做出显著成绩。正因为有一批好党员、好干部、好医生、好教师，他们虽不能左右整个形势，但也挽回了一些农民生命财产的很大损失。这些人被农民视为恩人。
这样的干部领导的生产队就不饿死人或少饿死人。如张集公社小陈庄、城父公社小南庄等一些生产队。
二是比较好。这是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在“大跃进”中，怕当右倾，怕犯错误，怕落后挨整。因而唯上是从，跟着跑，随着吹，但少出或不出残害农民的新花样。本人虽有一般多吃多占，管辖区内虽然饿死人，但能积极抓生活搞生产，没有打骂残害群众等恶劣作风，所以取得群众谅解。
三是问题多的。工作中大吹大擂，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同时认为死几个人算什么，只要不犯右的错误就好。因此大刮“五风”，欺上瞒下，多吃多占，残害农民的花样较多，后果较严重。
四是性质严重的。这种人无法无天，不顾农民生死，大刮“五风”变本加厉，残害农民的花样百出，欺上压下，胡作非为，亲手或唆使他人直接残害群众，后果特别严重。同时大吃大喝，贪污盗窃，一贯堕落腐化等。
干部作风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大吹大播，大反右倾，表彰浮夸，打击说真话的人。严密封锁饥荒消息。在生产、生活和各项工作中，大放“卫星”，购过头粮，迎合领导心理，克扣农民的口粮，造成严重后果。对于这些行为给予表扬、奖励、重用、提拔。而对实事求是者施以批评、辩论、批判、斗争、戴政治帽子、劳教、逮捕、判刑，甚至迫害致死。
有这些表现的干部和社员受到重点打击：反对三面红旗、粮食惜售、农民“吃青”（粮食尚未成熟收获前采吃）、反映饿死人和人吃人等。
封锁消息，已成为上下通病。县委对中央派人来毫检查农民生活，均由县委一二把手亲自安排有关部门和人员接待，要求不准暴露死人、浮肿、外流等情况；对向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反映情况的人民来信，按省委办公厅的绝密通知规定，一律由县邮局拦截转蚌埠邮局“袁柏亭”收。对人吃人的“特种案件”，只准政法部门严办，禁止任何人泄露“机密”。在两年中，没有一个公社正式向县委如实报告过一次死人情况。观堂公社余里大队余西分支书记1960年春，对群众下达命令三不准：①死了人不准哭；②死人埋坟不准高出地平面；③群众不准接近检查组。
二、严重强迫命令。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只要领导一声令下，社员就要绝对服从，稍有迟疑，即遭严惩。1960年8月城父公社小杨大队在农民饿死40％左右，却强迫群众集资买胡萝卜种子，社员景林臣因无钱集资，大队青年书记逼迫景将其饿死已埋的母亲的大棺扒出、抛尸取棺，卖钱上交。由于尸未化尽，臭气熏人，无法出卖，将棺抬河里泡着。1960年9月30日，县委检查组发现，棺木仍泡在河里。该公社张营大队1960年8月20日决定要从各生产队调劳力在常庄办大队农场。全庄32户，除了与干部亲近留场3户以外，其余29户要全部搬家出村。事先既没有通知群众，又没有通知搬入村解决住房。一宣布营（大队）里“命令”，就要群众立即搬家分散到几个村去。搬后天下大雨，群众的东西在外淋着，不少人大哭大叫，干部不予睬理。有几户私自回去的，被大队干部关锁屋里饿一天一夜后，仍强迫搬入指定村庄。有的户回去采摘自己原在家前屋后种的瓜菜，被视为“愉盗”被关押起来。
三、干部生活特殊。多吃多占。克扣农民的口粮。在大饥荒出现之后，操有实权者，从县委到生产队干部（包括干部亲近等）多吃多占成风。1960年农民口粮日人均不足半斤的时候，一般生产队干部等就要吃掉农民口粮10％～20％，县、公社、大队克扣的粮食加起来超过这个比例。
四、扣饭、收锅、砸锅。农民饥饿无奈的情况下，粮食成熟之前到地里“吃青”。生产队把扣饭、收锅、砸锅成为惩治“吃青”社员的“绝招”。全县因扣饭致死或因扣饭自杀者屡见不鲜。如1960年8月27日，五马公社草寺大队段门楼生产队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而扣饭，被迫上吊自杀。有的锅被收走或砸坏，别说没有钱，即使有钱市场上也难买到新锅，农民就用破搪瓷盆、铁盆等煮野菜吃。十九里公社有一名男子，锅被收走之后，用军人旧头盔烧饭和到食堂领饭。
五、对农民乱捕乱押。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0'年冬整风整社纠正“五风”为止，是全县关押“犯人”最多的时期。
据1959年秋，县委反右倾时统计：1959年3月7日至9月18日，在押314人中，竟有一般干部批押的30余人，其余200多人不知都是谁批押的！反右倾之后县委政法部成立，批捕范围扩大了，1960年秋，全县又大抓一批“吃青”农民。政法部门在魏岗公社牛集大队搞反偷盗重点，一个早晨就逮捕“吃青”农民和小偷小摸9人。在抓押人中，教育释放的少，劳教、判刑的多，关押致死的也不是少数。据在劳教的犯人大组长丁×（已平反）说：1960年在城隍庙劳教所200余犯人中，饿累而死者，约有40人左右。
公社大队的“火箭营”“火箭连”，实际是社队具有综合专政职能的特殊机构。这里设有审讯室、牢房，有持枪民兵站岗，戒备森严。在1959年反右倾和整风整社及粮食收获季节，“吃青”农民多的时候，只要公社书记、社长、政法部长等人一句话，不要任何材料就可抓、关、捆、绑、吊、打、铐、关进火箭营连劳动改造。在几年的乱抓乱押中，全县在“火箭营”、连关押最低人数为5000人，其中不少被迫害致死。当时农民私下传的顺口溜说：“社队都有公、检、法，有错没错都能抓，捆绑吊打是常事，死了叫你抬回家！”
全县设立的“劝阻站”，是阻止饥民外出逃荒的机构。“劝阻站”实际变成了“拘留所”。1959年冬，“劝阻站”在全县星罗棋布，大队已无空白。被查扣者有的一扣就是多日。县“劝阻站”在城西北南京寺西的一个高墙大院里，从民政、公安_、卫生等部门抽10余人专门管理，有持枪民兵站岗。劝组站大门紧闭，还备有绳、棍、铐子、枪支等。在“劝阻站”里，捆绑打铐常有发生。常有人死在里面。1960年春，我去县站检查过两次，被扣的均有近百人，除一部分人可以在院子劳动外，有一部分人被关锁在屋里，有的能扣留几个月。
六、殴打残害农民，大量农民受干部摧残，略举如下：
——1960年8月23日城父公社党委给我的电话汇报说：公社党委副书记，1959年冬至1960年8月在庞洼大队驻点，用以殴打治服群众办法去开展工作，“吃青”者打、不服从领导的打、好提意见的打、与人闹不团结的打、完不成任务的打、上工迟到早退的打……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约打200人次，其中也有打后死亡的。
——毫县粮食局原局长，1960年春，到张集公社小奈大队，见到农民刘维亮因饿而偷吃红芋种，被抓住后，该局长亲自拳打脚踢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检查汇报：1960年春，一姓何的十三岁的男孩，因偷小羊吃，被张集公社芦庙大队王楼分支书记亲手打死。埋葬后，该支书怕因坟墓被人看到，暴露自己的罪行，而特派人将坟耙平。
——据受害人亲口反映：1960年麦收前。十河公社佟营大队门庄分支书记，对“吃青”农民进行搜身、搜家，翻箱倒柜。对搜翻有青麦者佟广英等近20人均被定为“偷盗”，全部抓走，集中在一个麦场上，跪成一排。该支书用皮鞭，对身穿单衣的农民，逐个反复抽打，一鞭一个血印，被打得东倒西歪，哭嚎乱滚。该支书凶狠狠地说，再偷要比这打得还狠！40年后受害人及其亲人们忆此悲惨，仍痛心难过。
——据1960年10月《县委万人大会卷》181页记载：观堂公社观堂大队夏庄生产队长，自1960年春至10月，共吊打农民19人，其中被打后逃走3人。农民田心亮因饿体质很差，派活未去，被该队长连跺20多脚，第二天死亡。农民夏耿氏因痢疾下地干活少些而扣饭，被逼上吊自杀。该队长1960年2月至3月中旬，利用食堂馍饭为诱饵，非法“娶”了三个老婆。
——据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1960年3月18日，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由大队长带领百余农民到离家30余里的大杨公社于王大队挖茅根（代食品）。因天下大雨，无法挖刨。该大队长强令群众返回，身弱怕淋的农民不愿回去的被打20余人。在冒雨回乡群众中，途中因打、冻、饿而死者4人。
——1960年12月6日县委生活检查组王心斋等汇报，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孙家法前往复查，古城公社焦瓦大队周瓦分支和生产队干部，对“吃青”农民施用残酷的刑罚。一是“拧螺丝”。即用一双竹筷子，双手夹紧“吃青”农民的肚皮，用力猛拧，以致拧成血泡、血穴、紫肿等；二是“炼脚板“。即令“吃青”农民光着脚，用棍打着在蒺藜窝里跑步，扎满脚板蒺藜，以致不能行走。
——城父公社城父大队小刘庄分支书记，全家人到小刘庄多吃，一惯打骂群众。1960年春到任一个多月，打10多人，其中14岁女孤儿刘贞，不仅腿肿开裂不加过问，反因她到地里吃青麦被打后而死。女社员刘氏43岁，全家六口人已死四口时，求食不予睬理，本人于5月4日死亡。3月份全庄仅有149人了，到5月5日又死亡52人，（3月前死人统计）占34％。该支书竞公开说：“就是死200人又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少一个，你们死完也照样搞社会主义。”
——用铁丝穿“吃青”农民耳朵最残酷的事件也在毫县发生。
——对“吃青”农民捆、绑、吊、打、冻、晒、罚、饿、前铐、背铐、油漆画花脸、爬蛤蟆、游街、游村、游工地等，已屡见不鲜。
在反农民“偷盗”防“吃青”中，污辱残害妇女事件，全县多处发生。
七、贪污盗窃堕落腐化。在这场农民大批死亡的大灾乱中，有的干部乘机混水摸鱼，贪污盗窃，堕落腐化。
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1960年春盗窃农民口粮卖私馍，对农民采取扣饭，全村死人比例大大超过邻队，庄西半部的21个劳动力全部饿死。并奸污妇女10余人；该公社庞洼大队副书记，亲手盗卖农民口粮（红芋片）300斤，在黑市场高价出售。这300斤口粮则直接夺去了多少农民的生命？除此之外，他还奸污妇女10余人；立德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书记，1960年3月～4月宰杀集体生猪7头，连吃带卖，贪污肥已。同时他亲自不断在几个食堂对农民扣饭，被他扣饭后而死农民就达11人之多。该支书从1955年至1960年共奸污妇女6人。
在县社主要负责人中，有不少人一惯堕落腐化。除县委书记处书记外，13个公社中竟有5个公社党委第一把手，因堕落腐化而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安徽省委对毫县的“五风”严重后果早有发现，1960年7月即派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同志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