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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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防卫厅和自卫队成立于１９５４年，自由党和民主党于１９５５年“保守联合”，结成自由民主党，试图修改宪法，为重新军备披上合法化外衣。为了阻止自民党在参议院的势力不超过三分之二，社会党的右派和左派统一行动，于１９５５年成立了新的日本社会党。从那时起，社会党的路线一直以违宪为由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到了村山富市任首相的时候却出现了１８０度的大逆转。村山政权下的社会党路线转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党路线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本来在主张自卫队和安保条约违宪这个立场上团结一致，作为众参两院三分之一以上势力而阻止修宪的国会内部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变化，同时也意味着支撑这“三分之一民主主义”（石川真澄）的社会基础，对舆论形成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总评”派工会运动的解体，全部倒向“联合”派。也就是说，支撑着“三分之一民主主义”的体制在社会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层面上已经解体了，这是第二个要因。
上述第一、二要因的重合导致第三个要因的形成，即媒体关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的报道出现了结构性变化。由于只剩下日本共产党仍旧坚持批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违宪，于是坚持所谓“不偏不倚”原则的媒体反而更有理由回避对共产党的报道，惧怕被说成是共产党的代言人或煽动者而受到谴责。这个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内阁结构和日本历史上的反共政治传统不无关系，从细川内阁、羽田内阁到村山内阁，每一届联合政权在组阁的时候都把共产党排斥在外。从新闻媒体的发言可以看出，凡认为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违宪的主张都被他们鄙视地归类为共产党言论，有些人因此而回避发表明确的观点。新闻媒体的这种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通过全国性报纸和电视，在有关日美安保条约和自卫队的报道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上述背景下产生了第四个要因，即宪法学领域关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违宪的研究本来是非常正统的学术讨论，现在却也逐渐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在宪法学领域，“现实主义”开始抬头，认为既然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已经存在，日本已经根据ＰＫＯ法海外派兵，就只能承认现实。因此，坚持原理原则便被认为是“神学争论”，“护宪”的想法被彻底忽视，有人甚至认为在意识形态的对立逐渐消失的后冷战时代，如果再坚持原来的想法就是落后于时代。
正是在“现实主义”的影响下，有关宪法问题的讨论被意识形态化，很多人回避谈论宪法问题，特别是回避谈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以及自卫队违宪还是合宪的问题。由于已经形成了一种氛围，人们担心如果不回避这些敏感问题就很可能被社会所排斥。
新闻媒体的思维停止
在为政者高唱某一特定政治主张的时候，媒体却拒绝报道反对者的声音，而且把持不同政见的人都描绘成整个社会的敌人，导致很多人因害怕多数派的攻击而变得沉默。这样一个社会结构在１９９５年明显地表现在围绕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问题的宪法争论上，其形态十分类似所谓“沉默的螺旋”。
日本“沉默的螺旋”在媒体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是关于１９９５年９月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向小学女生施暴事件的报道。当时，冲绳县民的愤怒因施暴事件而一发不可收，连日的示威游行被当地报纸以头版头条如实报道。但是，绝大多数全国性报纸都没有从正面予以积极报道。冲绳运动所指向的是要求政府调整、减少和撤除美军基地，明确指出冲绳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下被迫付出的巨大牺牲。“本土”的媒体却把冲绳人发出的呐喊仅仅当作冲绳特殊性所导致的“冲绳意识形态”对待。
在这场运动中，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拒绝在美军用地使用更新手续上签字。同年１１月，村山富市首相决定代行签名。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实际上与日本的安全没有关系，它只不过是美国的世界战略的亚洲工具，而生活在美军基地地区的人们却随时处于战备的环境下，他们随时面临生命危险，基本人权受到侵犯。这一切却被日本的主流媒体抹消，被执政者视而不见，而地方自治体的政治实践也同时被国家权力所封杀。冲绳县民的和平生存权被支持违宪法律条约的日本国政府剥夺。冲绳县民在这种时候等于被国家所抛弃，而媒体对此却全然不予理会。
同年１月１７日，兵库县南部发生地震（阪神淡路大地震），对于地震中的受害者个人，国家同样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拒绝为他们提供保障。“九条会”成员之一的小田实作为受害人，用“弃民”来形容当时的处境，对国家的非人道性政策提出强烈抗议。而当时的村山富市政权所热中的是在内阁会议上通过地方分权推进法，并于同年５月１５日在国会审议通过该法。实际上是急于把本应由国家担负的责任推给了地方自治体。媒体虽然对受灾状况给予了报道，通过播放记者对灾区的采访等营造了视听氛围，但是，至于国家的何种政策能真正帮助灾区复兴，在报道中却只字未提。
１９９５年发生的另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是３月２０日奥姆真理教制造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在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上，全国性媒体的报道完全转变为把煽动和攻击作为宣传目的的方式。当然，也有江川绍子等记者履行了记者应尽的责任，他们积极揭露奥姆真理教教团的谋略和危害性，指责警察当局调查中的疏漏。
但是，值得注意的倾向是，主流媒体用煽动性方式突出报道某个组织行动的猎奇性和离奇性，使该组织成为遭社会排斥和攻击的对象，同时又阻止了对产生该组织的日本社会结构本身的分析和思考。
新闻媒体的历史认识
１９９５年前后，新闻媒体出现的根本性变化与历史问题的认识有关，特别是与慰安妇问题有关。１９９１年，三位韩国妇女以日军通过人身买卖和绑架以强迫她们成为性奴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予以赔偿。其后，同样的诉讼在亚洲各地相继出现。一批将从１９９３年投入教学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记载了有关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在教科书选定期限临近的１９９３年８月９日，最后的自民党一党政权宫泽喜一内阁下台，以日本新党党首细川护熙为首的非自民、非共产党的七党八派组成的内阁成立。细川首相在就任后的首次记者接见中明确地将过去的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并在８月１５日举行的全国战争死难者追悼会上承认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加害者责任。细川政权还对韩国承认了“强迫作慰安妇”、“强行绑架”的事实并表示谢罪。这些表态引起了自民党右派的强烈抗议。
重要的问题是，宫泽喜一内阁时期已经制定了“ＰＫＯ法”和“国际援助派兵法”，自卫队已经于１９９２年９月开始向海外派兵。虽然细川首相的发言是“真心”话，但也不无政治表演因素，他是要请亚洲各国容忍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兵。也就是说，历史认识问题是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是否违宪的问题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的。
对“从军慰安妇”的历史认识问题，１９９５年的村山内阁并没有将其作为国家责任予以处理，而是成立一个“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试图从民间团体和个人筹集资金对受害女性给予一次性补偿。但是，这条路线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韩国或中国都引发了反对运动，许多受害人拒绝接受２００万日元的一次性补偿，事态发展到僵持状态。
１９９６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求日本政府承诺法律责任、进行国家补偿并处置加害人。但是，日本政府对此未予理睬，这是由于村山政权内部再次回复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对。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时期阁僚级政治家关于历史认识问题、特别是关于侵略战争和从军慰安妇问题的“错话”和“恶言”尤为引人注目。
自民党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美化“大东亚战争”，把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的战争，并运用这种靖国神社的历史观，在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５日战败５０周年当日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也是在同一天，尽管村山首相发表了“战后５０年”的讲话，但内阁中有九名阁僚参拜了靖国神社。在同一天里，内阁中在侵略战争问题上竟然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说明这个一国之政府完全陷于扭曲的、毫不负责的状态中。这正是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愤怒和不信任的原因之所在。这个问题到了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则表现得更为变本加厉。在１９９６年，自民党内又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以下简称“新书编写会”），通过提出教科书中有关“从军慰安妇”的内容，开始了草根性的历史认识运动。自民党把这个运动定位为“国民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得到了“日本会议”这一右翼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后援和一些大企业给予的资金支持。
从信息产业回到新闻媒体应有的位置
在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侵略战争的价值判断上，《产经新闻》等右派媒体有计划有重点地展开了煽动民族主义的宣传，引导舆论把判断标准只定位在两个对立的极端上，即“说日本或日本人好话”还是“说日本或日本人坏话”，而依据历史事实的冷静思考已经淡出。
在“新书编写会”提出的“批判自虐历史观”的口号下，通过小林善纪的漫画等媒介的运做，历史认识问题被人为地与民族主义连接，起到了广泛煽动民众情绪的作用。对于因泡沫经济崩溃而找不到出路的日本人来说，在失去了以往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归属感，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民族主义的幻想。面对批判日本历史观的中国和韩国，他们会产生敌意，回避现实生活的不安全感，以为与国家同为一体的自己便是强大的自己。
推动这种国民情绪进一步升温的是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的“９·１１事件”，以及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平壤宣言”之后的“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有人企图利用这些机会为日本的行为开脱。他们的观点是：既然要追究日军绑架中韩妇女强迫从事性奴隶的问题，那日本人被北朝鲜绑架的问题也应当同样受到追究。于是，把日本和日本人也同样摆在了受害者的位置上。
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布什政权煽动对北朝鲜核开发的质疑，进一步激化了日本的民族主义，舆论利用奥姆真理教沙林事件后“安全神话”的破灭，煽动安全危机论。这个时候的媒体完全定位在强化民族主义宣传的路线上。
《产经新闻》等右派报纸把煽动安全危机和民族主义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他们甚至对《朝日新闻》发动攻击，抹杀新闻媒介本应保持的客观性，把一切都描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