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天下中国军事地理-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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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食其的建议旨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的态势出现。他说到的几处关隘所扼守的一线，基本上就是前面说到的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东部边缘。澄清东西对峙的态势对于以后刘邦的战略决策很有帮助。如果说郦食其的建议在当时主要是维持一种守势的话，那么．韩信略定山西后东下太行、刘邦自武关南出宛叶以分楚军之势、促英布背楚归汉等重大举措都可谓以郦食其所描画的东、西对峙态势为基础的，是这种态势的延伸。
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其统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其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生大水，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大部分时候是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粱，弛山泽之禁。”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都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有说了。故秦汉的统一中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弥过。一有机会，这种隔阂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
汉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布反，汉廷大惊。故楚令尹薛公对刘邦分析说：“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英布起兵于淮南，薛公所说的上、中二策，实际上是以兼并东部平原地带而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的态势。英布乃骁勇之将，自韩信、彭越被诛后，汉军中已无堪与匹敌的将领。统兵打仗、冲锋陷阵，无人能敌，而长算远略则非其所长。因此，对于英布来说，或许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适些。采取中策，略取吴、楚，然后”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以决胜负于中原，是将再现原楚汉战争的局面。此时，东部形势比原项羽时有利，而刘邦所处形势则较从前不利。因此，单纯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英布采取中策，或许有一线的取胜希望。英布终因取下策而败。
英布并未采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却是对西汉时期东、西方形势的一种很具代表性的判断。后来“七国之乱”时，吴正麾下桓将军建议吴王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粱楚之郊，事败矣。”
桓将军所言除了出于步兵与车骑二者利弊的战术性考虑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战略眼光。他所说的“所过缄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二关，天下固已定矣；”可谓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种明朗的东西对峙态势的形成。形成这种态势的关键却在于抢占成皋一带的山川之险，据有洛阳一带的粮仓和武库。吴王未从桓将军之议，而尽锐攻梁之睢阳（今河南商丘），终为周亚夫所败。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进行过一场未遂的谋反。史载刘安日夜与属下研究天下形势，“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他问计于伍被，叙述其起兵的打算，并说到吴王的失误。他说：“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缓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遭、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洛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界者通谷数行。人言‘绝成皋之道，大厂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天下之兵，公以为如何？”
看来刘安是看到了吴王刘濞的失策的关键。“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余人”，是言汉廷平叛大军顺利通过成皋之口东出，迅速展开，足见成皋在当时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计划先“邀成皋之口”，然后“塞轘辕、伊阙之道”、“守武关”、“据三川之险”、控扼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以与西汉形成东、西对峙之势。刘安以谋泄而败，其计划未及施行。
东汉末，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董卓一面徙汉献帝于长安，一面遣兵戍守洛阳。时关东诸将屯河内、酸枣、南阳等地。曹操建议诸将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袁绍）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据敖仓，塞轘辕、太谷，全制其险；使袁将军（袁术）率南阳之军，军丹、析，人武关，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讨逆，可立定也。”
当时董卓所率乃凉州精兵，而讨董卓诸将皆关东人，从人事组成上来看，这种对抗已带有东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据洛阳，虏掠财物俱运关中，隐然已有西归之意。董卓西迁，司空荀爽便说过：“山东兵起，非一日可禁，故当迁以图之，此秦。汉之势也。”双方都认识到了当时东西对峙的态势，曹操之议更是深知东、西对峙的形势利争夺的关键。但诸将不听，终至食尽兵散，汉末局势遂不可收拾。
十六国时，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前赵据关中，后赵据河北．双方在山西、河南对抗。后赵大将石虎攻前赵河东重镇蒲坂，从而引发前、后赵在洛阳的大决战。前赵主刘曜尽率国中精锐驰撞蒲坂，击败石虎，然后挥兵南下，围攻后赵洛阳。后赵主石勒亲自率兵自襄国（今河北邢台）驰援洛阳。进军途中，石勒侦知刘曜仍在围困洛阳，大喜道：“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刘曜若能扼守成皋关，或阻洛水而守，拒敌于险要之外，石勒纵有千军万马也无可奈何，洛阳自可不战而下；成皋、洛水弃而不守，纵敌入险，实为刘曜的重大失策，这种失策铸就了刘曜的失败。
后来前秦、前燕在北方对峙时，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阳之战的形势与前，后赵洛阳之战有些类似。但王猛攻洛阳，先振军扼成皋之险，以断前燕援军入援之路，洛阳遂成瓮中之鳖，不战而下。
东西方对峙，大体止以太行山诸关隘、黄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带诸关隘为对抗的前沿地带，尤以成皋一带为争夺的关键。成皋处于东西对抗的中轴线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东西之间通行的捷径，刘安所言“人言‘绝成皋之道，天下不通’”当是那个时代流行的看法。
从中国地理大势来说，这种对抗却是西方居地势之利，而东方则处相对劣势。西方地势较高，面对东方，居高临下，若是能据成皋一线，即已取得一种非常有利的攻势态势；而东方据成皋一线，至多只是取得—…种比较好的守势态势，失成皋一线则全失地利之险，故历史卜的东西之争以西方胜利者居多而东方胜利者居少。
二 南北之争
南北之争也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又一个突出的现象。东汉末年政治秩序的崩溃导致了统一帝国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经西晋短暂的统一，又因“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而演成南北对峙之局。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对峙，并持续了近三百年。十二世纪起，随着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蒙古（元）与南宋之间再度形成南北对峙之局。
南北对峙之际，双方的角逐本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若单考察在中原这片地域内的争夺，则不能不先考察这片地域的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变化，双方对抗的前沿地带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有所摆动。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别山、桐柏山屏护长江上游，东部江淮之间，水道纵横，屏护长江下游；在黄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环绕着的山西高原，东部是河北平原。
在前面章节已经说到，南北对峙多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人政权之间的对峙；北方之人，长于骑兵野战，性习温凉，不耐暑热．利在秋冬时节；而南方之人，长于水战与守城战，利在春夏雨季。中原地区的地形和气候特点使得南北双方各享一半的利弊。南方之人多趁雨季而北进，但若是越过了黄河而向北继续深入，便会面临很大的不利；北方之人多趁秋冬时节而南进，但若是越过了淮河而向南继续深入。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此，在南北对峙比较稳定的时期，无论哪方主动用兵，其结果邡只不过足在淮河与黄河之间来回拉锯。
在漫长的南北对峙史上，南北交兵非常频繁。其中，以刘宋元嘉北伐和南宋端平年间收复三京之战最能反映出南北双方在中原的攻守形势。（详见东南部分）
实际上，以攻而言，南北双方还可说是平分秋色。南方攻沔南，可以趁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文流作为交通线，迅速北上。到彦之、王玄谟、陈庆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势作战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黄河南岸；北方攻河南，则可利用冬季河冰坚合或河水潦缩的时机．发铁骑迅速南下。
但说到防守，则南方比北方被动。北方之人由于自己的特性，不宜于久处南方，北方的统治者也多能认清自己在南方作战的时间上的利弊，而能于不利的季节主动北撤，等到有利于发挥自己骑兵优势的时节，再大举南下；再说，北方铁骑本来就宜于远程奔袭，能给北方势力造成困难的只是时间季节，而不是空间距离。所以，北方极少在河南作硬性的防守，守河南从未成为北方的负担。对于南方则不然，守城战虽是南方之所长，但南方守河南势必沿千里黄河全线置守，兵力难免单薄，与南方策源地之间的交通线也是迂回而漫长。因此，对于南方来说，攻河南不难，而守河南难。对于北方来说，只要撒开守河南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从地理形势上来看，中原地区南北两边的地理形势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河南图黄河以北，比较困难。黄河以北．战略枢纽在山西。山西地势高峻，仰攻不易：倒是黄河以北足以制黄河以南。北魏开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据山西之险，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面对刘宋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崔浩能有“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形势发生逆转，反为山西所制。尔朱荣和高欢先后据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于五代时期，后唐代后梁、后晋代后唐、后汉代后晋，都是以山西制河南。即使足像金这样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迁都河南之后，也是被蒙古这样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制。
自河南图南方则比较容易。取山东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阳足以制汉水上游，争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的终结即是循着这条逻辑。在南朝刘宋时期，北魏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