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3-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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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雪球滚得这么大的时候，晴雯在怡红院里还一直懵然无知。
晴雯作为女奴，她由着自己性子生活，当然，思想行为很不规范，但她绝对没有反抗王夫人的主观战斗精神，她也绝没有想摆脱“牢笼”，争取自由身的意识，她本以为，她就可以那样自自然然地在宝玉身边逍遥下去。
王夫人呢，在家族政治中，她要对付婆婆贾母，要敷衍大房太太邢夫人，要防范蝎蝎蜇蜇的赵姨娘……晴雯这样一个小生命本不在她算计之中。
曹雪芹接着写偶然。到了第七十四回，如何查出绣春囊的来历，凤姐提出“平心静气，暗暗访查”的方针，王夫人本来也是同意的，如果事态定格于此，晴雯也无妨再在怡红院里撕扇补裘、嬉笑怒骂，但偏偏在王夫人、凤姐召唤自己这边的五家陪房来听命时，“忽见邢夫人陪房王善保家走来”，王夫人出于客气（为的是缓和与邢夫人的紧张关系），就顺口留下她来帮忙。这一偶然事态，就酿成了晴雯的迅疾夭折。
“风起于青萍之末。”偶然是必然的呈现方式。一场惊天动地的抄检大观园风暴，那起始的“青萍之末”，就是那一晚晴雯执意要把子虚乌有的“夜贼跳墙”闹大。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于晴雯毕竟不忍，但细读《红楼梦》的文本，曹雪芹又确实是那么一路写下来的。
他写出了世事的荒唐，命运的诡谲。
王善保家的喧宾夺主，大肆攻击大观园里的“副小姐”，是她，明确提出了公开大抄检的丑恶方案，而且，是她点了晴雯的名。
王夫人本来心中乱麻一团，并不存在晴雯这么个小角色。可是听了王善保家的谗言，“猛然触动往事，便向凤姐道：‘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旷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心里狠看不上那个轻狂样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说得，后来要问是谁，偏又忘了。今日对了槛儿，这丫头想就是她了。’”
底下的情节我不再复述了，几乎所有读《红楼梦》的人士都会铭心刻骨，永难忘却。晴雯死矣！
王夫人趁怒叫来晴雯，当面痛斥，正是在这个地方，曹雪芹写下了对王夫人的考语：“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胸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今因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所以顿生掐灭一个嫩芽般生命之意。
8
把王夫人怒斥撵逐晴雯，依照阶级分析的模式，解释成封建女主对女奴的一场镇压，我是基本赞同的。
虽然事发偶然，但其中的必然因素不难揭橥尤其是王夫人觉得晴雯眉眼有些像林黛玉，逗漏出依据她的封建道德意识，林黛玉、晴雯都属于不符合封建规范的生命存在，理应被排除、被剿灭。
但曹雪芹所写，却分明用一连串偶然来推导王夫人对晴雯的扼杀。他说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我以为并无讥讽之意。
黛玉、晴雯的性格，固然可以用不符合封建礼教规范来解释，但凤姐的性格表现，难道就处处符合封建礼教规范吗？王夫人不是可以容纳吗？
对于晴雯的任性，凤姐就不像王夫人那么反感，当王善保家的下了谗言，勾起王夫人对晴雯的坏印象，王夫人向凤姐求证，凤姐出言谨慎：“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的好，论举止言语，他原轻薄些。方才太太说到的到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说。”
至于贾母，她对黛玉、晴雯的性格只有好感。第七十八回当王夫人向贾母汇报了撵逐晴雯的事，贾母的反应是：“……晴雯那丫头，我看他甚好……我的意思，这些丫头的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晴雯原是贾府老仆妇赖嬷嬷买来的一个小生命，带到荣国府来玩，贾母一眼看中，十分喜欢，赖嬷嬷就把她当作一件小玩意儿，孝敬给了贾母。
贾母是比王夫人级别更高的封建女主，按说对丫头更应有封建礼教方面的要求，但是她全面肯定晴雯，不但认为模样好，言谈也好。那天王夫人看见晴雯骂小丫头，她是陪同贾母进大观园的，贾母当然也看见了，那时候王夫人还根本不知道骂人的是谁，贾母却一定认出是晴雯，贾母却并不产生恶感。这就说明，曹雪芹的描写固然给阶级分析的评论角度提供了可能，但就他自己而言，他只在写真实的生活，刻画活生生的生命存在。他明点“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依我看来，王夫人对晴雯的生命不能相容，还是出于人性深处的东西使然。政治、社会、道德的理念与情感，对人与人的冲突固然起着作用，但人际间的生死悲剧，往往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使然。天真，就是无需后天训练，生命中固有的本能；烂漫，就是不加掩饰径直呈现。
王夫人体现于晴雯身上的天真烂漫，就是本能地觉得晴雯讨厌。
9
晴雯好比一盆才抽出嫩箭的兰花，被送往猪窝一般，宝玉对她的被撵逐，大惑不解，哭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
晴雯犯的是讨厌罪。
无需其他理由。王夫人觉得她讨厌。
如果是在一个阶层里，一个人觉得另一个人讨厌，一般情况下，也不能直接地把那被讨厌者怎么样。但如果是一个社会地位高、权力大的人，对一个社会地位低又无权势可倚仗的人感到讨厌，那么，甚至无需调动政治、社会、道德的“道理”，只要宣布“你讨厌”，就足以致被讨厌者于窘境，于困苦，甚至于死地。
权势者越“天真烂漫”，越不加掩饰，被讨厌的弱势生命就越接近灭顶之灾。
好一个“本是天真烂漫之人”啊！
我读《红楼梦》，读到这个地方，总不由放下书，痴痴地冥想一阵。
个体生命的苦楚处，是不能单独生存。他或她必须参与社会，与其他生命一起共处。俄罗斯十九世纪末的小说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他那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也是常在阅读中不由停下来，痴痴地冥想。曹雪芹写《红楼梦》比陀氏早，二者在民族、文化、时代方面的差异非常巨大，但他们在表现、探究人性这一点上，却惊人地相通。人类中现在仍然存在着侮辱与损害他人的强者，和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什么时候强者能收敛他们在表达对弱者讨厌时的那份“天真烂漫”和“不加掩饰”？靠什么来抑制强者以“讨厌罪”侮辱和损害弱者？革命？法制？道德诉求？宗教威严？
我会继续痴痴地冥想。
2007年2月绿叶居—温榆斋
责任编辑 谢 欣
八旗兴衰始 张宏杰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就职于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理事，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曾获辽宁文学奖、东方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出版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等多部著作。
第一章 性格的胜利
一
明末那出天翻地覆的历史大戏的结局实在出人意表。谁也没有想到，是穿着树皮鞋的满洲人从斜刺里冲上舞台，从演得如醉如痴的两大主角李自成和崇祯皇帝手里夺走了权杖。
从人口上来看，满族和汉族太不成比例了。1644年前后，满族人口不及汉人的三百分之一。两个民族体积之比，几如蚊子之于大象。
从军事实力看，双方也不可同日而语。明王朝的常备军数量已经多于满洲全族人口。明军已经初步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拥有从西洋传来的“红衣大炮”、火铳等先进装备，而满洲人还完全依靠原始的弓箭和大刀。
至于文明水平，满洲人更是不能望汉人之项背。明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全民识字率居世界领先水平。而满洲人还停留在原始农业渔猎阶段，整个民族几乎都是文盲。那些名留青史的满洲贵族的名字，从音译过来的字面上看来，倒也带有神秘的异域气息，可是一旦意译，立刻暴露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海拔。就以努尔哈赤的几个儿子的名字为例吧，“多尔衮”的意思是“獾”，“多铎”的意思是“胎盘”，最小的儿子阿济格，翻译成汉语是“老疙瘩”。女婿“和何理”的意思则是“上牙嗑下牙”。其他王公贵族的名字也文雅不到哪里去。贝勒岳托，名字的意思是“傻子”，将军席特库，名字是“尿炕孩子”，而贝子傅喇塔的名字居然是“烂眼皮”。并不是满族人不想起个好听的名字，而是因为早期满语只有口语而没有书面语，实在没有多少优雅的词汇可供起名者挑选。
满族人唯一的优势，是气质与性格。
二
几乎所有的马背民族都具有类似的性格：“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给满族人的躯体注入了活力的是粗犷的白山黑水。坚强和勇敢是从事原始渔猎必须具备的品质，朝鲜使者在他访问东北的《建州见闻录》中描述他看到的情景说：“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
战争是满洲人的节日，一听说有仗可打，每个满洲人脸上都是抑制不住的亢奋。朝鲜使者回忆说：“出征之时，满洲人无不欢跃。连军士的妻子亦皆喜笑颜开，惟以多得财物为愿。如军士家中有四五人者，皆争先恐后要求出征，专为财物故也。”
与此同时，明末却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汉人体内的钙质流失最剧的时期。在封闭的一成不变的土地上，汉人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谨慎、老成、“不招灾惹祸”，是否恪守祖先留下的告诫，遵从朝廷定下的规矩。他们习于重复单调的田间劳作，却缺乏应对突发事件时必备的勇敢和果断。血性指数过高的人被专制统治毫不留情地消灭，汉人们在五千年间日益驯服温和，逆来顺受。
在汉人们看来，兵器本身就闪动着令人胆战的寒光。“兵者，不祥之器也”。他们在社会上攀升需要的是能够写出华丽的词藻，而不是武功。事实上，“勇敢”几乎就是“鲁莽”的注解，“赳赳武夫”在汉语里也逐渐演化成一个贬义词。几千年间，中华帝国内的精英人物都以手无缚鸡之力以荣，而这一倾向在明朝末年达到顶峰。在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是一个缺乏尚武精神
